率先在农村中搞革命的，是广东的海丰县。早在1921年，出身海丰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彭湃，便单枪匹马，在海丰县搞起农民运动。当时农村的阶级成份，按中共二大的划分：“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
以海丰为例，据彭湃在1922年的观察，由于土地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盗匪猖獗，官府与田主的双重压迫，加上“海丰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 而《广东农民运动》一书也称：“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海丰农村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③
然而，农民真的时时都想暴动吗？农村阶级矛盾真的十分严重吗？不仅孙文与廖仲恺不以为然，参加过海丰早期农运的马焕新（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1921年曾做调查，他也发现，海丰县真正比较贫困的，只有靠烧炭为生的北部山区，其他地方，大致上属“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他写道：
（海丰西部占了50%人口的佃农）没半亩地方，专来和富人家租几块地来耕种的；如伊的父亲荷着锄子出田去了，伊的母亲便去送饭，伊儿女们就来牧牛，虽是年头到个年尾，朝出暮归，一家人没得一点清闲，但伊们得到薯、稻除送纳富人家做田租和自己作食外，还余很多，给伊们跑来城市里换买别样的需要品，所以伊们年年过来，虽没得清闲，但也并没觉得什么欠缺。
（南部是产盐区）在这晒盐事业来说，他每年起利，比那个农业、渔业，更觉好过许多……所以他们个个都觉能够丰足，成了海丰个优裕人家的原因哩。
（东中部是各行各业的混合部）那么他们个个正因事业复杂，个个得到事业来找，并得从中弄出一种商业，所以他们个个都能够生活的原因哩。
分明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火山”云乎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既不算赤贫，也没发生什么天灾，地主与农民矛盾也不算特别尖锐的地区，看不出火山有即时爆发的危险，却成了现代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摇篮。
这主要靠彭湃的个人魅力，他具有肯吃苦、能担当、有魄力和开创性的性格。“彭湃是出色的鼓动家、宣传家和组织者。他始终同贫苦农民、雇农、佃农打成一片，同他们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同甘共苦”。他很快就把农民鼓动起来了。1922年7月，在彭湃家乡海丰县赤山约，组织了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年底，全海丰已经有98个乡成立了12个农会，共有1.659万会员。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在海城龙山天后宫成立，举彭湃为会长。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农会。
彭湃发动农民的办法，不是靠分田地、斗地主、吃大户，而是凶年减租、平粜阻禁、废除苛捐杂税、反对加押退佃，防止衙役、警兵、田主及无赖之徒向农民勒索，禁烟禁赌，给农民治病，改良农业，在田主与佃雇农的纠纷中为佃雇农撑腰。因此，他在农民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在乡间说起“农民大王”彭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23年上半年，海丰的农民运动，稳步发展，波澜不惊。6月23日，陆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兼任会长。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由彭湃为执行委员长。
农会发育虽快，然羽毛未丰，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农会的宗旨与功能，首先是调和业佃关系，使之得到一个双赢结局，“倘农民饿死了，被地主绅士官厅压迫死了，地主收租不但很困难，而且无租可收……农民得到生活的好处，便安安乐乐替地主做工，就不去反对地主了”。搞阶级斗争，还没够火候，即使温和的减租计划，预计亦要三年以后，才能推行。
但7月两场台风接踵而至，把农会的时间表完全改变。台风带来连场大雨，潦水暴涨，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挟着狂风雷电，横扫大地。田野、村庄尽成茫茫泽国，波浪翻滚，鱼龙欲出。这场夏收时节的天灾，令农民损失惨重。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天灾永远是农民暴乱的出发令。
农会奋力组织救灾，奔赴各灾区援救灾民，或慰问调查，或筑堤排水，或送医送药。“各区农民以农会如此努力，益密切而引起莫大的同情，农民们有所谓‘我们生当为农会人，死当为农会鬼’之慨”。
这是罕见的特大凶年，田里的收成损失了90%，牲畜损失40%以上，房屋倒塌40%，人命死伤约五百至一千人。因溺而毙，因饥而死，无家可归者，指难胜数。农民都希望地主减租，以藉延残喘，但地主竟不肯让步，“所以无数农民对于地主异常愤激，或主暗杀，或主暴动，非与地主决一死战不可！”
平静的乡村，从此不复平静。
农会出面，向地主提出“至多三成交租”。以往遇上凶年，都是由地主决定是否减租，轮不到佃农说话，因此，大部分地主都拒绝接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地主联合向县衙告彭湃造反，想借官威吓退农民。
8月15日，县长派警察下乡捕人，与农民发生冲突，闹出很大的风波。四乡八镇，两万多农民蜂拥而来，包围了县署，一夜不散。翌日（农历七月初五），县署游击队、警察、保卫团及军队前来镇压，围攻农会。据彭湃记述，“枪声甚密，子弹已由前门飞入办公厅。此时农会内已知敌人进击，不能抵御，纷纷从瓦面逃走”。25名农会成员，走避不及，被官府抓捕。彭湃四处奔走，费尽周折，才把被捕农友营救出来。
此为史上有名的“七五农潮”，广东农民运动，从此一哄而起，全省沸腾，引起全国瞩目。
农村苏醒了。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执会第39次会议，决定举办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月为期，培养农民运动特派员。7月3日，第一届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惠州会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学。学员38人。彭湃担任所长，教员有彭湃、谭平山、阮啸仙、罗绮园、鲍罗廷等。
讲习所办了六届，共有797人毕业。第六届由毛泽东担任所长，规模超过了前五届。毕业学员像水银泻地一样，奔赴各地，所到之处，波浪兼天涌，风云接地阴。到1924年10月，全省已成立47个农会，拥有六万多会员。
农民还搞来枪支弹药，纷纷组织起自卫队，农民的原意，是“盗匪猖獗，劫掳频仍，不能不速谋自卫”。孙文对此大表支持，他对农民兄弟说：
如果要以后不被人欺负，便要从今日起结成团体，挑选各家的壮丁来练农民团军。你们能够这样进行，政府还可以从中帮忙，用极低的价卖枪给你们。你们有了枪，练成了很好的农民团军，便是中国第一等的主人翁，讲很有力的话。③
这是实话实说的革命哲学，谁有枪谁就是主人翁，说话就有力。正如工人有了武器，商人有了武器，都不会甘于“自卫”，必然会卷入政治斗争，“不为信徒，便为叛逆”。在平定商团事件中，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便初试啼声，配合军队，把商团军打得落花流水。
泥腿子们一旦握住了枪杆子，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就要重新洗牌了。“叔侄”关系，再也不复存在。农民与地主、民团、军队的冲突，骤然增加，规模不断升级，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军队在乡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横行无忌，予取予夺了。冲突在花县、东莞、佛山各地，层见叠现。1924年11月，广宁县的减租运动，竟演变为长达三个月的武装冲突。
农民要求将原租额减四成，其中三成归佃农，一成归农会，县农会通知各区农会和农民自卫军，“无论何区有事，各区农军一律齐出发援助”。他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与地主开战了。地主也成立“业主维持会”，发出“乱世无主，强奴反主，大祸压眉，武力反抗”的叫嚣。有人提议，收租时带齐家伙，谈不拢就开打。地主号召村里的佃农和细民，谁愿意去打农会，可以免交半造稻谷；如果被打死，则给安家费600元。
两股力量，互相加压，火山现在真的快要爆发了。
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赶赴广宁。他还在途中，业佃双方已经在古楼营打响了。12月2日，彭湃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紧急呼吁：“情况很危急，我们请求尽快、尽快、尽快地从花县派出队伍前来支援！”
大元帅府檄调铁甲车队为农民助威，廖仲恺甚至命令粤军第三师运大炮去支援农民。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出动军队支持农民。但军队其实是同情地主的，所谓支援，只是迫于命令，敷衍而已。
农民把民团占据的炮楼团团围住，断水断粮。1925年2月13日，地主民团终于投降了。农军士气大振，又捣毁了民团的另一个据点螺岗墟。地主被迫低头，接受了减租要求。农民尝到用武力制服敌人的甜头，不禁扬眉吐气，气势高张，农会的声威愈加强盛了。
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3年，北洋直系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利用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把总统黎元洪赶下台后，以贿选登上总统宝座，北方形势风云骤变。奉系张作霖在东北声言反对贿选，奉军大张旗鼓开入关内，直系吴佩孚严阵以待。直、奉战争随即爆发。1924年10月，冯玉祥出任直系讨逆军第三军司令，但暗中却和奉系秘密谈判，实行“联奉反吴”。张作霖用官银号120万小洋，买了冯玉祥的倒戈。结果，当吴佩孚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软禁总统曹锟，发表停战通电，邀请孙文北上共商国是。
一时间天地为之变色，冯玉祥的倒戈，导致吴佩孚兵败如山倒。11月2日，曹锟宣告退位。奉军长驱直进，开赴天津后，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一致拥段（祺瑞）出山。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
孙文决定接受邀请，北上与段、张共同召开“和平统一”的国是会议。这是非常奇怪的，弄得人们一头雾水不知宗，因为在国人眼里，孙文与段祺瑞，都是强硬的武力统一论者。自1917年护法战争以后，段要南征，孙要北伐，无时无刻不致力于以武力统一南北。1919年举行南北和谈时，孙文极力反对。1920年，吴佩孚就是因为不支持段氏的武力统一政策，才发生直皖战争；1922年，陈炯明也因为不支持孙文的武力统一政策，才引发“六一六事件”，造成孙、陈决裂，令孙文有“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之叹。
现在，主张南北和平的陈炯明和吴佩孚，都被打倒了，孙文有了广东地盘，也有了苏联援助，还有若干听命于他的军队，本钱多了，为什么反而放弃武力统一，不惜移樽就教，和北洋军阀“共筹统一建设的方略”了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对广东已经绝望了。
民国以后，孙文曾几次被迫离开广东，又几次重返广东。即使1912年那次，从临时大总统退下来，回到广东时，仍受到英雄式的欢迎；1920年陈炯明打败桂系，孙文以胜利者姿态重返故乡，更是风光无限。然而，一场秋雨一场寒，那些辉煌岁月，都被西风卷去。1923年这次回广东最窝囊了。滇桂军是他花钱收买的，不听号令，形同土匪，已引起广东人的公愤；而国民党改组以后，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许多老党人纷纷出走；民间方面，自从拍卖公产私产和镇压商团以后，整个社会的气氛，充满了暴戾与敌意。
一位英国记者在亲眼目睹商团事件后，曾在《士蔑西报》上作出预言：“我亲目在广州看到今天（10月16日），和昨天的凄惨情况之后，我深信孙中山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国逗留了。这两天的悲景在全体广州人民的脑子里，实在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其实，如果仅仅是一个商团事件，孙文大可以付诸时间，让伤口慢慢愈合。但在镇压商团之前，他已决意放弃广东了。下此决心，内因（党内现实）为主，外因（民间社会状况）为辅。1924年底，孙文的身体状况，正在急剧恶化，尽管他强支病体，举止言谈，始终抱乐观奋斗之态度，未尝为绝望之表示，但内心已然明白，统一中国的梦想，正渐行渐远，即耗尽他的有生之年，恐怕也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