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广州的商店都派代表到总商会打听消息。一群行商坐贾，聚议盈庭，愈说愈激动，难免口出恶言，对政府诋毁失敬。有人提议，先要政府解严，再商议解决办法。但对政府是否同意解严，大家都颇悲观。沉闷之中，忽然有人高呼：“械既不允发还，请求解严又不可得。我辈商民更有何保障，惟有即日闭门停止营业而已！”全场鼓掌声、喝彩声，轰然而起。次日，广州亦加入罢市行列，全省有138个埠响应罢市。
26日晚上，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大善堂代表七人，到大本营进行调停。孙文斩钉截铁，向代表们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如果明天还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
据香港《华字日报》披露，孙文当晚召集各军将领会议，讨论对付商团办法。孙文主张用武力解决罢市，但将领们的反应，十分消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说，军队饷项历来由商家担负，商人并未开罪于军队，似不宜残杀商人，当加考虑。
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说：军队首重纪律，抢掠焚杀，如打败仗或打胜仗时，长官查察不及，偶然焚抢，容或有之，未闻以军令纵兵焚抢者，且商民并无反抗行为，何能令兵焚抢？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则说：军队不宜与人民宣战，结成不解之仇。恐将来作战处处皆含敌意。滇军另一名将领范石生也唱高调：军队责在保卫治安，无焚杀人民之义务。
孙文见军队不支持他的镇压计划，遂决定采纳廖仲恺所拟的另外两项计划：
第二计划为委出蒋介石、廖仲恺、马超俊、谭平山、施卜为粮食管理委员，将实行以命令没收全省米店所存米石，及其他足供粮食之商品，归政府专卖。昨已派出人员，分赴米埠调查各仓所存米石。
第三计划即派马超俊运动自来水及电灯工人断绝西关水电。水公司闻讯已派人通知商团设法防范。孙之计划在使西关陷于绝地，而军人亦得乘机抢掠。滇军廖师长行超闻之，非常愤激，力任保护，商人心始稍安。近已准备大光灯、太平水桶，及开太平井，造汲水桶，以备汲用河水。
商团拒绝复市，矛盾迅速升级。28日，警察逮捕了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邹竞先，并于当晚枪决。商团总部曾计划派出武装人员和巡逻车，在惠爱中路、惠爱西路、维新路埋伏，一旦看到维新路公安局押出邹竞先时，立即截车营救，实行“抢犯”。不料公安局已秘密处决邹竞先，“劫法场”一幕未能上演。邹妻其后发表公开信，称“氏夫为团械而死，即为广东而死”，引致商界群情汹涌，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在局势最后溃决之前，曾出现了一个转机。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出面调停，与商团达成两项谅解：一、政府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发还被封财产，发还扣械，撤退市内军队；二、商团把“商团联防总部”进行改组，并将改组章程，于七日内送交政府批准立案，陈廉伯通电悔罪，报效政府50万元。
孙文怀疑滇桂军与商团暗中勾结。据汪精卫说，当时孙文之所以对商团“委曲求全”，主要是因为环境太恶，“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这班骄兵悍将已经和商团勾结，不肯奉总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团”。
8月29日，各地陆续复市，气氛一度缓和。讵料，英国总领事致函广州交涉员，声称如果政府炮轰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作为报复。这种公然的干预，大大激怒了孙文，汪精卫说：“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实是同等的国耻；以总理之志气，此时更愤到不可言状了。” 孙文绝不向压力屈服，任乌云压城，誓不低头。
孙文一面命令永丰舰驶入半塘海口，卸去炮衣，派人通知沙面外人避难，一面召见范石生、廖行超，宣布拒绝调停条件。
转机一闪而逝，形势再度陷于危殆。
9月1日。孙文发表对外宣言，强烈指责英国，是要摧毁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此间就有一场反对我政府的公开叛乱，其首领是英帝国主义在华最有势力的机构的一名受到信任的代理人”。③ 9月4日，报纸刊登孙文措词更为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
宣言一出，人心为之震撼。西关，这个广州最繁华的百年商业中心，已进入了炮火射程范围之内。
1924年9月，北方直、奉两系爆发第二次战争，孙文和张作霖、段祺瑞订有反直密约，9月12日，孙文移师韶关，策应直奉战争。《向导》周报在8月20日曾刊登文章称：革命政府的“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 这与孙文先打商团，后打陈军的战略，是相吻合的，但现在孙文要把第三步变成第一步了，这是为什么呢？
蒋介石劝孙文不要忙于北伐，如果商团勾结陈炯明，远交近攻，里应外合，则省城危在旦夕。但孙文主意不改，在给蒋介石的复函中，他谈到了急于离开广州的原因：
惟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现在已跃跃欲动。如再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其三，则客军贪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
由此可见，孙文对解决广东困局，表面上，仍持沉毅果决的态度，但内心已丧失信心。他有一个特点，当出现收拾不了的烂摊子时，就一走了之，推倒重来。
9月10日，孙文发表《告广东民众书》，承认“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但是，“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与革命主义无与。”最后，孙文代表革命政府宣布：
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
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
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
至此，孙文已间接承认，导致官商对立的责任，在政府而不在商民（尽管他把主要责任归于客军）。可惜中国的政治伦理，是以机会主义挂帅，任何承诺皆可以随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孙文的美好承诺，最后又成一纸空文，政府并没有予广东人民实行自治的机会，不仅民选市长是空谈，苛捐杂税也没有取消，广东人迎来的，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历史上许多看似可以避免的悲剧，到最后都无可避免地一幕幕上演，是人为欤？是天意欤？实在让人扼腕叹息不已！
9月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无悔过表示。胡汉民下令取消陈廉伯、陈恭绶通缉令，但军械仍不能发还。10月4日，全省188埠商团代表在佛山开会，酝酿第二次总罢市。省议会部分议员呼吁陈炯明出兵靖乱。国民党指商团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准备建立商人政府，与革命政府分庭抗礼。
孙文几次致电蒋介石，叫他“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他急着想离开广州这个烂泥潭。但黄埔是蒋介石唯一的地盘，怎么能轻易放弃？他不仅不肯从命，反而劝北伐军尽早南归。他在回电中说：“此时中决不能离此一步，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成败最大之关键也。”
就和当年孙文调不动陈炯明去北伐一样，今天他也调不动蒋介石去北伐。但今天不会再重演“六一六事件”了，因为蒋介石不是当年的陈炯明，孙文也不是当年的孙文，更重要的是，广东已不是当年的广东了。
10月3日，胡汉民接替廖仲恺就任广东省长。他和谭延闿赶到韶关，向孙文建议先发还部分枪械。据说，孙文曾询问谭延闿，万一官商开战，会有什么结果。这位前清立宪派出身的军人，自始至终都反对动武，他说了八个字：“胜则无民，败则无兵”，让人不寒而栗。孙文勉强同意发还5000支枪械给商团，但要商团拿出20万元，作北伐军费。另外再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
商团认为发还枪械不足半数，且发回的枪械都是旧的，不是被扣的那批新械，抗争未达真正胜利，复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将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取消，永不得复抽。二、将年来政府强行投变的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三、将年来政府扣留变卖的大小商船，一律发还。四、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五、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六、将捕杀邹竞先的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随后，全市总罢市，二度响锣，刚重开没几天的西关街闸，又再关闭。
商团判断错误，走火入魔，意在挑战政府的底线。
10月10日，广州民众五千多人举行国庆纪念游行，工团与商团在太平路发生冲突，混乱之中，商团有人开枪，警卫军亦有人开枪，子弹横飞，死伤十几人。事后商团与工团互相指责对方挑衅，市内到处出现反政府的标语，商团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垒，封锁街道，市肆不许开张，百姓不敢出门，表面平静，但内里情势已达沸点。
一旦见血，镇压就有理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