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春天没有那么早到。第二天适逢大寒，会议的气温，也骤然下降。围绕着对民生主义的解释，双方“政治头脑明晰有口才”的党人，开始陆续登场对撼。共产党要以共产主义解释民生主义，而国民党则要以民生主义解释共产主义。
最后，由孙文出面仲裁，作出权威性的解释：“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至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实行……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
他已经预感到，党内两派“因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
然种种暗潮，并非仅属预感，在第二次扩大审查会议上，群儒舌战的场面，又再出现，火药味且愈来愈浓。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宣言》中，原有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等反帝国主义纲领，国民党的审查委员坚决要求删去。双方短兵相接，激起火花四溅，达到“白热化”程度。孙文甚至打算收回宣言草案，用他的《建国大纲》来代替，但鲍罗廷力陈不可。
鲍罗廷说，来自海外的代表“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的极危险后果来恐吓他。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如此等等。”
胡汉民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他认为大会海外党部的代表众多，他们也有苦衷。“如果此时把收回租界、海关等反帝纲领太明显具体地提出，的确影响太大，”胡汉民说，“甚至本党地位也不无顾虑之处。我建议把反帝政纲条款说得笼统一点，不必太明显太具体。” ③由于海外代表的强烈反对，导致有关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等主张，亦一并从宣言中删除，作为一种妥协。
宣言中另一条至关重要的文字，则两党均无异议，一致通过：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这意味着，国民是否拥有“自由及权利”，取决于国民党对他的政治鉴定。只要戴上一顶“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帽子，那他将可能丧失作为国民的一切权利，言论、结社、选举、被选举、迁徙、工作、财产，乃至国民的身份，最后甚至包括生存权，他可能面临毫无尊严地“像狗一样死去”的下场。
“卖国”、“汉奸”是民国以后，最具杀伤力的政治流行语。从讨袁护国、护法战争、五四运动、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无论南北军阀、官僚政客，都喜欢用这两个罪名攻击对手，直到俄国人来了以后，“反革命”一词，才上升到罪恶排行榜的首位，取代了“卖国”与“汉奸”。但什么是“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呢？并没有权威的法律解释。在日后的政治斗争中，蒋介石经常公开指责他的政敌是“反革命”、是“帝国主义走狗”、“反动军阀”，都不是法律上的判定，却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利器。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这份历史性文献。孙文深表满意，兴奋地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1月28日的会上，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来自广州的国方代表忽然提出，在第一章第二条后面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其真实意图，乃针对中共加入国民党而言。会场上充满敌意的对立空气，杂然弥漫于整个空间。
李大钊三步并作两步，紧随国方代表登台，义正辞严，雄辩滔滔，作出详细说明，并向大会散发预先印好的意见书，以正视听：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
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
李大钊能够在国方代表发言之后，立即反击，并出示印制好的书面意见，可见中共对大会上有人将就此问题发难，早有充分准备。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个站起来力挺中共的，竟然是一直强烈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汪精卫。他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言：“在我们党内，也有不少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为什么对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以国民党已经容纳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容纳共产党的理由，是胡汉民提出来的，现在汪精卫据为己用。他的突然转舵，让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
廖仲恺亦有如下发言：“我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都不是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这次他们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胡汉民也上台发言，他在党内说话，一向比较稳重，这时依然立足于中庸调和：“现听大家的议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的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党德、党章，但这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什么取缔条文，只要申明纪律就行了。”
三大护法，相继表态，原先仿佛压着一座山的会场，顿时云开巫峡，路转巴江，轻舟强渡，顺利闯关。在一片喧嚷之中，毛泽东起立提议，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付表决。关于党员能否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只要申明纪律即可一条，大会以压倒性多数，举手通过。
在1月28日的会议上，从加拿大归国的代表黄季陆，提出了一个《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所谓“比例选举制”，按黄解释，是一种最公平合理的民主选举法：“这一投票办法是把应选议席人数，除选民的总数，所得的商数确定为每一候选人的‘当选额’（quota），如果应选名额为五人（候选人当然不止此数），选民可以就候选名单当中用一、二、三、四、五来表示他对候选人的优先次序，在计算票的时候，依次推算，凡足常选额者便为当选。”
黄季陆是想把西方代议政制下的选举方法，引入到国民党内——尽管这个方法，过于复杂，在西方亦未能推广。但反对者的理由，却并非因为它复杂，而是它可能给了少数反对派说话的机会。毛泽东发言时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选举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采用比例选举制即是予少数派以破坏革命之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因此本案不能讨论，更不能付表决！”
来自浙江的中共党人宣中华也坚决反对，将比例选举制斥为“资产阶级骗人之物”。他说：“本席所以反对本案者，因本党主张以党造国，以党秉政。比例选举制根本与之不合。”毛泽东也再发言说：“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革命者的舞台，决不容许有反对派的声音。
大家争相发言，有支持，有反对，众说不一。黄季陆还想为比例选举制“叫冤”，但大会主席已宣布结束讨论，他的提案，留待明年的二全大会再讨论。黄季陆慨叹，民主世界唯一可宝贵的原则是：反对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不仅不会该死而且可以并存。反对党的存在，更为民主政治能灵活运用的一个重要关键所在。然而，他忘了孙文把革命分成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1920年代，是一个大革命的年代，是军政时期，民主选举制，只能留待下回分解。
据黄季陆回忆，事后孙文安慰他说：“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了，这完全是由于你太没有经验，不了解会场的心理所招致的失败，好在只是搁置一年，在下次大会仍须提出讨论，还没有完全被否决。当前这一主张的采用并不十分要紧。”
但事实上，“事隔四十年，党的代表大会已召开至第九届，并不曾有一次遵照此一决议而提出来讨论过”。
1月30日，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孙文当选为国民党总理。在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占了三席；在17名候补委员中，中共占七席。下午，孙文致闭幕词，预言今年之内，革命将获得彻底大成功：
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奋斗。我们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办法，所以成功与失败各有一半，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胜无败，天天成功！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宣布到全国的民众，在今年以内，一定可以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
当代表们容光焕发地步出会场时，忽然觉得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内心第一次如此强烈地体会到，什么是时间的起点，天地的尽头，使命的无限，生命的澎湃……原来革命的感觉，可以如此美妙！胸臆间的激情与感动，一时间令大家目注心凝，口不能言，只能默默鱼贯而行，会场内外，竟然一片肃静。
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曲折折，跌跌撞撞，风一更，雨一更，山一程，水一程，终于走到了一起，坐在同一个屋顶下，共商天下大计了。虽然大家还是免不了大眼瞪小眼，神情别扭，精神紧张，内心不爽，但舞台毕竟已经搭好了，大幕也已经拉开，退路已经没有了。国民党的生命历史，将揭开新一页，谁也无法预测，在茫茫浓雾中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大家的脑子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念头：好戏就要开场了。
在这场好戏中，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不得一全大会之门而入，只能徘徊于门墙之外，默默地聆听着从内传出的鼎沸人声，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大年三十看着别人一家团聚，共享天伦，内心的感受，有如针刺刀剜一般。
这人就是蒋介石。
1月24日，大元帅孙文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旧址为校舍。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官学校，刻不容缓。未来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必须以苏俄红军为榜样，建立党代表制，军队效忠于党，而不是效忠于国家。孙文从苏联学回来的政治理念，就是党高于国家。
孙文让蒋氏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与军政大事，并非不信任蒋氏，而是反映出孙文对办军校，确实很在乎，生怕蒋介石分心。在孙文看来，蒋氏性格倔强，直来直去一根筋，不是搞党务与政务的人才，但却是继陈炯明之后，唯一有可能统领三军的将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