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十年
“海归”，是最近新造的词，取“海龟”的谐音，意思是海外归来，也是人们对留学归国人员的称呼。我写“海归”十年，1993－2003，记述我回国的路。
告别泰晤士
泰晤士河是从南边走近伦敦市中心的。经过议会大厦以后，拐了一个九十度的急转弯向东径直流向英吉利海峡。就在这个拐角处，有两个地方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处是英皇学院（King‘sCollege）的楼群，另一处是英国电气工程师协会（IEE）总部大楼。告别学习和工作了八年的英国，对我来说，除了两所大学的同事、全英学联的朋友、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官员外，再就是这两幢楼房了。我在第一幢楼房的办公室里坐了三年，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泰晤士的流水。在第二幢楼房里，我在她一层报告厅里宣读过论文；也是在这个大厅里，我从协会主席手里接受过ElectronicsLetters优秀论文奖状和奖金；在她门厅的书店里，我阅读选购过科技书籍；在她四层的餐厅里，我和我的同事，中国人或英国人，享用过标准英国式的午餐服务。回国前的一个星期里，我用摄像机在第一幢楼里拍录了物理系走廊，那里悬挂着当年在这里工作的伟大物理学家Maxwell的肖像；在第二幢楼房的门前，我把法拉第的铜像摄入镜头。当我把留作纪念的理由告诉门卫，他热情地把报告厅布置得灯火通明。这位黑人门卫的友善和敬业是我保存的关于泰晤士的最后一个形象。
系主任：心中有个目标
1993年10月，我回到北京邮电大学任教授。几个月以后，学校任命我担任无线电工程系主任。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对留学生如此宽容了。在外多年，工资照发，工龄照算。“海归”了，提拔重用，让人不由产生知恩图报的感觉。
中国早些年贫穷，因为没搞经济建设，大学教师之所以收入少，是因为缺少工作对象。我出任系主任，把组织教职工劳动当作第一要务，利用富余的师资力量办夜大、制定系内激励办法推动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系办公室按需设岗，合同聘用，推动与国内外企业的科研开发协作。对系里的教职工常常念叨的话有两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高等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1994年的北京，大学教职工月收入能够超过500元的不多，而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起点月薪为800元。在学校春节记者招待会上，我说“我当系主任，心中有个目标：让我们系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先进，纳税多说明收入多，收入多说明贡献多”。这话着实让不少人大吃一惊，中国人从来对钱讳莫如深，也只有“海归”才从这样的角度说问题。让我感觉满意的是，到1996年，当我离开系里任副校长时，系里所有正常上班的教职工全都交纳个人所得税了，而且，到2000年，我当校长的第三年，北京邮电大学果真获得了北京市交纳个人所得税先进单位称号。二百多辆教职工的私家车进出校门，引来了媒体的一篇篇报道。
系主任一年当下来，我召开全系教职工会，开场白：“咱们的文化习惯，很少有人当面提意见，也不知道你们对系里工作是否满意，今天发一张表格请大家给系领导打分，如果总评分在50以下，系主任辞职。”结果，总评94，分项中改革得96分，廉洁得100分。
系里王老师有一项光纤电视发送和接收设备科研成果。我到宿舍看望这位讲师，没想到，夫妇俩，一个出生不久的儿子，加上来京帮忙的母亲，三代人挤在一间14平米的筒子楼房里，我不禁问“为什么不到深圳去，换一种生活方式？”他反问说：“系主任怎么赶教师出走？”我说：“如果不走，就应该用才智和劳动，改变我们自己的处境。”
第一个合同签订了，是为齐鲁石化公司职工住宿区设计安装闭路电视，合同款11万。然而那时候的研究组，连启动项目的经费都没有，我这个系主任斗胆“挪用”了系部行政经费3万元支持他们。那天傍晚，我为年青的王老师送行。要了一辆出租，最便宜的那种“面的”，火车票是坐铺，夜车，那一收一发光端机也是他自己拎着的。望着远去的人和车，不免心中一阵伤感。但是，要创造财富，不吃苦，行吗？
终于有了第一桶金，科技开发公司开张。管理也简单，年度利润的30％交系部，30％用作三位参与教师的奖励，40％用于公司的发展。一年之间，竞然真搞成了：获利润70万，教师领到了奖金，公司买了汽车，系部也有了积累。这个公司，后来几经重组，现在的注册资金为1888万元、学校占有33％股份。两位创业的老师占有公司15％的股份，算起来，都是百万富翁了。公司总部办公面积达1100平米，聘用职工65人，有46名本科以上大学生在这个公司就业。截止2002年底，累计纳税超过800万元。
“海归”见多识广，对中国的落后的方面、体制的弊端理解得比较深刻，高谈阔论是特长。当然，“海归”更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干什么吆喝什么，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千千万万踏踏实实的“海归”。
校长：大学生的良师益友
1996年，我担任副校长，分管财务、科研和科技产业。管理财务，当年紧缩开支，实现了招待费有史以来第一次负增长。管科研，面向市场推动与企业的合作研发，与Qualcomm等着名跨国公司建立联合实验室。管产业，让教授和技术发明人拥有科技公司股权。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前，实行教授持股的办法，也许是中国大学第一家。
1998年3月，邮电部任命我为北邮校长。大学校长的定位，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精神领袖，教授代表等等。我当校长，首先希望能做大学生的良师益友。任职后，安排的第一件事是学生恳谈会。200多座位的小礼堂，挤进了400名学生，谈学校未来，说改革思路，也回答学生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学生会的海报是《与林校长恳谈：面对面、实打实》。我喜欢这个提法，也成为我当校长期间对待学生的一种风格。我回答他们的一句话是“没有学生哪来校长”。这些年来，校长与学生的恳谈会一直坚持着，每年或两次或一次。
有人说，中国存在着一种现象叫“群体失语”，大家只会讲一种话，领导讲秘书准备的话，秘书所准备的是报纸上抄来的话。我当校长，对学生讲话，或不用稿，或自己写稿，一律不用秘书准备。
当校长几年了，不论是典礼，还是活动，还是晚会，只要校长讲话，学生会安静下来，只要校长在网上发表文章，学生会很快相告传阅，校长办公室的秘书们，于是把我的讲话整理起来，放在网上，设《校长演讲》一栏，据说点击率挺高，我也常接到电话、E－mail对《演讲》说两句恭维话。到台湾访问，一位中正大学的教授竞然也说对《演讲》一篇篇都读过。采用Google搜索引擎的中文软体，取“校长演讲”进行搜索，第一个出现的条目就是北邮主页上的这个栏目。
网络在中国大学中普及之初，有BBS版的各大学学生都相当活跃，北邮的BBS版取名作《真情流露》，就学生在网上匿名讨论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发的牢骚，我发表自己网上的第一篇文章“校长真情，也想流露”。在那里面，我告诉大学生，网上的人，是一种无标识状态，更应该守法，更应该讲道德、讲文明。“在有标识和无标识状态下保持行为一致，是修养。不仅珍爱自己，而且珍爱别人，是教养。有意见，有问题，心平气和地解决，是涵养。”毕竟是网络时代，这一篇网络上的《真情》走进其它大学的校园，大学生儿子转发给当大学校长的父亲，新华社记者撰文也作摘引，中国教育网将它收录，一位大学系主任告诉我，我在网上被称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校长。”
我陪着夏威夷大学的教授走在校园里，他对我说，你们学生很喜欢你这个校长，我问何以见得，他说所有走过身边的学生，不看我这个外国人，而是都用一种眼光看着你，那种眼光是喜欢一个人的眼光。
2003年的夏天，北京闹SARS，在人们最紧张，有点恐惧的那两个星期，我的每一顿午餐都是在学生食堂完成的，我用“完成”这两个字，是因为我把吃午餐当作镇定人心的任务了，效果是，学生在网上说“只要林校长在，我就不离开校园。”学生对校长的这种亲近感，使我感到充实满足。
教授负责制
我没有系统的教育学功底，只有四所大学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安普敦大学、伦敦大学。好在教育部、北京市有许多交流培训，在教育行政学院的几个月学习也收益匪浅。当了校长，我提治校的“四三二一”。“四”是指大学要完善四项功能，即培养人才、创造知识、转化成果、交流学术；“三”是指管理的三个目标：秩序、质量、效益；“二”是指处理好两类工作的关系，即日常运行与开拓创新；“一”是指做好事情的一个前提，即筹集资金。
靠谁来实现大学的四项功能，要依靠教授和他领导的学术团队，学校要给教授掌握研究组人、财、物的权利，同时交给教授领导的研究组的责任。只要教授负责了，学科方向就有了，育人质量就保证了，科研经费就来了，师资队伍也就建设起来了。
传统的、习惯的计划经济体质下的文化将教授看作是一种身份，看作是官本位系统中的一个级别，它与工资、退休、医疗、住房待遇相关连。人们奋斗、努力，要学校评他为教授，评上教授以后，有哪些职责是不太在意的。大学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身份管理变成岗位管理，把级别待遇转变为职业岗位的权责，这种变化是本质上的，是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
现在的北邮，一个教授领导的研究组发展到十多个人的很平常，几十人的也不是少见，上百的也不止一个两个，他们同时承担的国家研究课题和企业研发项目通常有十个八个，育人的质量明显提高，毕业的博士、硕士供不应求，在发达地区乃至国际上的求职就业的竞争力相当强。最近两年，教授在科技产业中持有的股权已达7200万元。我陪着一位英国大学校长参观一位教授的研究组。我对他说：“我猜想这间办公室可以和英国比较好的教授办公室相媲美”。他说：“我相信英国没有一个教授有这么好的办公室。”
北京邮电大学，现在是“五星级”大学。211工程一颗星，国家重点实验室一颗星，国家重点学科一颗星，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一颗星，研究生院一颗星。2002年，国家对理、工、管、农四个门类的十二个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进行评估，共有19个大学在前三名中榜上有名，有九所大学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占据前三名的位置，北邮就是其中一所，名列前茅的两个学科分别是<电子科学与技术>和<信息与通信工程>。
这是学校多年学科建设的成就，而教授负责制对学科建设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为了鼓吹教授负责，曾经写过一篇《大学想办好、教授要负责》，给研究生作过一次讲演《研究型大学：她的教授和她的研究生》，几名记者实地考察以后写出长篇报导，刊登在中国教育报的头版头条。
迟到的资助
校长是有任期的，我“海归”的终身职业是教授。现在我的光纤研究组，有两位年轻的教师，都是清华毕业的博士，有一位博士后研究员，有博士生18人，2002年我这个组共发表论文30篇，国家的研究课题共有4个，年研究经费有100多万元，还与一个深圳企业合作，建设了北邮——飞通联合光电子实验室。到如今，博士生的论文在国际会议上交流，在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博士毕业也能在美国、欧洲的大学申请到博士后的位置，我自己已经7次被国际会议邀请作特邀报告了，当初的目标，“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同步”，算是逐步地实现了。
今年，教育部专门支持“海归”实验室建设费拨下来，北邮的六个实验室，平均每个有一、二百万的经费，我的研究组也受益了。这笔经费支持，对我来说，迟到了一些，但依然是及时的。
重返不列颠
1998年，中国总理与英国首相建议成立《中英论坛》，我有幸担任了中方核心成员，并任教育组组长。论坛隔年分别在英、中举行会议，探讨中英各方面的合作，1999年的开坛仪式是在伦敦举行的，江泽民主席和布莱尔首相出席了仪式并讲话，2001年我又随团到英格兰赴会，布莱尔首相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接见了中英论坛各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