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当校园发现严重疫情，快速反应商讨进一步手段。
学校决策的原则是三条：（1）把学生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2）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和社会形象；（3）服从全社会的防控疫情大局。
这样的决策是否正确，让历史作结论。
侥幸心理要不得
如果说，除了病毒，无序和恐慌是第一大敌，那么，第二个敌人是我们阵营内部的侥幸心理。
好心的网友为驱散“恐惧”，转载我的《北邮的风水》。我要强调一下，全校师生员工百倍警惕，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防控SARS，才有可能把北邮建设成真正的风水宝地。
我们曾三令五申，发现不适，立即报告校医院；我们曾告诫，千万不要自行就医，更不允许由同学陪同护送。偏偏我们的第一例“疑似”病人傍晚五点感到不适，六点找来自己校外的女友，然后双双前往一家医院，陪到午夜，直到医院确认属“疑似”。
北邮的师生员工不能糊涂到相信“北邮不会得SARS”“同学不会被感染”的地步。一例两例SARS或疑似并不可怕，校园被恐惧气氛笼罩，被侥幸心理麻醉，是校长最担心的。
我赞赏华南理工这位同学
我对SARS的感觉，比北邮学生要早一点，原定4月9日－11日召开的国际通信技术大会（ICCT′O3），我是大会主席，陈俊亮教授是程序委员会主席，中国通信学会秘书长刘彩是组织委员会主席。筹备工作一切顺利，八百篇投稿论文，录用三百多，其中一百多位外国学者。会议筹备的最后一个月，还与世界无线与电波论坛（WWRF）达成合作协议，几十位WWRF与会者集体参加ICCT的会议，而我们也邀请WWRF的一位资深科学家作大会特邀报告。
事情发生在三月底。第一封外国来信询问，北京有SARS疫情，ICCT是否仍然召开？到了四月初，信件，E－mail一封接一封。可惜，那个时候，北京市没有公布疫情的信息网络，我们几个会议组织者因为对北京的疫情一无所知而进退两难。后来几个外国特邀报告人，Motorola的CTO、韩国电信（KT）总裁、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都宣布因SARS不参加会议，四月三日，与我们合作的WWRF会议宣布取消，我们不得不在四月四日作出会议推迟的决定。
在我们宣布会议推迟以前，收到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研究生的来信，他说：“我的论文被会议录用，我也报了名，交了钱，但考虑到广州是SARS疫区，虽说我自己一直很健康，但为了让SARS少一份传播的可能，就不到北京参加会了，请大会将文集邮寄给我。”
疫区学生的行为，应该就是这样理智，我赞赏这位同学。
想起TITANIC
冰海沉船TITANIC号是从英国南部的港口南安普敦启航的，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公园里，树立着一座纪念碑。起先很奇怪：“船都沉了，纪念什么？”仔细阅读碑文后发现，纪念碑是为那些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的船长、船员、乐师们建立的。他们把逃生的机会全部给了乘客，首先是给了妇女和儿童，他们比谁都更清楚，乘客多，救生船少，留给自己的，就是死亡。但是他们还是那么镇定自若，从容组织乘客一批批登上救生船。
我们面对着SARS，危险是感染，感染并不等于死亡，特别是对年青人来说，更不等于死亡。听说，有的大学校园贴出小字报“逃命吧！”网上也有人附和：“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在这个非常时期不宜开展什么辩论。我是在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仅有求生的欲望，还应该懂得高尚。
当年TITANIC下沉的时候，当然也有争先恐后逃命的，还有男扮女装企图早一刻登上救生船的。TITANIC纪念碑是不会描述、不会谴责这些行为的，但阳光下的纪念碑，本身就是形形色色阴暗心理的耻辱柱。
最高的奖励
北京发出SARS警戒以后，一夜之间，北邮的BBS变得纯净，变得理性，真有点“国难兴邦”的感觉。
有一些评论，是将心比心，佩服校医院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有几个贴子是真情实意，感谢后勤职工不辞辛苦为宿舍、教室消毒。还有些同学，为学校出谋划策，“把住校门，安排好生活”。那种保卫北邮，保持净土的决心，让校长感动。
更有一个贴子说“只要林校长在，我就不离开学校”。真感谢同学的信任。当校长几年了，“先进”，“优秀”称号也有几个，但我绝对是把这位同学的网上这一句话当成最高的奖赏，鞠躬感谢了。
接受洗礼接受磨难
洗礼是宗教仪式，耶稣活着的时候就有了。但是无神论者也经常采用这个宗教用词，并且将它与“革命”、“炮火”、“风雨”、“战争”等等词汇联用。这好象正符合保罗对于“洗礼”的解释：“人受洗的全身浸在水中象征与基督一同死亡、埋葬和复活。”可见，把洗礼理解为磨难，不会有大错。
祖辈接受过洗礼，那是战火、旱涝灾难。
父辈接受过洗礼，那是贫穷，文化革命。
今天要接受洗礼的，轮到刚刚离开家门的大学生，轮到快速发展了几年的大学，轮到经济腾飞的大城市。
经过洗礼的大学生，应该会懂得，社会是比家庭大得多的概念。应当学会在非常时期怎样做人。
经过洗礼的大学。应该会明白，再也不能有六个人、八个人的宿舍。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应当加快。
经过洗礼的城市，应该会知道，最高人口密度、最低居住标准、公共卫生防疫保障体系等等，都应当列入市府的议事日程。市长关心的，应当不仅仅是GDP。
洗礼标志着入道，磨难意味着成熟。愿SARS过后，学生更优秀，大学更发展，城市更现代。
做人的目标，永远不要丢失
——在2003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003年4月9日）
同学们，下午好！
今天是毕业典礼，在座的有546名硕士，还有34名春季毕业的博士，你们当中，除三位另有打算外；所有同学都已经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这一方面反映国内外用人单位对北邮人才质量的信赖；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对高级人才的旺盛需求。据2000年统计，中国就业人口中具备研究生学历的仅占009％，北京是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研究生也仅仅占164％，上海其次，落到了059％。北邮今年毕业研究生，85％以上仍然是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就业，这里确实需要你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中部和西部也同样需要高学历知识分子，那里有16个省市自治区就业人口中研究生比例至今还低于005％，最低的一个省份的比例是001％。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今年有四名硕士前往陕西、内蒙和广西工作，其中两名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刚才我们表彰的张振宇、王勇两位同学是自愿投身西部建设的。我相信随着西部开发的进展，北邮的硕士、博士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西部。
看看这个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平与战争的对比，发展与衰退的反差，你们肯定明白，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种行业、每一年都有这么好的就业形势。我们可以庆幸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家，毕业在一个合适的年头。或许，还应当庆幸，当初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学校。
对于今天中国的建设，用一个成语可以形容：“日新月异”。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人们可以感受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潮，从北京、上海，十里长街和浦江两岸，人们开始欣赏现代化大都市的轮廓。
当然，我们知道，速度和经济总量、人均财富是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人均GDP，目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3％，仅仅是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1／6。即使是今天的北京和上海，与世界级城市标准相比，大约也只相当于世界城市初级标准综合指数的60％左右。所以，中国人计划要用20年时间，建一个小康社会，用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的目标。北京人，一定会为3－5年内轨道交通增加到八、九条线路的计划感到振奋，但是要知道，城市规模与北京相当或略小的巴黎、伦敦早就已经拥有轨道交通十三、四条了。所以我们唯有加快速度，才有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们在这里讲速度、讲距离，好象是在把经济比作赛跑，其实如果这与田径赛场真的类似倒也好了，问题是那些跑在前面的国家，他们的跑道是基础坚实的；而我们的跑道呢，却还有点松软，因为已有人均财富的优势意味着建设的高起点和高效率。现在中国的综合生产率，即就业者人均GDP仅为5400多美元，而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都要高出我们十倍，在这样的赛跑中，落在后面的人必须加倍地努力，别无选择。
社会综合的效率，还不仅仅受经济基础影响，而且与文明程度和管理水准相关联。常常有人将基础设施称作硬件，将文明和管理称作软件。当硬件准备齐全以后，决定系统效率的是软件。
我们学校的一位教授从欧洲探亲归来，对我说，他在欧洲一个着名城市，悠闲地坐在街心花园，观察着周围的商店、人群、车水马龙，突发感想，“我们的软件还差得很远。”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虽然很难量化，但是真真实实。
今年2月18日，世界经济论坛在日内瓦发布年度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芬兰取代美国，列全球信息化程度综合指数排名第一，每百名芬兰人，拥有家庭电脑36台，移动电话75部，Internet用户25个。看到这份报道，我不由得回想起一件往事，1987年，我到芬兰首都参加ECOC（欧洲光通信会议），在赫尔辛基街头，亲眼目睹那里的市民，对待人行横道线的红绿灯是那样认真，完全象汽车对待交通灯一样地严格。四个道口，三五十米，前后左右绝无车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闯”红灯。那一种文明的程度，比起其它国际都市，又要高一个档次。当时我就纳闷，是怎样的法治和道德的力量，可以让人们自觉到如此程度？十多年过去了，芬兰的建设又取得成就，我是相信，这与他们的社会文明不无关系。
记得是在1850年，物理学家R？克劳修斯提出熵的概念，英文是“Entropy”，“熵”反映系统的混乱程度，不规则程度。仙农1948年将这个概念引入信息论，把量度信源的不确定性也称为熵──信息熵。学物理的人有时候把热力学第二定律简称为“熵不减”。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影响，没有做功，那末，系统的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社会的秩序恐怕也是一样的，要建立秩序，靠法治、靠教育。建设社会文明，主要靠教育、靠接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的表率作用，成为社会无形的力量，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使文明蔚然成风。
无论是中国传统教育所说的“君子”，还是英国近代高等教育提到的“绅士”，都是说受教育者应该成为守法的人、道德的人、文明的人。“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们现在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讲“德才兼备”、“品学兼优”，也都是始终把德育放在第一位的。可以说，古今中外，教育的宗旨一脉相承。
在一个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一个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强调法律、道德和文明，更具备特别的意义。当我们讲市场经济，并不是说可以允许唯利是图。当我们提倡社会竞争，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不择手段。
2002年北京市人才市场上统计表明，交到用人单位的全部学历文凭中，假文凭占30％，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北京一个区县的银行行长告诉我，他们银行在一个大学发放助学贷款，在去年的毕业生中，至今仍有67名当事人找不到不落，这不能不引起高等教育的十分警觉。
今年早些时候，校长办公会处理两起代考事件，校园里、BBS上都有一些为“枪手”说情的，说他（她）功课好，平时表现不错，念他初犯，给个机会等等，但是校长办公会议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严肃纪律是建设校园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教育学生，包括当事人的重要手段，替人代考的与找人代考的必须同样除名。同学们，作为大学生，作为公民，什么叫表现好？难道还有比诚信、道德、遵纪、守法更重要的表现吗？在考试卷子上请求别人写上自己名字，或者做完卷子心安理得地写上别人的名字，一个大学生怎么就能做得出来呢。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怀着这样的心理状态你走上社会到底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在法治社会，量刑和惩罚都有明文规定，在一个亚洲城市的机场海关，我曾看到这样的警示牌：携带毒品最高处罚死刑。在英国，城市间的火车，通常不检票不收票，途中查票，凡是遇到无票乘车的，罚十倍票价。
一个人走过的路就是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机会纠正做错的事，但是更改不了自己的历史。一个不守诚信的记录，会惩罚一个人一辈子，这种惩罚有两方面：经济利益的和良心责备的。
为参加欧洲量子电子学1991年会，我曾经在维也纳住过几天，他们的地铁，进站不检票，出站不收票，途中也从没碰到查票，我记得，当地人告诉我，前一年的查票结果表明，极少极少有人逃票，罚没逃票乘客的钱不够支付查票人员薪金，于是，市政府就决定不查了。
这件事例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文明也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效率。假如我们的十字路口没有违章的车辆行人，交通速度将大大提高。假如我们这里没有了假文凭、假发票、灭绝了伪劣产品，我们的社会管理成本就可以降低，经济增长的百分点就因此可以更为提高。相反，几个违章车辆，完全可以将十字路口堵个水泄不通；出了一批贷款不还的学生，也完全有可能毁掉刚刚建立起来的助学贷款的体制。如果我们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真正受害地将是社会的每一个人。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接受过差不多二十年全日制教育，你们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今天桃李芬芳，明天社会栋梁”。这栋梁两个字，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在皇天后土的朝代，为治理社稷当官，是为栋梁，在“毕业歌”的抗战年代，拿出力量，拼死疆场，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是为栋梁。在今天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栋梁之材不仅应该为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应该成为精神文明的表率。
一个人，几十年事业生涯，工作可以换，地点可以变，职位可能升降，责任可能增减，但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有积极贡献，这样的一个做人的目标永远不能丢失。
这算是母校给你们的临别赠言。
谢谢大家。（长时间热烈掌声）
法律、道德、文明
——为“北邮人修身工程”题辞
（2002年1月）
修身有三个层次：法律、道德和文明。
法律告诉你必须怎么做，禁止任何人侵害社会；道德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教诲每个人为公众服务；文明告诉你最好怎么做，希望大家给他人带来愉悦。法律有时靠强制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德通常靠教育来倡导，受过教育的人应当率先讲道德。文明靠自觉，多由社会先进群体做引导，大学生理应是文明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