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终身大事一直是父母最感到烦恼的。
你都二十五岁了，可不小了……他们表情复杂、忧心冲冲地看着我--想想看，我们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母亲确实在她二十五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父亲。二十五岁的时候，莉莉姨妈确实也和吴光荣结婚了，但也已经离过了一次婚，并且这还只是她后来一系列离婚、结婚、又离婚、再结婚的开端。而常德发常伯伯的那个潘小倩，其实她那种奇怪的病呵，在她刚认识常德发的时候就有了。不对，在潘太太把她生下来的时候就潜伏在那里了。光等着一个名叫常德发的人把它激发出来。所以说，什么二十二岁，二十三岁，二十四岁，二十五岁……对于这种命中注定的事情，年龄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年龄。年龄真是不好说什么的。同为女人，也是不能比的。人比人，倒也不是说谁要给谁气死，而是真的不能比的。而即便是这个家族里的很多事情也是挺复杂的，并不太适合拿出来做一些类比。所以我父母在就这个话题说了几句后，终于还是面面相觑、嗫嗫嚅嚅着把它淡化了--
反正你真是不小了，不是小孩子了，不要那么任性……要想一想自己的将来了。
有时候，他们会突然把话题转到时代上来。我母亲坐在家用的保健按摩椅上，父亲手里拿着电视机的遥控按钮，从新闻联播调到警方传真，再调到电视直销频道……他们突然觉得很有话要说了，而且统统全是有感而发。
我父亲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曾经下海经商，不过时间非常短暂。因为在一个冬日的下午，他的生意伙伴带了一大笔货款神秘失踪了。这件事情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以致于他后来再也没有涉足商海。
有一阵子他一直对我母亲嘀咕、抱怨、甚至愤怒--
我知道，人活着总是难免要骗人的，但也不能骗人到这种程度！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我一直觉得我父母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是微妙而复杂的。瞧，即便那骗子卷走了货款，他们还是用剩下的钱在海南岛买了房子。但如果没有那个骗子，如果他们发现了那个骗子，或者他们并没有发现骗子但骗子的骗术却并没有得逞，那么，现在他们很可能在哈尔滨、青岛或者大连都买了房子了，说不定他们还真能把房子买到欧洲去。
改革开放还是有它的道理的，邓小平还是做了件大好事的……
他们躺在海南岛的金色沙滩上，阳光暖融融的。我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样感慨着。闭着眼睛。由衷的。
是呵，真是件大好事呵。
另一个也闭着眼睛赞成。也是由衷的。
而到了夏天的时候，炎热和潮湿让他们心烦意乱，他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手里的电视机遥控按钮按过来按过去。
还是老毛那时候好呵。我父亲反思的结果是叹了口气。
当然是现在好，老毛那时候哪有彩电看，哪有泰国香米吃，冬天哪里能到海南岛去晒太阳--我母亲比我父亲更现实。
至少，那时候骗子没有现在多。我父亲说这句话时显得有点凶巴巴的。而母亲则识相地闭嘴不谈了。
每年一到夏天，我父亲就会理所当然地想到那个骗子，那个可恶的伤天害理的骗子，而对于世道产生一种复杂的态度。你呵--他手里拿着遥控器远远地指着我--你呵，也可以说是生在糖罐子里，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呵。我不说话，静静地听着。闭上嘴巴光用耳朵。还真别说，那老一代人说的话呵，虽然有时候是陈词滥调，但有时候还真有些金玉良言，甚至吓你一跳。人呵，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白活的。
其实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说了几句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说：你们这代人很辛苦的，会比我们更辛苦。他说他们那个老毛时代呵，穷是穷了点，但大家都穷，别人能买的东西我也能买，别人买不起的呢，我也一定买不起。所以穷归穷，但心里是平衡的不辛苦的。他笑了笑，又说，再说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买不起呵，因为能买的东西也就那么一点，那么几样。他略微停了停，眼睛里有一种不经意的遐思与念想--所以说呵，我不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样的，反正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几乎是没什么心事的，简简单单，也就这样长大了，平平静静地过着日子，没有什么迫切的期望，也就没有什么过份的失落……
我看到母亲站在阳台那儿，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撇了撇嘴。
你们可就不一样了。我父亲提高了一点声调：你们太辛苦了，又要买房子，又会遇到骗子，这世道到处都是骗子呵！你不招惹他他都会寻上门来的……没错，我们那时候是很苦，生活条件很艰苦，但那是另外一种苦。这社会真是发展得太快了，太快了，这一、二十年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呵……说到这里，父亲突然话锋一转--
你呵，我和你母亲都觉得，你简直就不像是我们的孩子，简直就不像我们生的。后来我们有点想明白了，你们这代人呵，生活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大的压力，能感到幸福吗？能活得简单吗？就不容易了呀……你倒是说说看，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身边的那些年轻人，他们觉得活得幸福吗？轻松吗……
说实话，那天我真的感到有些愕然。我那位对改革开放既爱又恨的父亲，他好像真的说中了什么。甚至话语里还有一种难得的体恤和理解……但好像又不是这样，起码并不完全是这样。他说的当然是对的，但又不完全对。好像还有一些更为拐弯抹角的东西。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不合常理的人。这并不完全是时代的问题。但这究竟又是什么问题呢？是什么呢？我并不知道。至少我说不清楚。要是我知道并且能说清楚就好了……
但是至少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每个时代都会有孤独的人。我想这点我是懂得并且清楚的。
我生日那天的评弹堂会结束后，那位商人朋友把钱付给了评弹演员和五星级厨师，然后他又提出请我去喝啤酒。
我很孤独。他说。
酒吧的灯很暗，但他的眼睛很亮。因为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喝酒，周围的声音是吵的。所以他把话又重新说了一遍：
我很孤独……你知道吗？
对我说他很孤独的这个人姓秋。比我大七岁。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会姓秋呢。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姓氏。我说我是头一次遇到一个姓秋的人。他笑了，说他其实是跟他母亲姓的。而且呢，对于中国的姓氏呵历史呵之类的东西实在是缺乏了解。我说是呵，其实我也缺乏了解。反正你确实是姓秋就可以了，对不？秋先生。
那天我在酒吧里就和这位姓秋的先生说话。我说今天让你花这么多钱……真是的。
他说哪里呵。哪里。
我有点羞涩地笑笑。看着他的眼睛。
他又说，哪里呵。今天是你生日。你生日呵。不是吗，是你生日。
他好像有点喝多了。要不就是我的错觉。我觉得他的神情有些恍惚。还有些迷离。他的眼睛不知道在看着什么地方。即便是正看着我的时候。其实那天我真蛮有点感动的。假如他能说一些其他的话，明确的，坚定的，让我觉得他是在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件他真想做的事情，让我觉得他是真想感动我，真有点喜欢我，让我觉得他其实完完全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做到其中几点的话，那我们之间就真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了。
但好像不是。要不就是我多心了。要不就是我过于敏感。我觉得他一杯一杯的啤酒喝下去，他叽哩咕噜地嘀咕了半天，他真想说的话其实很简单--
我很孤独--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甚至有点眼泪汪汪的。很真诚。确实很真诚。但我不知道这种真诚和爱情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知道这种真诚和坐在他对面的我有什么关系。他那莫名其妙的忧郁、迷离、悲伤以及恍惚，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不是把我和他拉近，而是活生生地扯远。越来越远。
让我觉得我只是他摆脱孤独的一种道具。
他越是真诚，我就越是有这种感觉。为一个女人买单付钱是完全可以表示爱情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过于清高的人。我很现实。这没什么不对的。但不对的在另外什么地方。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什么地方不对。一定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了。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秋先生那天晚上的衣着细节。他穿着白衬衫，领口和袖子上的钮扣都牢牢扣着。他那条灰白条纹领带也系得很紧，就那样硬绑绑地卡在脖子那里。不像我身边经常看到的那些小白领，一到下班的时候，衬衫扣子就松了好几颗，领带歪着或者很有技巧的松出一个弧形……这是个很要干净的男人。确实就这样看上去他也显得很干净。可以想像，无论在哪个环境他都会是干净的，得体的，即便在别人身上会显出拘谨死板的东西：下班了怎么也穿职业装呵，会朋友的休闲活动怎么也提着公文皮包呵--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却仍然是得体的，浑然天成，就该如此，甚至还有一种奇怪的优雅感。奇怪，他就是让人觉得优雅。什么都不让近身、什么都近不了他身的那种感觉。
我隐约知道些秋先生的情况，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讲起过，他祖父母是老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侨，后来当地排华的时候辗转来到苏州……据说他母亲年轻的时候很美，文革结束后他们全家去了香港，后来他母亲就更美了……
你要是见到我母亲，你一定会喜欢她的。秋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
我说是呵--在这方面我是很乖巧的--于是我欢快地说，当然会，一定会的。我一定会喜欢她的。为什么不是呢。
还有一件事秋先生也偶尔向我提起过。他说小的时候他母亲家教很严，他母亲说中国的小孩子在饭桌上是没有说话的资格的……对了，秋先生还有个妹妹，据说这个妹妹曾经也很美。但可惜了，她是个脑瘫。可惜了，就是这样。命中如此。
呵呵，这就是我对于秋先生的了解了。中间隔着大量的空白，几乎就是烟波浩渺。但是--究竟是什么和他现在这个人更有关系呢？和他那种死寂而自成一格的优雅有关系呢？是他姓秋的美丽的母亲？他同样美丽却脑瘫的妹妹？他某些不可告人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改革开放了……是呵，这当然重要，要不秋先生一定不会回来，不会坐在我面前，不会极其真诚、但其实毫无头尾地告诉我，他孤独。
但是他孤独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便他那天在酒吧真是喝多了，他也是那么理智地孤独着。仿佛他其实早就知道了，知道有些事情从根本上无法解决；他受了什么内伤了，或者领悟力太强；这是从好里说了，也没准这个人浑浑噩噩，借着酒力发泄一些乏味无力的情绪罢了……
反正那天晚上坐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堆闪闪烁烁、忧伤着、孤独着、几乎心力交瘁的碎片。那情境多少是感人的，因为有一些瞬间，我几乎忍不住想要问他--
是呵，我知道你孤独，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们谈恋爱吧，交朋友吧，或者我干脆跟你回家上床？）
或者还想问他--
其实，我也孤独的……你又能为我做什么呢？
但是不对。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一直记得，有时候莉莉姨妈会对我讲她年轻时候的故事：我真的后悔的，有的时候，真的。她继续说：如果那时我再强硬一点，如果我拼命地哭……有时她也会长叹一声，说算了算了，全都是命呵。你长大了就知道了，确实有命这种东西。真的有的，不由你不相信。很偶尔很偶尔的时候，莉莉姨妈也会讲到她一直避而不谈的外公童有源。她笑笑，说你外公和外婆很有意思的，直到死还是一辈子的深仇大恨。什么叫至死不渝，这才叫至死不渝呵。
不管她在说什么，是怎么说的，我都有一种明确的或悲或喜的感觉。但为什么我和秋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不和秋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和秋先生都喝得有些醉醺醺的，他先把我送回了家，或者我先把他送回了家，或者我们俩干脆就在街头、在酒吧门口就走散了，各自走各自的路回各自的家……不管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发生哪一个，我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到底是要干什么；好像干什么都是可以的，都无所谓，走到哪里就是哪里了……在酒精的作用和幻觉下面，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连命运都没有的人。在城市的大街上随波逐流……随波逐流……
二十岁以后就老了。
秋先生也老了。或许他比我更老。我们是两个老人。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颤颤危危地告别。然后各自回家。关上房门，闭上眼睛。
在酒吧门口我们可能还迷糊着吻别了一下。因为好多年轻人都在那里吻别。有的闭着眼睛。有的则睁开。我没有觉得那个吻有什么温度，就像不冷不热的秋天的风。
这个晚上以后就更老了。
大一岁了，是不是？真好……你看多好呵，今天是你的生日……
秋先生不断重复地说话，甚至还有些语无伦次。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觉得他其实是在自言自语。他这样一个人一路说着也能走回家去，和我在不在旁边并没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和秋先生断断续续的又交往了一段时间。那是二十一世纪的前夜，二十一世纪快要来了。明明白白的就在眼前了。当时这个城市正面临着很多大的变化，每天的报纸电视上都有令人振奋或者意味深长的新闻。那个阶段秋先生带我去了城中的很多地方。新区呵，工业园呵，还有古城一些隐秘的商业会所。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比较私人化的小圈子。他们对政治其实是很感兴趣的，只是谈得比较隐晦。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谈商业和资本。有时他们会突然把话语转换为大段的、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的广东话，或者零零碎碎跳跃着的英文单词……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会微笑，非常礼节性的。然后告别的时候也是这样，微笑，礼节性的，有一种干净舒缓的优雅和礼仪。
在这样的聚会上，秋先生能说很长时间让我觉得有些怪异的广东话。但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没有喝酒，话总是少的。没什么太多的话好讲。虽然我明显能够感觉他的善意。他对我挺真诚的，或许他这个人本身就还不错。有时，他不和他那些朋友们侃侃而谈，暂时也忘了敷衍我哄我开心的时候，他一个人呆呆地在那里坐着，那时的他还会有一种动人而淡淡的忧伤。好几次我都看到过他的这种状态。他或许也是有什么心事的。我想他可能会和我谈谈。除了笼统地嘀咕他那种情绪状态。但没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和其他什么人谈。可能也没有。有时我甚至会怀疑，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有那种动人的时刻。也没法问他。过了一阵子连我自己也忘了这件事了。
有一次大家在一个露天晒台上喝啤酒。不知怎么就突然争论起来了。男人们总是这样的，稍微喝了点酒一兴奋起来就开始指点江山。不过也是，就要二十一世纪了嘛，难免总有些人心惶惶或者滑稽可笑的兴致高昂。那天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沉默着，后来秋先生注意到了。他说你怎么啦，也不说话，今天不开心吗。我说不是，挺开心的，挺好，都挺好的。我知道秋先生后来一直在偷偷观察我，他好像也想再接着问点什么，或者他也觉得我可能会主动和他谈点什么。结果他也没问，我也没说。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