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人们常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似乎不是科学的说法，但是，在一定时候、在一定情况下，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古人喜欢以“心力”解释自己的人生，从而从现实的痛苦挣扎中解脱出来。这就需要我们会“治心”。在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里，也有“治心”的说法。但它不是真正的作战思想，而是在战争中，对心理的调整，或者说是一种释怀的方式。在老年时曾国藩更加重视心理的作用。当一个个困难猝然而来时，曾国藩能以一种淡定超脱的姿态面对一切，这就是他“心静如水”的外在体现。在晚清时代，只有曾国藩实现了用正确的判断力支撑起一支军队的神话。我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奇迹，是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新境界。
太平天国以天京陷落而彻底灭亡。但这并不是说太平军被彻底消灭。在华北地区，依然有不可小觑的太平军残余部队，他们主要是赖文光部。后来，赖文光与皖北张宗禹率领的捻军会合，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与清朝嫡系八旗部队展开了激烈斗争。此时，曾国藩方面正在全力裁军。因为朝廷对湘军的巨大势力始终心存疑忌，怕曾国藩功高震主。作为一个有儒家大师，曾国藩认为功成名就宜隐退休养，这才是明哲保身的最高境界。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曾国藩竭力劝说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解散了他的军队。之后，湘军总兵力又削减了一半。朝廷看到这种局面，心中稍微安定。东南方一片太平时，西部和北方却依然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本来清政府还不担忧这一股股分散的农民势力。但赖文光高举“光复太平天国”的旗号，回民起义军和在皖北发迹的捻军纷纷聚集到他旗下。赖文光迅速对这些军队进行了正规改编。改编之后的大军称作捻军，由于他们来自民间，每家每户的牲口都被牵来了，捻军的将士们每人都有一匹战马，甚至有人跨下有两匹。
赖文光不愧为太平军的英杰。他在军队中广泛配备马匹是为了提升部队的运动能力。他认为，中国疆域辽阔，先在国内运动起来，让清廷坐立不安。如果他们来进攻，捻军便施展他们擅长的运动战。清廷得知捻军势力已发展到非常强大的地步后，慈禧太后让朝廷唯一嫡系劲旅僧格林沁率部围剿。清政府觉得僧格林沁大军比湘军更强，所以剿灭捻军应如探囊取物一般。僧格林沁也跃跃欲试，非常轻傲。刚刚与捻军交锋，他便轻敌冒进。最后捻军拖着清军到处奔跑。一个月下来，清军跑了三四千里路。就连僧格林沁自己也马乏人疲，甚至连扬鞭策马的力气都没有，部队也不能集中在一起。
赖文光见时机已到，纵马回驰，疯狂砍杀清军。僧格林沁发现自己军队无心恋战，掉头就跑。此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浑身无力。捻军军士三步并两步，走到他面前，手起刀落，将僧格林沁的人头砍下来。僧格林沁阵亡的消息传到京师，慈禧太后惊愕无语。清廷唯一的王牌军就这样消亡了，慈禧太后在政治上的威信受到质疑。虽然黄河两岸已驻扎大量清军，但真正能打仗的，只有僧格林沁部。这支王牌军的全军覆没，让河南、山东，以及京津地区形势岌岌可危。
出于无奈，清廷不得不放弃对曾国藩的排斥和嫉恨态度，邀请曾国藩再次领军，破除捻军之大势。僧格林沁殉难五天后，朝廷向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连下五道谕旨，要求他率领湘军，克日起程，轻装上阵，北援剿捻。曾国藩接到谕旨，心中难免有所伤怀，因为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朝廷屡次对他打压，最终只能离开中央，在江南供职，并大幅度裁汰湘军。现在，朝廷又要他带兵打仗，发展湘军。他心中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来。在激烈的心理斗争中，曾国藩安慰自己：无论形势如何，我都要静心，此为不惑之根本，我当识时务。就是说，曾国藩坚持“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的道理。之后，他毅然决定拖着老迈之躯，率军北上。在他心中，身为人臣，就要忠诚，即“守约”。
为了让曾国藩安心打仗，朝廷敕谕让李鸿章代行其两江总督职务，并调遣淮军刘铭传部随曾国藩北上。曾国藩感情上虽然有所不满，但还是守臣道，心情平静地率军出发了。1865年9月23日，湘军六营和李鸿章淮军两万多人顺利抵达前线徐州。刚刚落定营盘，曾国藩便上书朝廷，现在捻军风头正劲，四处冲杀。但是，此时黄河水势汹涌，他们断然是不能渡河北上的。在直隶方面，淮军潘鼎新的十个水师乘轮船急驰而来，北京防务工作非常严实。皇帝和太后大可安心。但他又指出，捻军势力发展迅速，如要彻底消灭它，必须充实清军实力，只此一法，别无他途。为了能尽快剿灭捻军，曾国藩提出战略不能一成不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因为捻军打的是运动战。
上书之后，曾国藩迅速制订了作战计划。针对捻军运动战的行动区域。湘军方面制定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的战略，并兼行“查圩政策”。首先，湘淮军大军不习运动战，而捻军的运动在几个重镇之间。根据这一点，曾国藩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几个重镇设防，并在捻军的根据地皖北布置少量军队对其进行阻击，捻军运动到一地就在一地对其进行猛攻。然后，就是在水上做足文章。为了防止捻军渡河逼近京师，曾国藩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筑起一座水上堡垒。布防军队由湘军和淮军共同支持。上面两战术都是战场上的，还有一个配合战场作战的工作就是“查圩”。捻军中，大量士兵由农民充当。曾国藩通过建立群众档案，即“查户口”的方式要求国民不得与捻军有任何来往，否则格杀勿论。这一措施的出台，使捻军的兵源全部被截断。查圩制度的实施对捻军的打击超过正面战场。
捻军部队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兵源供应不上。在皖北打了一系列败仗之后，湘淮联军很快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这时，清朝廷却被捻军吓破了胆。慈禧太后突然要求曾国藩从徐州撤出，前往许州驻扎，以保护山西、陕西。年迈的曾国藩非常懊丧，身边人要他抗旨不遵，但他却语重心长地教育属下：“只要心诚，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很明显，曾国藩是不想违抗谕旨的，但他却想用心志的力量来弥补清廷决策上的失误。晚年的曾国藩，非常重视心志的力量。他认为顺心会无所不能。只要在战争中用严密的思维梳理心志，这样就能让战争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就能获得胜利。这次，他首先“顺”着朝廷，这是做一个好臣子的最重要准则，然后他要求一切顺心。他觉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无奈，但也不怨愤地在许州指挥大军作战。在徐州、济宁和周家口、归德等地连连战胜张宗禹大军。张宗禹不得不与赖文光会合，伺机反攻。就在这时，湘军中出现了一次内讧，成大吉部因粮饷不济而哗变。赖文光乘机窜入湖北，将大量湘军士兵吸引过去，扩充了其军事实力。该军迅速攻克黄陂，然后又全歼黄冈境内的梁洪胜部队。同时，张宗禹在西面运动，吸引湘军的注意力。曾国藩见状，更加感到朝廷决策的错误性。但他依然不怨恨，尽心竭虑地筹划反攻。他把作战能力强的刘铭传部改编成游击部队，在黄冈一线紧紧地盯住赖文光。几次猛烈冲杀之后，赖文光不得不全线撤退，转入河南境内，在河南和安徽边界线上与湘军周旋。
但清廷又对曾国藩不信任了，重新起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和鲍超。曾国荃充任湖北巡抚，鲍超很快就率领两千人来到湖北。曾国荃虽然是自己的弟弟，但曾国藩觉得朝廷调他来是对自己实力的怀疑。曾国藩心中再次失落起来。但他安慰自己，认真打仗，剿除捻匪是第一要务，我不在乎心外之物。他在日记也写过，“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精神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心态调整好之后，曾国藩又开始布防工作。此时，捻军集中在河南、山东地区，可能会强渡大运河东去。曾国藩下决心，在运河沿岸构筑坚固的防御体系。这个工作他交给山东巡抚阎敬鸣完成。1866年6月，曾国藩又在朱仙镇到正阳关、沙河、贾鲁河一线构起防御工事。这样，湘淮联军就建立起以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为重点的四面防御体系，捻军只能在一个圈子里活动。
这一作战体系本来可以轻易将捻军消灭，然而天下动乱不断、国基不稳，就在四面防御工事快发挥作用时，陕西又发生农民起义，西面防线突然裂开一道大大的口子。这样，捻军又有了走逃之机。战斗在即，曾国藩又犯难了，因为兵力不够，他无法进行下一步作战计划。而现在对自己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但他依然坚持自己“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想法，努力地在战场上与捻军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