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
打仗需要强有力的军令领导。只有这样，整个军队才能显现出不一般的战斗力。在湘军中，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军将在安营扎寨时能严密考察地形，对战争有胸有成竹的把握；在战争开始后，全军要灵活多变。在紧急关头，怎么抓住变化的战机，怎么临机而动，这都是曾国藩对将士重点培养的能力。所谓兵机，就是战场情况变化。兵机由众多因素组成，曾国藩将其分为两部分。一为战前准备，一为战中机变。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曾国藩觉得，战争胜负的绝对作用点在“临机”上。而其余前期工作往往只是一种辅助工作。这一点，在湘军的战斗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它是曾国藩的兵法思想，也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分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首先，恭亲王和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这股政治力量崛起之后，大力重用汉员，曾国藩迅速升任为东南四省的一方之主。其次，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作战，湘军攻克安庆。这对湘军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将天京西面的防御工事完全摧毁，而且将湘军推到历史的高点。不得不说，经过这两件大事，曾国藩集团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青史上有了湘军人物们熠熠生辉的大名。
在湘军将士们意气风发之际，曾国藩并没有沾沾自喜，为了扩大湘军的胜利成果，他决定展开一场更大规模、更有历史意义的大战役——天京战役。根据曾国藩的想法，天京战役胜利才是湘军全面的胜利，所以当前，湘军只是获得了局部的小胜。他的说法一传开，全军上下跃跃欲试，决定打一场全面的大胜。
1861年10月，湘军水陆两军从安庆出发，顺长江一路东下，连克池州、铜陵、无为、东关等地。曾国藩下令继续推进，但胡林翼劝道：“湘军军力稍显不足，须休整扩充后再战。”曾国藩顿时意识到，湘军已经连续征战，是休整的时候了。大军回归大本营之后，曾国藩马上着手扩军。本来，曾国藩募兵的首选地是湖南。但此时的形势已大不如前。随着湘军东征战线的拉长，湖南渐渐成为战争边缘地带。而且，由于曾国藩常年在湖南征兵，那里兵源基本枯竭。为了长远发展，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在皖北征兵，曾国荃在湖南征兵作为辅助。为了进行属地管理，曾国藩让合肥的李鸿章全权管理这支部队。这就是后来的淮军。
攻打天京事关重大，这直接关系到湘军的前途问题。因此曾国藩等人甚为谨慎。在终日商讨后，众将士达成一致意见，在攻天京城之前，先剪除其周边的防护势力，属于“欲除根本，先剪枝叶”的策略。曾国藩常常说的口头禅就是“可进而不可退”，一旦大军发起进攻，湘军将拼死冲杀。如果天京周围的保护伞不剔除，湘军很可能会无功而返。
湘军取得安庆战役全胜，全军士气高涨，对天京虎视眈眈。但太平军方面却表现出一蹶不振的气象。安庆失守本来应该让他们产生危机感，在东面疯狂反扑，但是，太平军却表现平平，力不从心。因为安庆失守而遭革职惩治的李秀成一心想“光复”安庆。但他对当时的形势明显判断错误。安庆上游的皖北正是李鸿章募兵的基地，湘军渴望控制它。而退守庐州的李秀成却决定放弃安徽，率领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等远征河南、陕西。这一目标并不明确的远征开始后，太平军皖北兵力完全空虚。多隆阿见机，迅速组织战斗，将陈玉成部打得落花流水，先后攻陷了桐城、舒城，庐州形势岌岌可危。
陈玉成在庐州城里寝食难安。接连写信给扶王和启王等人，要求他们面议退敌之策。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发出去的多封急信都被湘军哨探截获。因此李秀成方面的援军迟迟没有到来。陈玉成几乎绝望了。此时，被清廷收买督办团练的富商苗沛霖邀请他放弃庐州，转战寿州，陈玉成顿感希望尚存。因为苗沛霖是有钱人，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他东山再起的日子就不远了。陈玉成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苗沛霖的邀请。
刚刚进入寿州城，苗沛霖就脸色大变，手下一拥而上，将陈玉成绑架。苗沛霖方面不费吹灰之力就抓获太平军最得力的战将之一陈玉成。钦差大臣胜保大为欢喜，他保奏朝廷，对苗沛霖加官晋爵。陈玉成被清廷处死，年仅26岁。之后，庐州陷落。这一来，太平天国东面防线全部被消灭。只有李秀成开辟的江浙根据地还在与湘军展开周旋。但这周旋，也看不出太平军有任何起色，或者说只是回光返照。
1861年7月中旬，李秀成在远征中撤回。一路上，他招兵买马，收集石达开的残部以及天地会成员，使得他的大军猛增到70万之众。这支大军进入苏浙地区之后，与李世贤部会合，商量起以天京为中心的防御作战计划。根据李秀成的想法，先全面巩固浙江战场，然后再图大计。通过与湘军展开一系列激战，太平军连连攻克台州、宁波、临安、余杭，杭州也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此时，太平军江南战场形势一片大好。
军中有识之士纷纷表示，要在江南发动全面战争，将吸引过来的湘军全部歼灭。但李秀成却再次失策，他决定掉转马头，全力攻打上海。上海战役打响后，曾国藩感到太平军末日就在眼前。他认为，上海一旦危急，其地面上列强租界必定受到伤害，所以洋人会放弃“中立”立场，转而向太平军开战。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上海战役爆发后，英法两国首先站出来，为保护本国商人的自由贸易，向太平军宣战。
洋人与太平军开战还不是曾国藩最感到高兴的。他认真分析形势后，欣喜若狂地对自己的爱将李续宜、曾国荃等人说，现在太平军进攻上海，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强大的东面军事压力。如果我们现在能在西面发起全面的围歼计划，那太平军将东西两面作战。加上我们新兵已充，以逸待劳，必能成功地实现对太平军最后决战的胜利。曾国荃也激动起来：“这是个良好时机，我军应当即刻行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其他将领异口同声：“是再次东进的时候了。”曾国藩看到将士士气如此高涨，心中不由地高兴起来。
经过周密商议，重新休整、士气高涨的湘军于1862年春，兵分八路，以天京为作战中心，迅速地向华东地区扑来。经过几个月的猛烈进攻，湘军很快就控制了北面的庐州，长江南面的巢县、含山、南陵等地也被其拿下，皖南的青阳、太平、泾县等地和浙西的江山、遂安等地也先后落入湘军手中。其中以曾国荃部战斗力最强。5月中旬他便成功拿下庐州，后与彭玉麟水陆协同作战，5月30日即驻军雨花台。水陆两军再次围困天京城。
情急之下，洪秀全诏令李秀成放下一切立即回援天京。但李秀成的判断是：凭借当前的实力，太平军根本不是湘军的对手，因此他决定两年后再回援，违抗了洪秀全的命令。面对这样的局面，洪秀全非常气愤。但此时从皖南回援的杨辅清、洪仁轩大军夜袭湘军大营惨败而归。这让洪秀全再次感到李秀成的重要性。于是再三下旨诏令他撤出上海战场，回援天京。李秀成无奈，只好遵命。
9月14日，李秀成分兵三路向天京进发。在路上，杨辅清、黄文金对前往天京增援的鲍超军进行了阻击。使鲍超大军寸步难行，曾国藩被迫放弃了让鲍超援助曾国荃的计划。李秀成大军达到天京后，10月15日，其部队与城中的太平军配合，对曾国荃部进行了夹击。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在战斗中，曾国荃身先士卒，竟然伤了自己的左面颊。后来，湘军发现太平军在自己的战壕旁侧挖地道。于是他们突然袭击，打得太平军措手不及，太平军12座营垒被毁，伤亡惨重。
曾国藩得到湘军被太平军里外夹击之后，心中忧急。他担心大军会经受不了太平军的猛攻。他日夜想办法，使都兴阿调遣了4个营兵士，驻守芜湖的王可升派出3个营官兵和他自己的400勇士前往前线增援。这让曾国荃军士的士气更加高涨，这场与太平军的苦战打得越发紧张。在援军的协助下，曾国荃很快就开始了战略反攻计划。在太平军力量薄弱的西线战场上，湘军反攻大获成功，将太平军追至板桥、半首山一带。东路太平军闻风溃散。这样，湘军正式从防守转入战略反攻。
一个月下来，李秀成依然没有攻破雨花台大营。李秀成大军与天京守军首尾不能相顾。万般无奈之下，李秀成只能停止进攻。以未能解天京之围的罪名，洪秀全将李秀成“革职处分”，并让他戴罪立功。洪秀全亲自策划，又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老策略：先让李秀成率军北伐，取道舒城、六安，攻打英山、霍山、麻城，再走黄州，战汉口，逼迫曾国藩调天京围军前往支援，解除天京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