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与钱
《姐妹》投稿到杂志社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没有编辑相信这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无奈，我只好将政府通告、红头文件、清会办简报复印几份寄给他们。这回他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了，“但是，”他们在电话中说，“读者怎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后来，我又给他们邮寄一些报纸，用来说明“烂会”的悲剧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面积地重演。其实，现实情况比小说中表现的更糟，许多老乡读过小说稿后都摇头说，“更惨，惨多了。”
我老家连城烂会的时候，我是连城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天天跑的就是清会烂会的报道，耳闻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的新闻。与现实的惨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当时就有一个念想，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广播电台由我和蓝春轮流编辑新闻节目，知道我的用意后，蓝春也把有价值的材料给我留着。动笔创作的时候，清会办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的吴德祥、电视台的余兴辉又陆续给我邮寄一些有效证据。
当然，《姐妹》写的不是永安，更不是连城，绝对不是。“桃源”这个地方在我的梦境中，在人物的活动中，在读者的想象中。我不能怀疑读者将对号入座，因为那是对读者智慧的侮辱：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尔？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关系。美国“垮掉的一代”认为，到20世纪中叶，对人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从前停留在概念的阅读，因为有了烂会，所有的疑团都解开了。
烂会风潮使编辑困惑，金钱却是一个与生死、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母题。金钱作为小说的主题，就像宗教和性一样，自从出现人类文明以后，就占据了读者的好奇心。在《不变的欲望》一书中，詹姆斯？巴肯写道，“作为一种手段，我认为金钱绝对是一种工具：它现在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创造或者扼杀一切事物。在目前这种极端重视手段的情况下，它又一次经历着转变，以达到一个绝对的目的。货币的价值并不根据它的实现愿望的力量来评估，更确切地说，金钱就是人们所有希望的目标。金钱被尊崇为我们时代的上帝。”
《姐妹》中有关桃花会的描述存在这样一对矛盾：所有参与过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不充分，而所有不了解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太夸张。对我而言，标会时的狂热只在文革中见过，烂会时的恐慌只在非典时见过。标会与烂会的情形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那对抄起杀猪刀、在镇上到处叫嚷要杀人的维卡略兄弟。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纳塞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桩理由本不充分、连杀人者也不想实现、因事先大肆张扬的谋杀案竟然没有阻拦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同样的，没有人相信标会能滚大利润，但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从众心理表现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大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个体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那些想做大事业的会首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而不是求助于理解。疯狂行为所唤起的是众人的崇拜，而不是他们对金钱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所谓的“社会感染”，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催眠的延续。
《姐妹》着重写了哑巴与花季三姐妹的关系，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哑巴的爱情是病态的、非正常的。在哑巴与花季的婚姻关系中，金钱所及的范围比夫妻之间所能想像的要大很多，甚至操纵了夫妻彼此之间的态度。婚姻中，有关金钱的冲突有两种：显性差异——由于夫妻双方的金钱观与花钱的习惯不同；隐性差异——真正的冲突原因隐藏在金钱观的背后。相反的金钱观意味着婚姻中无尽的烦恼，哑巴与花季也不例外，他们夫妻怎么处理金钱所引起的争执，比有多少钱吵架来得频繁。
在婚姻关系中，钱一旦太多，婚姻容易徒有其表，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钱一旦太少，婚姻容易画地为牢，所谓“家贫万事衰”。婚姻的长久与稳定是需要排除一些金钱因素的，尤其是在这个欲望社会里。
2000年前，中国人说“自古圣贤皆贫贱”；2005年，在美国召开的“贫穷与经济发展论坛”却提出，贫穷是咎由自取。今天，价值坐标将如何修定？
对金钱崇拜这种腐朽的社会风气的讽刺鞭挞莫过于晋朝人鲁褒写的《钱神论》一文了，文中似乎赞美了钱的神通广大，实则充满讽刺揶揄之意。鲁褒的《钱神论》对金钱的神通从不同侧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有钱可使鬼推磨”，“金钱万能”，处处崇拜孔方兄的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堪称奇文。
“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然仇嫌恨，非钱不解；今间笑谈，非钱不发。
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
那么，有什么措施能制止人对钱的贪婪吗？没有。因为我们的制度是按属世的欲望设计的，民主社会体现多数人的欲望，专制社会体现为少数人的欲望，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人类的个体是理性和智慧的，但集体往往呈现出疯狂与愚蠢，大到对大自然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对同类的战争，小到民间标会，都充分表明了个体的理性在集体的疯狂面前无可奈何。因此，理性是不可靠的。人类应该有比追求肉体的享乐更重要的事要做，应该有比现世更美好的家可以期待，只有把自己当成寄居者，才能淡化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
以国际最低贫困线为标准，最贫穷的人恐怕莫过于耶稣基督，人主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临死前还被兵丁拈阄分了衣服。但耶稣基督却嘱咐他的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如果我们丢弃信仰，或者贬低它的作用，只靠理性生活，我们将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福感。因为幸福是信心的馈赠，也是生命的意义。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来没有人逼我们说谎，但有的人还是天天在说。甚至有所谓的社会科学专家，明知道自己研究的课题是谎言，还要付出青春年华的代价去圆这个谎言。其实，谎言是不需要论证的，去做就行了。这种人没有理想、没有立场、没有是非，只有职务、职称、存款、住房、小车，那么，自己的尊严在哪里？
一个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尤其是反映民间烂会这种极端事件，应该从人心方面找原因，而不是从制度方面找原因，更不应该将批判的立场低俗成一种茶余饭后的满腹牢骚。说到底，作家应该倾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冲突，而不是外在的喧哗。作家拥有话语权，这也是一种权力，既然是一种权力，我们就应当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为穷人做过什么？为社会公平做过什么？为净化人心做过什么？
如果允许我向上帝提要求，我的要求就是：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失去尊严；也不要让我太富裕，以免忘记真理。
现如今的社会，很少有人因为贫穷而吃不上饭或赤身裸体，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忧虑反而越来越重呢？为什么会飞蛾扑火般投入到桃花会这种荒唐的事件中呢？我到厦门后，更是面对各种赚钱的诱惑，但是我想，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有饭吃，生命是不应该随便被挣钱涂炭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一个富翁在海边散步，遇到一个渔翁躺在小船边晒太阳，富翁见了很是不爽，对渔翁说，“你不应该晒太阳，应该去打更多的鱼。”渔翁问，“打那么多鱼干什么？”富翁说，“买更大的船。”渔翁问，“买大船干什么？”富翁说，“打更多的鱼，做一个富翁。”渔翁问，“做富翁又怎么样？”富翁说，“你老的时候就可以安稳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渔翁说，“可是，我已经在沙滩上晒太阳了。”
真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梁实秋早在1929年就说过，“经济是决定生活的最要紧的原素之一，但是人类的生活并不是到处都受经济的支配，资本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无产者也常常自有他的乐趣。”人生如果一味对金钱贪得无厌，视赚钱为人生目标，那么他就会失去生活的重心。正如一句古老的新英格兰谚语所说：“金钱只有在理智伴随时，才能变得更美好。”快乐是自己的快乐，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快乐；忧愁是自己的忧愁，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忧愁。所谓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世界却是同一个世界。
钱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人。当钱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免不了要一声叹息。这本书就权当是我的一声叹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