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这是摩根家族一以贯之的思路。并且，经过几十年的贯彻执行，它几乎成了一条铁的纪律，不以时间、地点、人物为转移。20世纪20年代中叶，这一思路被摩根帝国实际上的“大当家”拉蒙特贯彻到了其刚刚吸收的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意大利身上，并得以发扬光大。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着实是三个不错的生意伙伴——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两大工业王国以及顶级奢侈品的输出天堂——一想到索尼、宝马、奔驰和阿玛尼们，有哪一家银行会不梦想着将这样的客户独揽怀中？然而，当时间定格在上世纪30年代，其背后的深长阴影却叫人不寒而栗。人人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当极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乌云开始在世界上空聚拢，摩根银行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地对这些“客户”的“忠诚”，不仅使其与华盛顿的政治家之间产生了龃龉，而且其一向自视甚高的纯正高贵的同盟国血统，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法西斯鼓吹者”这一身份的玷污。如果各位读者还记得1926年至1927年间拉蒙特与墨索里尼的亲密合作，那么，30年代初期摩根银行为其日本客户提供的“特殊服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1927年，一连串的银行倒闭和股票市场关闭之后，日本先于所有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之中。而此时，摩根财团在日本的买卖正做得如火如荼。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被称作“战争贩子”开始，总是有人相信，摩根财团每一桩大的交易背后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东京、横滨的大地震，再度让摩根的合伙人嗅到了灾难背后的滚滚财源。那场地震几乎把日本的两个城市化为废墟。当镜头闪回，我们看到1923年9月1日的正午时分，行人们忙碌地穿梭在东京街头，主妇们照常在家里准备午餐，突然，原本平静的关东大地剧烈震颤起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摇晃、起伏瞬间毁掉了城市街头的许多建筑物，人们四散奔逃、惊慌呼救。然而，悲剧已无可避免。一些人被埋进倒塌的房屋，瓦砾堆上扬起的烟尘中传来痛苦的哭号，在街面上逃命的人群和横冲直撞的汽车被地面上突然出现的“血盆大口”所吞噬，很多人直到死，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火灾随即肆虐起来，夏末干燥而热辣的风助长了火势，更多的人和建筑群一起葬身火海。有人跳进公园的湖中躲避大火，然而湖水已被烤得热气腾腾，来不及脱身的人们被活活烫死，其状之惨只能用地狱图景来形容。
事后人们得知，这场地震的震级达到了里氏83级，史所罕见，全日本约1/20的财富在这场灾难中灰飞烟灭。消息传到华尔街23号，银行家们一边慈悲为怀地表达着人道主义关怀，一边精明地开始了筹划。没过多久，拉蒙特略施小计帮助摩根击败了竞争对手库恩—洛布银行，主持了对日本的巨额地震贷款。于是，灾难过后，日本政府事实上成了摩根的独家客户。对于这个新的客户，摩根银行秉承了一贯的殚精竭虑的作风，所提供的服务从贷款、疏通两国央行关系到替日本人跟华盛顿“讨价还价”无所不包。彬彬有礼、绅士派头十足的日本财阀首领们赢得了华尔街的好感。与此同时，拉蒙特正枕着日本天皇亲自授予的“旭日勋章”沾沾自喜。这时，萧条却不期而至。像此前对待他的英国、意大利客户一样，拉蒙特一视同仁地开出了他最热衷的“药方”——1930年1月，摩根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使日本重新恢复了金本位制度。当时，日本的政党统治进入了第六个年头，代表民政党的滨口内阁临危受命。不过，政党组阁施政这个当初的新鲜玩意儿在日本老百姓中已经逐渐失了宠。在与日本军部的频繁摩擦中，军方对政客们唐僧式的唧唧歪歪更是越来越不耐烦。
所以，没过多久，滨口雄幸首相就永远地被堵住了嘴。1930年，为了缓解紧张的国际局势，英国主持了由美、法、日、意等国参加的裁军大会。滨口首相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将美日两国海军总吨位比例确定在了10∶7，这比此前华盛顿会议确定的10∶6显然是有了进步。滨口雄幸为此颇为洋洋自得，还以为可以就此交差，让军部“化戾气为祥和”。谁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野心已经今非昔比，军部的舰队派和军政派对首相破口大骂，指责他影响了扩军备战。当年11月，倒霉的滨口在东京车站遇刺，不久就一命呜乎了。在下面的叙述中大家会看到，在日本滑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滨口雄幸不是第一个牺牲品，更不会是最后一个。老当益壮的井上准之助当时正在自己第三任日本藏相的任上，对于将要降临到日本以及自己头上的命运显然缺乏清醒的判断力。
正是这位日本财经界的泰斗人物、拉蒙特的老朋友，在衰退到来之际力挺金本位，并打出了通货紧缩牌。井上曾经有过一番诚挚的言辞，大意是说，日本经济每次逢凶化吉，有一番作为，都是倚仗着外援，说出去实在丢人，何况现在外援们刚打完世界大战，恐怕也是泥菩萨过江，指望不上，所以，这回日本人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原话是“凡能使日本的经济萧条变为经济繁荣者，多是借助了外部力量。但是，看看今日的世界各国，均因欧洲的战事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凭借自身的力量、自身的勤俭努力外，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事实证明，尽管这位老朋友“善解人意”，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讲义气的拉蒙特却并没有袖手旁观。只不过，像在英国一样，恢复金本位的努力一如既往地好心办了坏事。金本位和井上准之助的紧缩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
1930年至1932年，日本经济陷入了更深的恐慌之中。当时，胡佛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正在全世界被仿效，稍微有些贸易进出口业务的国家都只争朝夕地加入了这场关税大战。“不让老子的货出去，谁的也别想进来。”大家就这样互相怄着气，画地为牢，各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可以想象，此时因恢复金本位而使出口产品更加昂贵的日本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曾经在英美上流社会大受欢迎的日本丝绸没了销路，可怕的是，大约2／5的日本家庭赖此为生。大米的价格也在“跳水”，贫困在农村迅速蔓延。饥饿感当然难以滋生出什么愉快的情绪，仇恨的、新的乡村民族主义的种子开始萌芽。城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外来的萧条与内部的紧缩两面夹击，没能杀出一条血路的银行、工厂绝望地大批倒下了，丢了饭碗的人们跺着脚骂起了大街。于是，日本自由、开明的政党统治逐渐走向了末路。
有争议说，正是井上准之助的通货紧缩政策逼得不合格的企业退出，活下来的企业誓死拼搏，他的继任者高桥是清才有基础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实现了后来的经济复苏。但是，不管后来的历史大师和经济学家们再怎么争得头破血流，井上准之助这顶“庸医”的帽子也没有机会摘下去了。因为，饿死于他开出的拯救经济“药方”的日本人民群众，时刻准备着从坟墓里跳出来控诉一遍：“我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也正是他开出的“药方”，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抓住了口实。他们指责外国势力是日本经济困难的根源，并把解决问题的出路指向了无辜的“邻居”——中国，进而指向了全世界。他们与同样善于在转移矛盾、煽动民族情绪上做文章的德国朋友们一唱一和，最终酿成了那场在未来十几年间席卷了全世界的血腥风暴。经济搞不好，社会就乱套。历史的讽刺意味在此表露无遗，拜井上藏相所赐，在政治上一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民政党，功不可没地制造出了当时日本军部和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的糟糕透顶的社会环境。不得不提的是，对此，拉蒙特和他的摩根银行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