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支那"一词的词源，现存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秦始皇声威远播印度，而秦字的读音是Chin，印度人在发音中于Chin之后加上元音，就成了Chi-na（支那）一词。China作为梵语中中国的代称，逐渐向东流入中国和日本，向西传到欧洲。由于"支那"一词在晚清暗含有颠覆清朝的意味，所以最初并没有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反感。例如梁启超还用过"支那少年"的笔名，宋教仁也办过刊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但是由于日本人赋予"支那二字若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日本孩子嘲弄别人时，都常常爱说："笨蛋笨蛋，你的老子是个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者。"再加上日本政府"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对于"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支那"便成为了带有轻蔑意味的称谓，在这一词语的背后隐藏着日本人复杂的心理内涵、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
二、被贬抑的国民
所谓国，乃是国民之国；所谓民，乃国家之民。国与民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中国学子听到日本少女说出"支那"二字的时候，心里"会起怎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在《沉沦》中，当中国学子在妓院里被问到"你府上是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就有着神经质的紧张反应：
一听了这一句话，他那清瘦苍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层红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声，他呐呐的总说不出话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郁达夫小说中的中国留学生被"弱国子民"身份压得抬不起头来，把在域外所受的气都转撒到国家的头上，责怪国家的贫弱连累了他在域外受歧视，在临死前呼吁祖国快点强大起来，以解救众多像他一样在域外遭罪的同胞。而郭沫若的小说则不同，中国留学生在"他者"的压抑之下产生了剧烈的反弹，在受到歧视的同时进行了严厉控诉。所以他们之间书写风格就有着"逆来顺受"和"不平则鸣"的差别。在《行路难》中，爱牟对日本和日本人就表达过这样激烈的情绪：
我们住在这儿随时有几个刑事侦伺，我们单听着"支那人"三字的发音，便觉得头皮有点吃紧。啊啊，我们这到底受的是甚么待遇呢？
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单是在说这"支那人"三个字的时候便已经表示尽了你们极端的恶意。你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把鼻头皱起来，你们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许还在南洋吃椰子呢！
啊，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你要知道我假冒你们的名字并不是羡慕你们的文明，我假冒你们的名字是防你们的暗算呢！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你们动辄爱说我们"误解"了你们，你们动辄爱说别人对于你们的正当防御是"不逞"，啊，你们夜郎自大的日本哟！你们的精神究竟有多少深刻，值得别人"误解"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你们别要把别人当成愚人呢！你们悔改了罢！不怕我娶的是你们日本女儿，你们如不悔改时我始终是排斥你们的，便是我的女人也始终是排斥你们的！......
这是爱牟在遭受日本人的歧视之后，出于心理平衡的需要，在唐津生发思古之幽情的一部分。因为唐津是当年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前往中国的门户，在这里不但"可以疗慰乡愁"，还可以畅想李白、钱起等和当年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之间的友谊神话。这种友谊神话和自己在日本受歧视的现实遭遇相对照，形成一种强大的意义张力，不但隐含着对日本"发迹变泰"之后对中国人"忘恩负义"歧视的谴责，更隐含着对于中国重新强盛的殷切期望。
关于日本人对中国国号问题的态度，在郑伯奇的《最初之课》中有一个细节很富有意味：中国留学生屏周初到东京时，向日本人打听"中华民国的公使馆在那里"，没有人搭理他；而当他迫不得已改口询问"支那公使馆在那里"时，"那时才有一个人向他，问道'你问的是清国公使馆吗？若是清国公使馆便在坡上"。在这里日本人顽固地坚持"清国"论，其对于中华民国的抵触和排斥情绪是很明显的。让中国人说出"支那"二字无疑有着自取其辱的意味；而当"支那"一词从日本人口中说出时，其贬斥和蔑视的意味也就不言自明了。
屏周在东京受尽了闲气，"成天的被感情冲来激去，几乎要得神经病哩"。后来转移到京都求学，由于京都曾经是日本"千余年的古都，东邦的名胜地"，"山紫水明"，气候宜人，屏周希望它人情也淳厚些，可以"作规则的生活，要读我想读的书，研究我想研究的学问"。但是他的心愿和计划在"最初之课"上全都被粉碎了。
在京都，在"最初之课"上，日本人对于中国表示了无以复加的蔑视。日本学生称中国为"大肥猪"；日本先生则无视中国革命和改元的事实，在课堂上公然蔑称"中华民国"为"清国"，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并且恶毒地把中国人和老鼠相提并论，说"世界上最多而处处都有的只有老鼠同支那人"。除了这样对中国蔑视之外，更为嚣张和狂妄的是居然肆无忌惮地叫嚣对中国进行殖民和占领。由于日本是东洋岛国，"投在茫不可知的荒洋中"，日本人认为"这洋真是风紧浪高，我们稍一不慎，便沉没了。我们为在荒洋中救我们的沦没，我们才这么着离群去国去找安全的法子"。这里所谓的"去找安全的法子"，就是对中国东北实行侵略。
其实，日本长期以来一直觊觎和垂涎中国的东北，对中国实行了一系列蚕食鲸吞的策略，孜孜以求一块安稳的陆地，在中日战争期间提出的"宁舍本土，确保满洲"的口号，可以说是对此最好的注解。郭沫若曾经把自己在日本的留学经历概括为"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郑伯奇把这句话写进了小说《最初之课》中，并且暗示日本对于中国的蔑视已经深入人心，像瘟疫一样，无处不在。中国留学生"那些愉快的感情，被几次不快之波荡尽了"，深感"此邦之人，不我肯榖"，"此邦之人，不可与处"。不过，话说回来，在小说中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也不是没有正面作用，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留学生"民族身份"的意识，并且引起了他对"国家"和"人类"能否相容的深刻思考。
日本教师不但无礼地对中国予以蔑视，而且还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狡辩，"我原不是对你讲的，不算失礼"。这正像司各特充满"东方学"色彩的小说《护身符》的作派："从'总体上'谴责整个民族，同时又以一句冷冰冰的'我并不是特指你们萨拉辛人'，试图对这一谴责进行某种程度的缓和。"日本教师这种从"总体上"否定中国，而在"特指上"耍花招的伎俩，很快就在"弱国子民"所受的东洋气中破产了。中国留学生首先是作为一个具有着"中国身份"的人，然后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而存在。正如萨义德所说："不管特定的例外事件有多么例外，不管单个的东方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逃脱在他四周密置的藩篱，他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最后还是东方人。"
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侮辱，连稍有良知和稍有远虑的日本人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日本国会议员清水留三郎认为："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往往受到学校冷漠的对待、公寓管理人员的剥削，以及一般日本人的轻慢侮辱，种下不平愤懑的种子。又因为接触中等以上的家庭的机会甚少，难以感到家庭的温暖。故在日本留学之际，既对日本抱有恶感，归国之后成为排日论者，自是当然之理。"而上田万年在察觉到中国留学生的实际生活状况后，也认为中国留学生蒙受了极大的委屈，确实处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地中。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这里"取缔"二字含有管理、约束和监督的意思。可能因为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当时的汉语杂志皆沿用"取缔"二字。，要求各学校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管理和监督，拒绝所谓可疑分子入学，取消违规学生的学籍。对于这种动机暧昧且含有歧视性的规定，中国留学生以罢课、归国的行动表示抗议。1905年12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称："罢课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解释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卑劣放纵的意志。"正是这"卑劣放纵"几个字，深深地刺痛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让他联想到中国学子在日本所受的"弱国子民"的遭遇，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最后愤而投海，以死明志，也对日本作出了强烈的抗议。他在临死前一天晚上连夜写就的《绝命书》中说：
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卑劣放纵"，其轻我不遗余力矣。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之，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
二十世纪有卑劣放纵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韧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其实，当"取缔规则"颁布时，有人请陈天华著文陈述反对意见，曾遭到他的拒绝。但是当日本媒体以简单、粗暴和种族主义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留学生群像时，陈天华真正愤怒了。他以死进行了强烈抗议，这既是民族身份意识的最高表现，也是对国家尊严的捍卫。"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百多年来，陈天华的名字成为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远渡重洋，探求真理，为振兴祖国而努力；他的《绝命书》也构成了中国留学背景最为重要的底色和基础，代表了中国留学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有着空前强烈的国家优越感，对作为"弱国子民"的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在当时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就连日本操贱业者都概莫能外。郁达夫《沉沦》中的日本妓女，梦芸生《伤心人语》中的日本车夫，凌叔华《登富士山》中的日本马夫，都对中国存有一种蔑视心理。竹内好在对鲁迅《藤野先生》一文的分析中指出："作者对藤野先生所以表现如此敬爱之情，大概是忘不了周围的黑暗吧！"这"'周围的黑暗'是指甚么呢？那是指一般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这态度是一片黑暗的。由于周围都黑暗的缘故，一两线幽光的出现，就分外引人注目"。在这充满歧视的"黑暗"世界中，藤野先生那充满着"国际主义"意味的关爱，就像"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让鲁迅备感温暖，所以鲁迅尊他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鲁迅毕竟是幸运的，遇上了藤野先生，其他留学生则未必有鲁迅这样的好运气，所以在他们的书写中，多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学子的歧视和贬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