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问题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可悲的事实是卓越令人不安。
--莎娜·亚历山大，记者和作家
拉里和谢尔盖花了三年时间才找到一个他们信任的人来领导他们的慈善机构--谷奥。他们的等待是值得的。事实再次证明，很难想象他们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承担这一使命。
拉里·布里连特是典型的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他生于1944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是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他参加过相当于那时的火把节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并且在印度师从一位瑜伽修练者。那位修练者鼓励他创立一个慈善组织在那个国家消除天花--他和世界卫生组织一道完成了这项使命。回到加州北部之后，他曾一度是杰瑞·加西亚的私人医生。
布里连特说他和典型的婴儿潮时代出生者一样常为无休止的野心所困，但起码他很好地利用了这种野心。他是塞瓦基金会的创始人兼主席，该基金会致力于在世界各国消除可预防与可治疗的失明。他曾经与多个疾控中心共同从事一项应对天花生物恐怖主义的合作项目。在主持治疗世界上最后一个天然的天花病例之后，紧接着他展开了在发展中国家消除小儿麻痹症的活动。2008年，他又作为一名志愿者在斯里兰卡参与了海啸救援。2006年2月，（作为技术、娱乐、设计会议的一项内容）他有建立一个能够在大范围流行病或者灾难达到失控程度之前发现它们的全球预警系统的愿望，并因此获得了总额为十万美元的技术、娱乐、设计奖。
布里连特同时也具备作为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的综合性职业背景。他于20世纪70年代与人合作创立了第一个在线虚拟社区--TheWell。他又是宽带公司SoftNet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并且持有一项远程通信技术专利。今天，他是KPCB风险投资公司战略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同时又是斯科基金会、卫生计量网络、Omidyar网络、人类一家以及应用技术工具改进应对灾难的InSTEDD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他说他先是听说了谷歌的慈善机构，然后当他因为伤寒病躺在斯里兰卡的一个难民营时给谷歌基金会打了电话。“我多少有些神智恍惚，所以为了保持清醒，我强迫自己翻译找得到的每一份印地语言报纸，因为那很难做到，否则的话我会因为伤寒昏过去。”他在一篇文章中了解到谷歌基金会。那篇文章给出了一个便于有意到该机构工作的人们联络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因此他就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进一步了解基金会的情况。他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但是他说他也许把电子邮件地址弄错了。“那篇文章通篇都是印地语，因此我甚至不能肯定我的电子邮件是不是发了出去。”
但当他回到美国时，拉里和谢尔盖找到了他。故事开始于由私营的非营利性组织种子基金会运营的TED（技术、娱乐、设计）机构。该机构的年会像世界经济论坛一样引来各方名流。2006年3月，一些TED成员鼓动布里连特做一些发言并且与作为TED成员的公司的人见见面，以便为实现他的愿望寻求支持。他在居住着风险投资人和富裕的管理者的美丽的硅谷小镇Woodside做了一次演讲，谈了他的愿望以及自己为消除天花所付出的努力。他并不知道，拉里·佩奇和埃里克·施密特就在屋子的另一头。他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咱们雇他吧。”布里连特不能肯定是哪一个说的这句话。
随后他碰上的一位谷歌管理者告诉他：“我们刚刚在谈论把你列为掌管谷奥的后备人选之一。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个人，但面试了几千人，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布里连特说他一开始并没兴趣。他已经将近40年没有向上司汇报工作了，而且他也不想那么做。但是，在谷歌董事会成员约翰·杜尔家的一次晚餐上，杜尔强调说那是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布里连特说杜尔告诉他：“你得去见拉里和谢尔盖。只要走进去，关上门，和他们一起待一天，然后看看你是否不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那么做了，而他们确实是。布里连特变成了这对搭档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2006年2月，他成了谷奥的执行董事。（2009年年初，他将对谷奥的控制权转交给了另一位高管，自己变成了谷歌的“首席慈善福音传播者”，其角色更像是???歌慈善理念的游说者、组织者和推销者。）
改变世界
谷奥被赋予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300万股谷歌股份。与比尔·盖茨本人作为主席之一的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相比，这个数额显得相形见绌。那个基金会创立于1994年，当时拥有资金9400万。但最近刚刚开始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该基金会的盖茨已经将资金规模扩大到了350亿美元以上。它在健康和教育问题方面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而大部分事业都在发展中国家。盖茨的母亲曾是UnitedWay的一位著名慈善家，而他也在很年轻时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首先作为企业家积累财富，然后变成慈善家。他说到并做到了。
布里连特说，拉里和谢尔盖与盖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使谷歌成为慈善工作的核心。“当你年纪更大而且曾经失去了某人，当你已经对死亡有了深刻的感触，经历过孩子的出生或者有过濒死体验，看透了物质财富的无益之处，你会慢慢对生命和使命的意义的理解更富哲理性，并作出道德上正确的决定，”布里连特说道，“但在年轻人中间，我的经验是这种情况很少见。而这正是拉里和谢尔盖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我的年龄是他们的年龄的两倍的时候，他们已经比我对有关技术和商业的一些道德问题作出了更加深刻的反思。”
布里连特已经对这个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里和谢尔盖对他应对疾患的背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他到任三个星期之后，拉里来到他的办公室说他们应该考虑健康领域。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对提交给他们的数以千计的不同提议进行筛选。这些提议的内容从应对水危机到贫富差距、一些国家里的女性割礼以及人类预防艾滋病，花样繁多。
布里连特显然把他的TED愿望变成了谷奥的一部分。谷奥的动议之一就是开发一个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的程序，来创立一个能够预测并帮助预防传染性疾病，而不仅是在其广泛传播之后对其作出反应的主动应对体制。该机构对诸如气候变化、森林砍伐、不断增加的跨国旅行以及人类与动物的接触导致疾病传播的因素进行研究。他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并跟踪监测疾病和自然灾害。
另一个令布里连特倍感骄傲的动议被称做“告知与授权”。这一项目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其使命是告知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他们能够从其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人们甚至往往不知道他们能够从哪些项目中获益，而这一项目的初衷就是使他们能够要求得到从教育到提高用水质量到得到医疗服务的那些服务。有时候政府本身并不知道它们花钱购买的服务实际上并没有提供给应被服务者。该项目同时为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让它们作为记分员跟踪监测在当地谁得到了入学机会，谁又得到了医疗服务。
布里连特声称这一项目甚至可以使政府得以提供新的服务。“一些国家是刚刚经历了苏联时代的，而在非洲许多国家刚刚经历了内乱，这些国家的政府未必具有向庞大的人口提供复杂服务的长期传统。因此我们能帮得上忙，可以提供工具、计算机系统，并且从而能够帮助使社区意识到这些事情中哪些是重要的。这实在是体现谷歌核心原则的一项伟大的行动。”他说。
但所有项目仍然要得到拉里和谢尔盖的首肯。他们喜欢分析这些项目，寻求切实可行的方式加以实施，并衡量其进展。当布里连特向拉里和谢尔盖呈上“告知与授权”项目建议书时，他有若干目标了然在胸：增强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增强人们了解那些服务的能力，同时找到一个记分员。拉里和谢尔盖对此进行了讨论，并指出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是否记分，重要的是结果。因此他们说每一个项目也都应该树立一个目标--80%受到影响的人们应该了解他们饮用水的质量，他们的孩子所受教育的质量，以及他们所享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他们的思维明显超越了寻求结果的策略的水平，”布里连特说，“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趋向于最高层次并将其外化。”
比采访他的大多数记者读书都多的布里连特把拉里和谢尔盖的思维方式比做论证什么样的行动构成世界上最大的善事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康德描述了“绝对律令”，这一概念提示人们通过向自己提问“如果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好东西又会怎样呢？”来选择自己所要做的善事。布里连特说：“意思就是关照善的普遍性。这就是拉里和谢尔盖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想有一个不同的范式。”
另外，拉里和谢尔盖还共同倾心于应对气候变化。他们在布里连特到来之前就已经启动了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的一些项目。二者中拉里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2007年，他在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指出科学家们应该为全球变暖寻求解决方案，并确保公众获得相关信息。
随后他决定向他们演示应该怎么做。这导致了两项动议的产生：名为RE<C的开发比煤基发电更便宜的实用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被称做RechargeIT的提高即插充电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开发速度的项目。
这些项目资助并投资于以此为目标的机构。但谷歌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该公司花钱做的一些事情对一家软件公司来说完全没有意义。比如，谷歌拥有她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研发团队，从进行诸如太阳热能、风能以及地热能源技术研究的工程师到能源专家一应俱全。几年之后，拉里想要建成一个足以为一个相当于旧金山规模的城市供电的10亿瓦发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