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我向张绍德请假，谎说有些东西忘在医院里要取回来，张队长当即准假。在村口我很快就等到一辆辎重营的十轮卡，车正好经过留守处，我在留守处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在铁西广场乘电车直奔城里，在鼓楼南大舞台胡同找到了恒记货栈。黑色油漆大门的墙垛上挂着一个不显眼的木牌子，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一点儿动静。我走上前在大门上拍了几下，里面没有反应，又重重拍了几下，才听见有人轻声地问：“找谁呀？”“这是恒记号货栈吗？”“门上不是写着嘛，你找谁？有什么事儿呀？”我也轻声回答：“找朱老板，于志强让我来的。”“你等一下。”脚步声渐渐离远，大概是去向主人通报。
过了一会儿，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一张年轻的脸，门缝刚好可以通过一个人。年轻人说：“进来吧。”我应声跨过门槛挤进门去，年轻人立即上了门闩。他不声不响只管在前面引路，我紧跟在后面边走边四顾张望，院子不大，迎面是一排清砖瓦房，在靠外的几间屋檐下摞着一些麻袋和木箱，这大概就是货栈存放的货物了，这些东西似乎跟货栈的称呼有点儿名不副实。年轻人在最里面的一扇门前替我掀开竹帘子，我神情略显紧张地走进去。房间里很暗，在一张八仙桌后面坐着一个人，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样子，过早的谢顶显得他额头很宽，蜡黄的脸瘦瘦的，嘴唇上边蓄着一字小黑胡子。他见我进门立即站起来笑容可掬地说：“我就是朱老板，是于志强让你来的？”“嗯，我叫安琪，是于志强的朋友。”朱老板让我在八仙桌旁坐下，年轻人端过一杯茶放在我面前，随即退到门外去。
“安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说：“于志强被抓走了。”朱老板好像并不感到惊讶：“我听说了。”我心想，于志强刚刚被抓他怎么就知道了？消息这样灵通？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跟于志强是什么关系？
不等我开口，就听于老板说：“于志强是我远房的侄儿，他被抓的消息是我在宪兵队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安小姐，你能把他被抓的情形跟我们说说吗？”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
“朱老板，于志强告诉我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您，他现在很危险，您要想办法救救他呀！”朱老板紧锁眉头背着手在地上走来走去，他的着急和担心一点儿也不比我差。他真是于志强的亲戚吗？他会不会也是共产党的人？
朱老板忽然在我面前停下，很有把握地说：“安小姐，你不要着急，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你也在新军师政工队供职？”我忙点头称是。“你没穿军装很好，做得很对，你挺机警嘛。”他很满意地笑着，“你来这里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你记住，我们不认识，你也没来过这里。”他又一再问我是否有人跟着，是否遇到了熟人，我说没有，我出来也只有张队长知道。朱老板千叮咛万嘱咐之后，让我赶快离开。一路上我始终悬着的心仍然放不下，朱老板虽然满口答应一定会救于志强，可能不能救得出来还是疑问，也许他现在就关在大牢里承受着非刑的折磨和摧残，过去几次在梦里都梦到他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样子，难道那些叫人心惊胆战的梦境居然应验了吗？一辆黑色囚车鸣着凄厉的喇叭呼啸而过，我向车上望去，从铁窗里我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正向外张望，他会不会就是于志强呀？
我茫无头绪地想着，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不知不觉竟走到曾经有过我的家的大井沿胡同。我多想再看看那个从小到大住过十几年的大杂院，而且也想去看看我一直惦记着的沈冬生，于是信步拐进最熟悉不过的小胡同，走进即使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的院子。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是我家住过的那间外屋铺炕的房子如今已换了主人，物是人非，不由得心中顿生凄凉。恍惚间我看见妈妈像往常一样就站在房前，嘴唇翕动着像在跟我说话，却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的头发全白了，面色憔悴，眼里注满泪水。我急忙扑过去，可倏忽间一切都化为乌有。妈妈死了，弟弟也死了，他们满怀冤屈和仇恨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
“是小琪吗？”我应声转过头去，原来是邻居常大娘正从自家门里走出来，她显得老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腰也弯得更厉害。
“常大娘！”我快步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瘦骨嶙峋的手，“常大娘，你老可好啊？”“唉，这年头就对付着活着吧，有什么好不好的。你这是回来看看啊？想你妈妈了是不是？唉，想不到的事儿，你妈那是多好的人呀，我们处得像亲姐妹似的。你那弟弟小小年纪就懂得孝敬老人，连我也没少得济，帮我买东西帮我干活，多好的孩子就这么——”常大娘说着说着不禁老泪纵横。
我急忙劝解：“大娘，你别难过了，都过去了，咱们活着的还得好好活着，您老要保重身体，这种苦日子快熬到头了。”用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去安慰她，岂不是自欺欺人？可除此又能说什么呢？
“要真是这样就好喽，唉，也该苦到头了！”常大娘用衣袖揩着眼泪，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常大娘，我想去看看沈冬生，您老千万要保重身体。”我实在不想再多说什么，我怕引起老人家太多的伤怀。
“去吧，应该去看看，冬生是个好孩子，人正心眼儿好，你妈妈跟你弟弟的后事多亏他忙前忙后张罗着，好人哪！”我告别了常大娘，径直后院走去，我担心他上白天班就见不着了。走到沈家窗前向屋里悄悄叫了两声，声音刚落沈冬生便一头冲出门外，喜不自胜地喊道：“安琪，我一下就听出是你。”他上下打量着我，高兴地搓着手说：“你好吗？唉，真想你呀！”“我挺好的，你哪？上夜班呀？我还担心你不在家呢。”我拉过他的手紧紧握着。
沈冬生把我让进屋里。
“大娘呢？”我问。
“在里屋哪。”他向挂着布帘的门一指说，“睡着了，她耳朵背，就是没睡咱们这样说话她也听不见。”沈冬生的家显得更加破败，炕上铺着长久没拆洗过的褥子，上面补丁摞着补丁，褥子上堆着一床又脏又破的被子，好像他每天就这样扯过就睡，睡醒一掀，从不整理。枕头边上放着几本书和一叠报纸，大概是他睡前醒后的精神食粮吧。靠窗放着一张小炕桌，罗着用过的碗筷，好像也没洗过，地上靠墙摆着两只掉了漆的木箱子，此外再无长物，从这些零乱不堪的用具，可见沈冬生的生活和心境有多糟糕。
“大娘最近怎么样？”“还是老样子，时时犯犯，不肯看病也不肯吃药，还不是怕花钱。”“你们工厂怎么样啊？有活儿干吗？能按时发工钱吗？”“发什么工钱？都快黄了，原料进不来，产品卖不出去，老板拿什么发工钱？现在已经放长假了，说什么时候有活儿再招我们回去。我正犯愁哪，想做点小买卖，一打听干什么都不挣钱。我也想学你弟弟去卖香烟，小本小利能混口饭吃也行，上街一转悠，发现卖烟的比抽烟的还多。真的，卖烟的太多了，一份儿挨一份儿，遇到个买烟的，卖烟的一哄而上，都抢着卖，为了争买卖吵架斗殴是常事儿。唉，真没活路了！”他眉毛拧成疙瘩，不住地唉声叹气。“对了，都吵吵要打大仗了，是真的吗？你们一定知道准信儿。”“咱们也听不到准确消息，军队一步步往西挪，不打仗干什么，早晚的事儿吧。”我只能这样敷衍着说。其实政工干部大会上丁怀仁传达南京军事会议精神时已经明确告诉大家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估计就在今年秋天。这些作为军事机密，我是不能说也不敢说的。
“师傅们都盼着早打呢，都盼着共军打过来。都说共产党来了日子就好过了，听说北边共产党的地界老百姓的生活可好了，农民分了地，不再受地主老财的气，工人有工做，不再挨打受骂，说这叫穷人翻身得解放，所以共军现在叫解放军。”沈冬生不觉喜形于色，激动得满脸通红，边说边比比划划，好像这一切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这些话从于志强的嘴里听说过，想到他现在的遭遇就更加替沈冬生担心，如果他不管不顾地到处乱讲，一旦犯在军警特务手里，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我忙阻止他：“冬生，你说的那些即使是真的，放在肚里就行了，可别到处乱说。你知道吗？现在的局势很紧张，军队里天天都在讲要肃清赤特，要严防共党破坏，到处设检查站，天天查户口，稍有可疑就抓起来，你千万不能粗心，不认识的人更不能随便搭话，记住。”“我知道，前些日子我还看过共产党的传单，上面说国民党快完蛋了，他们越临近灭亡就会越加疯狂，这就是你说的局势紧张，对不对？”我吓得忙问：“哎呀，你是从哪弄到的传单呀？这还了得，不要命了？扔掉没有呀？”
沈冬生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没事我看完就烧了，老有传单在师傅们手里传来传去，你放心，我会注意的。这阵子街上的兵车特别多，有的还挂着大炮，白天晚上都能听见鸣笛的警车跑来跑去，那声音又难听又瘆人。我看你们真的不行了。安琪，听我一句，赶快回来吧，别给他们干了。”“唉，船到江心下不来了，现在我连家都没了，回来干什么？怎么生活？”沈冬生一拍胸脯说：“就暂时住我家，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一起努力，总会有办法活下去的。”我心里说，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连自己都没有保障又靠什么帮助我呀？我是从苦日子中过来的，可现在再让我重复那种生活，我会受不了的。况且我一直心存那个美丽的梦，虽然还不能确定它一定会实现，却也不肯在彻底绝望之前放弃，有梦就有希望，就有奔头呀。
沈冬生的心是好的，是在为我着想，可是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根本就是冰炭不同炉。我真诚地满怀感激地对他说：“冬生，谢谢你，我现在还不想离开军队，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放心，不会有事的。”跟以前一样，他的善意相劝又失败了，他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我知道你心气儿高有你的想法，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能生活得幸福。”我们互道珍重以后，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给沈冬生，经过几番推来推去，他到底不肯要。我了解他的脾气，自尊心太强，你给他的他不肯接受，他给你的你又必须拿着，不然他就会生气。我告辞出来特意在附近一家点心铺买了两斤槽子糕和几瓶水果罐头送去。我说这是买给大娘的，他总算收下。
中午去留守处蹭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大米干饭两菜一汤。现在他们是天高皇帝远，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听说他们靠倒卖粮食和药品都发了点儿小财呢。饭后我又美美地睡了一觉，午后走到十二路等了许久才搭上一辆大轱辘车，一路上颠得腰酸背痛，回到队里已是太阳落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