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里，胡适提到的“最失同情”之事，还有马君武续写的《校史》。这篇《校史》可能是马君武应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同学会邀请写的，之前胡适曾写过一篇校史，但只写到他担任校长时期就结束了。这次，马君武就从自己接任校长时期写起，不免因为身在风潮之中，行文带上了浓烈的个人情绪，大量笔墨直指丁鸟音：“校董会丁鸟音前代理中国公学总务主任，以账目不清去职，时时谋向君武报复，深与彼等通气勾结，半年内改组派捣乱中公之事，皆由彼发纵指示。遂乘此机会，谋弹劾校长，预定罪名为‘干犯党怒，应即免职’八字。彼以为必可通过，竟交李雄送各报发表（有十月三十一日《时事新报》可证）。”33
在这篇校史的结尾，马君武又写道：“丁鸟音只图报复私怨，遂尽力破坏中国公学，不但中国公学全体学生知道，社会中也有许多人知道。我望其余诚心爱护中国公学的校董们，尽力保全中国公学。”1930年12月18日，马君武写完这篇《校史》后，当即送到校园刊物《中公学生》第八期上刊登。
20天后，胡适看到了这篇《校史》，大感不妥。对于丁鸟音，胡适确实也曾责备他在“倒马”过程中的不遗余力，但涉及外界传言其“侵吞校款”之事，胡适则极力为之辩驳，认为“此话完全没有根据”。马君武到任后，曾指派凌舒谟、王孝通、黄念远三人查过丁鸟音兼代中国公学总务长时期的账目，并未发现问题。如今，马君武旧事重提，似有借写《校史》之名挟带私怨的意味。
1931年1月8日，出席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委会的胡适南下上海，在一家饭店遇到了马君武，径直批评他不应发表《校史》：“一个全胜的官司，自己毁了，又连累及学校，真是何苦？”
马君武不以为然，差点与胡适吵起来，并在事后写信向胡适辩解道：“《校史》是写事实，是写我的确知道的事实，写中公校史而不写此一段，便是伪史。”他甚至还赌气说，当初正是胡适劝说他去中国公学的，结果上了这个大当，如今胡适竟反过来责备他，不免有点失望。
1月15日，胡适接到了信，读后不由怒上心头。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道：“这种态度之下，中公必断送了，不可救了。”
胡适的心理天平，正向另一个方向倾斜。马君武似乎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忙着绕开校董会进行人事调整，显然是想为自己在中国公学扎下根来培养更多的人脉资源。
这时候，学生中正有一股力量在攻击教务长凌舒谟。凌舒谟早年留学美国，在胡适任校长期间就开始担任中国公学教务长，颇有人缘，此番竟遭学生激烈反对，不免令人怀疑背后有人指使。凌舒谟怀疑这正是马君武的手段。据胡适日记记载，此前马君武已在盛情邀请光华大学的董任坚到校，继任教务长之职。
尽管胡适认为马君武不至于如此卑劣，但马君武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更换教务长，且不与凌舒谟商量，难免有些失之不恭，显得非常鲁莽。为了这件事，胡适特意找到马君武，说：“你要更换旧职员，我并不干涉，但礼貌上总要周到些，礼貌是‘惠而不费’的。”
在胡适看来，马君武一生就吃亏在这一点上，意气用事、一意孤行，往往弄巧成拙，甚至火上浇油。为此，胡适后来又多次提醒马君武，应尽量团结凌舒谟，以学校为重，可马君武总是说：“没事，个个照常办公，一切如常。”
平静之下，暗流汹涌。1月23日，中国公学教务处全体职员发表启事称：“马君武先生反抗校董会批准辞职案，不肯交代，近更压迫凌教务长辞职。同人等爱护中公，不能不忍痛暂行停止办公，冀其早日觉悟。”34随后，注册主任张蕙凝等将历年学生成绩单搬至私人住宅，不再与闻中国公学校务。中国公学风潮又起。
1月28日，胡适在回京途中经过济南车站，买了一份《申报》，看到这个消息，心情沉重。当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此事已不可收拾了。”
一声叹息
最令胡适担心的是，一旦中国公学风潮势难控制，就随时有政府力量介入解决的可能。而这对于大学独立的伤害，几乎是不可估量的。
事实上，1931年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已经下令教育部，切实查办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袒护反动，诬蔑本党”一事。这是一个不妙的信号。
1月21日，在致中国公学校董王云五的信中，胡适感慨道：“中公之事，昨报所记，果然政府有干涉之举，此实意中之事，挽救不易，全赖校董会出来挡一阵，想一个和平解决方法。”35他提出，可以考虑请出刘秉麟或者朱经农担任校长，暂时救济。实在不得已，就连他一度责备的杨杏佛都可考虑，总比令师生一直处于风暴旋涡之中强。
由此可见，经过一番折腾，胡适的想法已经大变，觉得要想平息中国公学的风潮，唯有另选合适的校长。对于马君武，他已经非常失望：“我对君武先生，虽曾劝告数次，然皆已太晚了，无济于逼人而来的大风潮。他在十六（日）夜曾写信来向我道歉，承认一部分的错误，但祸根已经种下了，我昨日想来想去，想不出可以帮忙之处。”
两天后，马君武来访，胡适再次劝他向中国公学校董会辞职，让贤于“第三者”，否则“妾身未分明”，总不是办法。但马君武仍不以为然，对胡适说：“为我计，这样最好；为中公计，中公从此完了。”口头是应允了，其实内心仍不乐意。
胡适知道，马君武不肯真心辞职，便不能与校董会合作，更不能平息风潮，而后指不定还要闹出什么风波呢！果不其然，1月23日，教务处全体职员宣布暂行停止办公后，校内“倒马派”立即将纠纷详情呈报教育部，并电请兼理部长蒋介石转促于右任先生早日莅校就职。而“拥马派”则组织护校会，发出“敬告同学书”，称“马先生被国府明令查办了，我们若不顾中国公学的利害及全体同学的利害，则不妨随着捣乱的恶棍去瞎闹，来把中国公学消灭”。两派在校园里又是大起冲突，好在并没有同学被殴成重伤。
万分危急之下，中国公学学生顾毓瑞、孙时敏等人飞书胡适：“诸师长中能救中公者舍先生莫属，生不堪学校之危殆，敢飞函奉陈，还祈先生怜惜一二，予以处置。先生爱校爱同学，想不忍坐视也。”36只可惜，此时事态已趋复杂，胡适纵想挽狂澜于既倒，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国民党以及政府势力对于中公风潮的介入，愈来愈深。1月27日，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训练部呈文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要求严查真相，切实整顿，并将之与国民党党义教育挂钩：
惟查该校此次风潮，表面上似由学生冲突而起，其实项庄舞剑，情态显然，露骨言之，即为反动势力与本党之斗争，观于本党同志被国家主义派与共产党学生之凶殴与警局搜捕共产分子而为马君武所保释藏匿，及校董会准马辞职与于先生为该校代表团所拒绝，以至胡适之掩护罗隆基之指挥，马君武之回校，皆为显然易见之事。今于先生离校，马君武复职矣。该反动派视为胜利，声势煊赫，不可一世，在此大批反动分子盘踞把持之下，更何党义教育之可言，指导考查益不知从何说起。37
这份呈文在详尽陈述中国公学风潮前后经过、各方势力及相关情形后，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马君武：“该校长实为罪魁祸首，万难再予姑容。况当此反动空气弥漫全校，坚壁清野，俨成敌国，校董会既无法处理，则解决办法自有待于政府之处置。”这几乎是赤裸裸地宣布要强势介入中国公学内部事务了。
很快，教育部果然派员到上海，查办中国公学风潮情形。刚巧校董王云五、刘秉麟与查办委员郭有守相识，便找他们私下商量处置中公的妥善办法，提出了两个具体的思路：“一方面想维持私立学校的精神，由校董会自行负责处理，以免由政府派人接管或停办。一方面又想取得马先生的同意，由他向学生解释，免再生误会。”在得到查办委员的默许之后，两人又去做蔡元培的思想工作，“如果马先生同意，把学校交由校董会暂行接管，那时候须请蔡先生暂以董事长名义行使校长职权，而以南陔为蔡先生的实际上代表，一面从教员中选聘两位中立的人暂任总务长和教务长。这样一来，风潮便可平稳地过去，然后照章推选第三者为校长，从董事会手上接替，便不至再有其他风潮”38。平心而论，当时情境下，这确实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