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7日，早晨7点，就在胡佛死后的第六周，特工杰瑞·潘斯本接到华盛顿办事处一名主管的电话。
华盛顿办事处得到的消息说，大都会警察局抓到5名涉嫌半夜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嫌疑犯。警察还发现了一个被线圈缠绕住的装置，怀疑是一个炸弹。作为防爆小组的队长，潘斯本自然有责任和义务去查个究竟。
潘斯本立即将相关的情况告知队里的另外两个特工，并派他们去侦查一下到底是什么装置被安放在了水门大厦。一个小时过后，其中一个特工从第二区警察总局打来电话，说他需要将这个装置带回到华盛顿办事处，让潘斯本进一步检查。潘斯本立即想到了员工培训手册的第一条：不要将任何爆炸物带入办公室。
“别担心，它不会伤害到任何人。”那名在现场调查的特工解释道。
经过潘斯本的详细检查，最终确定那个装置并非一枚炸弹，而是一个窃听器，隐藏在一个电子门铃的塑料外壳里，被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位置旁边的墙上。
潘斯本立即给华盛顿办事处的特工总管罗伯特·昆科打电话，告诉他那个被怀疑可能是炸弹的装置其实是一个电子窃听器。昆科让他手下的一个部门主管将相关的情况汇报给安吉洛·拉诺。这时的安吉洛还在位于马里兰州海尔茨维尔的家中，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意思的是，那名主管按照自己的想法以为这次闯入不过是一次盗窃行为，所以他告诉拉诺：国际珠宝大盗闯入了水门大厦。
拉诺，33岁，黑发，留着小胡子，正常人的平均体重，主要工作职责是侦查杂项犯罪。其中一项工作任务就是防止小偷进入水门大厦的综合楼群，这其中包括一个宾馆，以及一些专门给获得华盛顿托尼奖的公民生活居住的公寓。事发当天，正值拉诺休假，他正准备去参加儿子的儿童社团实践。一般在周末，办事处都会安排一名侦查犯罪案件的特工和一名反情报特工一起值班。
“我现在人不在华盛顿。”拉诺回复那位给他电话的主管，“你们不是已经安排了一名专门侦查犯罪案件的特工当班了吗？我有一个儿童社团的实践活动，得陪着儿子一起去。”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昆科打来电话。
“怎么了？”昆科问道。
“不是已经有一名犯罪侦查的伙计当班了吗？”拉诺把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要去参加一个儿童社团的实践活动。”
“你是唯一一个知道具体地点的人。”昆科说道，“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就是过去看一下，确认了地点就可以马上回去。”
接下来的三年里，拉诺啥也没干，所有时间和心思都扑在了水门大厦被闯入的案子上。作为侦查这起案件的特工，拉诺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一心只想找到线索，并将那些试图为白宫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掩盖丑事的人绳之以法。
拉诺给队里的另外一个特工皮特·保罗打去电话，让保罗捎他去大都会警察局第二区总部，然后再去华盛顿西北区的23街和L街。警察告诉拉诺，入室盗窃的嫌疑犯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位于第6楼的办公室现场抓住的。那些窃贼当时带着两个美能卡35毫米照相机、许多卷高速拍摄胶卷、对讲机、钉头锤、倍儿乐外科手术橡皮手套。
滑稽的是，其中两个嫌疑人告诉警察的化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警察通过指纹验证得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最终确定这些窃贼分别是伯纳德·贝克、威基洛·龚泽乐、尤吉纽·马丁内泽、弗兰克·斯特吉斯、詹姆斯·麦科德二世。所有这些人都与中央情报局有着某种联系。比如说，两年前，麦科德才从中央情报局安全办公室退休。
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拉诺把警察从嫌疑人手上得到的行李袋从里到外仔细搜索了一遍。他发现在卫生用纸的卷轴上居然也隐藏着秘密窃听器，但是警察在搜包的时候全然没有察觉这个装置的存在。显然，案子已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珠宝盗窃案，而上升为一起监听各种对话的复杂案件。
在搜查其中两个盗窃犯位于水门宾馆的房间时，警察还发现了满满四口袋100美元的现钞、两本地址簿，其中一本地址簿上写着霍华德·汉特的工作地址是“WH”。作为一个稍有些常识的华盛顿人来说，WH所指代的意思再明了不过了—白宫。事后证实，汉特先生也卷入了这起入室案件之中。
在搜寻更多证据的同时，拉诺突然意识到，尽管水门大厦的入室案件起因于尼克松的“管道工人”企图获取一些政治情报，但是似乎这一切的背后掩盖了更大的阴谋。他需要更多的帮助。两天之内，他小组里的24个特工—被大家称作C2，即犯罪调查第二小组—随即被全部调配到这个任务上。
特工们迅速将目标锁定白宫。然而，胡佛掌控下的联邦调查局曾立有一条规定，即没有总部的官方批准，白宫的任何人都不能被提审。这个规定让特工们止步不前，因为要得到总部的官方批准，需要至少四五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拉诺立即给总部汇报，说他急需在没有总部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对白宫进行审讯。总部批准了。
几乎所有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都卷入了这次的审查风波。拉诺希望特工们能够像对待其他地方的案件一样，严肃对待这次审讯。尽管根据规定，没有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官方允许，联邦特工依然无权直接介入其他办事处的管辖范围内行使办案权力。但是拉诺为他的小组里的特工们争取到一项权力—不需要总部提前颁发的官方许可，就可以直接对任何区域的关键人物进行审讯。
水门大厦入室案件发生两周后，特工保罗·麦格兰尼斯审讯了麦科德在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秘书。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通常被人们缩写为“CREEP”（Committee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每次的审讯，白宫都会委派一名法律顾问伴随被访者。既然这样安排了，这位接受审讯的年轻女士自然也就不那么配合了。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介绍说昨天我们审讯的那名年轻女士正在线上，而且很想跟我谈谈。”麦格兰尼斯说道，“他们把她的电话转到了我家里。她说：‘听着，我是昨天你们审讯的那名女子。我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在白宫的法律顾问面前，我什么也不能说。但是，我其实很想告诉你实情。’”
她明确提出两个要求：麦格兰尼斯必须用自己的私车去接她，而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车；她还希望麦格兰尼斯带上另外一名搭档，但不能是昨天的那名特工。由于某种说不上的原因，她对昨天参与审讯她的另一名特工印象非常不好。
麦格兰尼斯让约翰·明德曼跟他一起去。他们用麦格兰尼斯的私人轿车接上那名女子，然后开车绕着华盛顿中心地区逛了逛，在车上跟她了解情况。
“她把各种信息都详细告诉了我们，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入室案件被发现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麦格兰尼斯说道，“她说在麦科德被保释出来后，他和高敦·李迪回到办公室，用碎纸机把相关的文件和有关联的信息档案都处理了。”
那是一个华盛顿燥热的周六，车子越开越热。麦格兰尼斯打电话给昆科。
“嗨，何不去开一个宾馆房间，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把知道的都说出来？”这位特工总管建议。
于是，他们去附近的五月花宾馆开了一间房间。经过几个小时的询问，他们终于完成了信息搜集的工作，这位年轻的女士在最后说道：“你们可能觉得我手里已经掌握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实际上，我的一个朋友还有更多有用的信息。”
“你的朋友是谁？”麦格兰尼斯问道。
“嗯，她是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会计。她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难过，她手上有的信息绝对是你们非常感兴趣的。”她答道。
麦格兰尼斯接着问道是否她可以帮他们安排一次与这位会计的对话，她答应说她会去问问会计女士，然后星期一打电话告诉麦格兰尼斯。
“但是星期一一整天，都没有接到她的电话。”麦格兰尼斯说道，“我又不能给她打电话，因为她还在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工作。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没有手机或是类似的个人通讯工具。到了周二，还是没有电话；周三，依然没有任何音讯。”最后，终于在周四，电话来了。
“听着，我的朋友说她很愿意跟你的朋友和你的搭档见面，但是她想先了解了解你。”她在电话那头说道，“她想知道你是否可以信赖。”
会计女士希望在维吉尼亚州罗斯林的基桥万豪酒店跟特工们见面。她还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吃一顿饭。
第二天晚上，特工们在万豪酒店的休息厅见到了两位女士。大概简单寒暄了一下家庭事务之后，会计女士说道：“我相信你们。我会跟你们说说关于水门大厦的事情。我会把你们希望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
会计女士后来公开她的身份为朱迪·侯贝克—她提议大家去她位于马里兰州贝赛斯达的家中进一步说话。
“接着，我们４个人就去她家里了。在她家里得到的信息是在我们这么久的调查中第一次确定，原来中央情报局并没有牵涉其中，而是白宫耍的鬼把戏，白宫自己做的不干净的勾当。”麦格兰尼斯说道，“她说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持有大概300万美元的现钞，这些钱都是白宫幕僚们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来的，全都放在保险柜里。”
侯贝克女士说这些钱都是花在那些不合法的勾当上，这次水门大厦的入室行动便是其中之一。
这次谈话持续到凌晨4点才结束。
“她在家里全盘托出了所有事情。”明德曼接着说，“我们在基桥万豪酒店的休息厅遇到她，喝了些东西—尽管这是违犯联邦调查局规定的行为。我们应她的要求跟她到马里兰的郊区。我非常佩服和敬重她—这位年轻的女士不过就三十出头，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寡妇，她的丈夫死于心脏病，从此就撇下她一个人和一个孩子。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马里兰郊区的一个小房子里。很明显，她是非常非常需要保住这份记账员的工作的。然而，她却有着莫大的勇气，把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