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直接用药，特工们更愿意使用的办法是跟狗套近乎，或是用灭火器吓唬它们。特工们不愿意伤害这些无辜的狗。而且被施用药物的狗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诸如腹泻一类的副作用。所以，特工们也不想让目标人物有所怀疑。
在一次针对拉斯维加斯一名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任务中，特工们的评估报告中提到目标房屋中养了一条35磅重的雪纳瑞狗。但是，在拉米瑞兹后来自己做的评估中，他发现目标男子养了一条75磅重的法兰德斯畜牧犬，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雪纳瑞狗。接下来在拉斯维加斯对这条狗进行测试和培养感情的过程中，拉瑞米兹给了它一个汉堡王皇堡。
“它很喜欢皇堡，”拉米瑞兹说道，“一开始，他用嘴咬着铁丝围栏，之后就用牙齿把那个皇堡拉到它的嘴边。但是，一个皇堡可没法收买这条法兰德斯畜牧犬。给它喂了整整两天的皇堡之后，它走到围栏这边来看我，然后就再也没叫了。”
最终，拉米瑞兹和格瑞弗潜入目标住宅，这条狗只不过就是期待一个皇堡而已，拉米瑞兹给了它一个。它并没有攻击拉米瑞兹，而是不停地舔着脸。打那之后，战术行动队的队员们都管拉米瑞兹叫“狗男人”。
有一次是在一名外国情报人员位于华盛顿的公寓中执行任务，拉米瑞兹遇到一只猫。
“那只猫就好好地瞪着我，发现我并不是房屋主人，”拉米瑞兹叙述着，“它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就往后门跑去。后门是一扇6英寸高的滑门，就见那只猫冲着那扇玻璃门冲过去，接下来它就被撞晕了，倒在地毯上。”
为了不让那只猫暴露特工们的行动，拉米瑞兹得想法子把猫给弄醒。
“最后，那只猫自己爬了起来。”拉米瑞兹说道，“我想它应该只是短暂的昏迷。它站起来，转回来看着我，然后就跑去卧室了。在接下来的整个任务过程中，我们再也没见到那只猫。”
在另一次针对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的行动中，拉米瑞兹好生地听着报警器响起。在报警器预警监视服务系统时，他就可以通过电子手段解除报警。但是，啥事儿也没有，不禁让他觉得当时可能有人正好在房屋里，所以报警器才没有被开启。
“当时我们唯一要确认的就是有没有人在屋里，”拉米瑞兹说道，“我们带着整套夜行装备，慢慢地朝房屋移动，突然，我们听到，‘你好？’”
特工们一下子僵住了，左右环顾，枪也上了膛。就在那个时候，刚刚说了“你好”的那只鹦鹉又开始说了一堆其他的语句。那只鸟在阳光房里，独个儿看着整幢房屋。
“它说的英文可比我们开锁的伙计好多啦！”拉米瑞兹开了个玩笑。
为了确保没有意外发生，拉米瑞兹需要向一名警察官员提供必要的情况。通常这名警员也参与到联邦调查局的特别行动小组中。特工们很少需要跟警长汇报情况。因为警察局或是具体的警员有可能也会成为调查的实际目标。
在华盛顿执行的一次任务中，目标住宅已被清空，房子里没有任何人。居住在街对面的一个小女孩正好在目标住宅的邻居家里过夜。明显，她是与朋友闹别扭了，不然不会在大半夜凌晨两点钟要决定独自一人回家，只有她的小狗一直跟着她。
“我们有两名开锁的特工，还有我自己正好在目标房屋的后门，”拉米瑞兹说道，“我们当时认为我们能够一整夜都可以在那里待着，把任务做完。但是，这个小女孩走了过来，她的小狗似乎是嗅到了我们的味道。我们赶紧从后门走了进去。小狗推了推女孩。她瞥见了我们中的两个人，然后我们就从无线电里听到汇报说有一名路人正从街对面走向这幢目标房屋。”
在目标房屋看到两名形迹可疑的人之后，小女孩很聪明地继续向自己的家里走去，接着她叫醒自己的父亲，告诉他有人正在想法进去街对面的房子。
“女孩的父亲给警察打了电话，我们用自己的扫描装备截获了派遣的信息。”拉米瑞兹继续说道，“但是，后来没等到派遣的警察过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警察先过来了。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周围环境，然后坐下来，假装跟小女孩录口供。之后，我们不得不把那个任务往后推迟了好几个月。”
在这个案件中，特别行动小组的警察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就可以取消警察局派遣其他警员出巡的任务。但是在一些其他的任务中，如果其他警察人员被派出执行这个出巡的任务，特工们就会出示他们的工作证明，然后说他们正在“执行任务”，这样就行了。
特工们有些时候也会扮得跟警察一样，但是那样比较冒险。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得格外注意你的策略，因为如果你想欺骗另外一名警官的话，他对那一带了如指掌，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很难蒙混过关。”拉米瑞兹指出。特工们也从不会征召一些特殊的警官加入特别行动小组，尤其当这名警官就是目标人物邻居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让他执行任务了—因为他很有可能是目标人物的朋友，或是已经被目标人物买通的内线。
曾经有一个案子中，目标人物同院的邻居在自己的公寓里看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正在设法进入该目标房屋，接着便拨打了911。这名邻居告诉911的接线警官，他手里有一把枪，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过去看看，并阻止窃贼进入目标房屋。
“当然，警察局不会希望市民自作主张，做那样的事情，”拉米瑞兹说道，“警察调度员建议那名邻居静观事态的变化，不要轻举妄动。谢天谢地，那名男子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等到警察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人都已经安全撤离了。”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战术行动队会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共享技术和技巧。在针对恐怖主义的案子中，特工们与英国军情五处的合作非常密切。
“这样的合作有助于风险规避，会比我们自己单干承担更小的风险。”拉米瑞兹解释道，“我们联手可能只用两周或三周就解决的问题，他们单做的话，可能要计划几个月甚至于几年的时间。”
每一个办事处都会有一些技术特工，配合战术行动中心执行具体的潜入任务。在为数不多的案子中，战术行动队会在评估完目标的风险和情报之后，给予办事处独立执行任务的权利。
有时，办事处的特工总管会要求战术行动队在没有必要监视的前提下，立即执行一次潜入任务。
“我们可能会在周五晚上接到这样的电话，他们会编出很多的理由让你不得不在周末出勤，”拉米瑞兹说道，“我们对目标没有任何概念。心里完全没一点谱。”
战术行动队会根据行动的“奖赏”来评估风险。如果目标是一名恐怖主义分子，而且这名恐怖主义分子很可能将要引爆炸弹或是研发化学武器，战术行动队的队员们将会责无旁贷执行任务，甚至于会调动更多的人力来进行必要的监控。对于类似的案件，“我们会做好我们必须该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都甘愿去承受。”拉米瑞兹说道。
如果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战术行动队的特工们就会跟特工主管详细解释一下，如果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耽误了他们执行其他任务的话，一旦以后出现什么问题，特工主管可能将会乌纱不保。接着，特工主管们就会很快放弃坚持让战术行动队来执行任务的要求。
如果不涉及任何的秘密潜入，办事处的技术特工基本上都可以自己完成任务。2007年4月26日，辛辛那提，目标杰拉尔多·穆拉托，当地的技术特工的任务是将全球定位追踪设备安装到穆拉托的奔驰车里。穆拉托是一名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涉嫌参与了一个黑社会团体，从墨西哥走私黑焦海洛因到辛辛那提。全球定位系统只需要安装在汽车的底盘上，所以从技术上来说，这算不上一次秘密潜入行动。
穆拉托将车停在位于韦克罗斯路1995号的公寓住宅中。穆拉托的寝室位于建筑的另一边，很难时刻盯住停车位，所以为了防止车被偷窃，他在可以看到停车位的窗户上安装了一个配备麦克风的摄像头。这样，在卧室里，他也能关注到摄像头传回的图像和声音。
早晨4点20分，穆拉托醒来，发现有人蹲在他的车旁边。他随即拿起9毫米口径的鲁格手枪，穿着T恤衫和短裤就冲了出去，与在他车旁边的陌生人撞了个正着，这些陌生人正是当地办事处的技术特工。
“他看到这些人正在摆弄他的车子，”普锐斯说道，“他拿出他的大口径左轮手枪，走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他用枪指着其中一名特工。这名特工说道：‘联邦特工！放下你的枪！’他没有放下枪，这名特工开了枪。”
由于这个案子的悲剧结局，联邦调查局更改了针对所谓的“表面涂抹”安装任务的政策。
“从那之后，除非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我们必须要具备当地执法部门的通知才能执行任务。”格瑞弗说道，“技术特工都要穿戴防弹衣，而且要准备好可行的官方证明。而且必须还要有一份内部存档的任务计划说明偶然性问题。现场封锁分队的特工们必须各就各位，确保不让目标与暴露的特工或是易受伤害的特工正面冲突。”
现在，类似的任务已经不会再在街上或是停车场进行了，而是会在一个被格瑞弗委婉称作“可控的环境”中进行。举例来说，如果联邦调查局根据法庭的命令执行针对目标人物的窃听任务，特工们可能会听到目标人物计划将车子送去做一些保养或是维修。如果联邦调查局信任这家汽车修理公司，他们就会争取汽修公司的合作，等车子来的时候帮忙安装一个全球定位追踪设备。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索性把车偷了，”格瑞弗接着说，“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偷窃，我们会事先申请法庭的许可，允许联邦调查局通过各种手段得到车子，而且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植入我们授权能够安装的设备。”稍作思考之后，格瑞弗接着说，“如果用‘借车’来形容可能会更准确些。我们‘借’到一辆车之后，通常会在同一个停车位停一辆几乎一模一样的车，给我们的行动作掩护，以防目标人物或是目标人物的助手碰巧要确保车子停在那里。”
在纽约执行的一个案子中，目标人物出现，以为停在那里的车子还是自己的那辆，只是顺便看了一眼，然后就把自己太太的车开走了。而事实上，他的车子正停在一个消防站里，特工们正在安装设备。但是，在类似的案子中，为了减少目标的怀疑，“通常根据行规，我们都会将目标车子上可见的物品，比如背包或是公文包一类的东西，原样摆放到我们准备好的相似车子里。”格瑞弗解释道。
战术行动队的特工们也会考虑将替代车里的车锁和点火装置设置得跟目标车子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设置，驾驶员一旦上车之后，还是很可能会发现替代品的声音或是气味跟自己的车子有些出入。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开过我们准备的车子！”格瑞弗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