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准备进行资本主义改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变法图强。光绪发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派谭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协助光绪推行新政。袁世凯也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但谭嗣同走后，他便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在颐和园得到荣禄密报，立刻返回紫禁城。光绪料到事情败露，急忙派人送信要康有为等人赶快逃命，他自己被慈禧带到议政堂，被迫写了退位诏书，将政权全部交给了慈禧，然后被关进了南海中的瀛台，也就是荷花池中央一座四开间的平房中，断绝了和外边的一切接触，他最知己的珍妃也被慈禧关押在别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人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因变法历时仅103天，又称为百日维新。
◎文苑拾萃
《光绪帝御制诗文集》节选
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殉。
黄宗羲倡经史实学
◎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孟子》
黄宗羲（1610—1695年），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最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他创立了浙东学派，开创了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对明清之际学术及思想的嬗变与革新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曾被宦官魏忠贤奸党所害。黄宗羲19岁时，为报父仇，袖长锥，草疏入京讼冤，追杀仇人，由此扬名天下。随后，他遵照父亲遗命，师事当时的著名学者刘宗周，成为刘氏门下的高足弟子。在刘宗周的引导下，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尤其对阳明学派的研究颇下工夫，这为他后来全面总结与批判宋明理学思想史，撰写《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兵入关以后，黄宗羲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并为南明福王政权出谋划策。明亡后，他感到以武装斗争反清复明的道路走不通，于是返归故里，毕力于著述与讲学，不仅写出了《明夷待访录》等重要著作，还培养了像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一大批学行卓越的学术人才，创立了与当时名儒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学派相并峙的浙东学派。黄宗羲的名气很大，学者奉其为一代宗师。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后来又诏开明史馆，朝臣都举荐他，并令督抚以礼敦遣。然而，黄宗羲高风亮节，坚辞不就，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
在学术方面，黄宗羲博采百家之长，上至先秦诸子百家，下至宋明诸儒流派，天文地理、经史子集、典章制度等等，无不研究。在广博地学习与研究基础上，他对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进行严肃的总结与批判，旨在廓清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空疏学风，继往开来，以经世致用精神弘扬儒学传统，开创学术新局面。
在明末，阳明学派由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加之内部分化瓦解，自立门户，相互水火，其流弊百端，几乎丧失了阳明学的生命力。刘宗周作为阳明学的继承人，力图矫正阳明学派末流的流弊，恢复阳明学的战斗精神，他提出以“慎独”为宗，主张以道德自律的理论刷新阳明学和通过道德修养改变士林人格。黄宗羲受刘宗周的这些思想影响较深，在继续阐发师说的同时，着重对阳明学派思想源流及其利弊得失进行系统总结，从而使得他成为明末阳明学修正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黄宗羲对阳明学的修正，不仅对阳明学有重要贡献，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风气。其门人全祖望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本源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原原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黄宗羲为矫正明末空疏学风，首倡以经术为本和经史结合以“应务”的经史实学风气，在客观上起了转变学风的作用。
为矫正当时学风的虚妄流弊，黄宗羲极力提倡“务博综”、“尚实证”。他指出，学者应以博杂多方之学，融成精洁纯粹之知，并以广博的知识造就完整的人格和培养多方面的治世才能，而不应当把精力放在“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的无用功上，因为“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愈不切人伦世事。宋明以来的儒者有以文苑为业的，只知词章；称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是经生章句；为心学者，则无事于读书穷理，空谈无根；读书人封己守残，寻章摘句，全然不知学为何用。至明末，“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他以为学者不能“博综”，不能求“实证”，非但不能以其学术才能有益于世用，相反却以门户之见相互残害，以致“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有鉴如此，黄宗羲提倡学者博综经史，一改以“语录”为“学问”和借“阔论”沽名钓誉的陋习。他指出，学者必先穷经以立学问之体，但不拘执经术，不要为经术而弃应用，弃实用则成迂儒。故此经术之习必兼读历史，以求“明体达用”。倡导经史实用之学，由黄宗羲开端，并由其浙东学派弟子推演发扬，至章学诚则集成之。今人钱穆说：“晚近浙学，基址立自阳明，垣墙扩于梨洲，而成室则自实斋。”王阳明虽有“六经皆史”之论，但无经史实学精神，黄宗羲开拓经史实学方向，其功不可没。
黄宗羲不仅倡导经史实学，在理论上阐述了学贵实用的为学旨趣，而且他身体力行，继往开来，在总结与批判先儒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经史的“体”、“用”，提出了具有反封建的朴素民主政治主张。反映这一思想的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系统考察了上古以降的历史，广泛论述了历代封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学校、官吏、军事、制度等等得失，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一针见血地指出，祸害天下的罪恶之源是封建专制，罪魁正是独裁专制的君主。因为封建专制以“人治”取代了“法治”，天下臣民只是一姓帝王之家的奴仆；封建君主不仅任意驱使和压迫人民，而且以“利欲之私”坏法；以“利欲之私”坏国家之法，“固足以害天下”。有“人治”而无“法治”，君主独裁愈演愈烈，天下国家积贫积弱，以致国亡民困，世道潦倒泥腐不堪。由此，他极力主张以“法治”取代“人治”。
为了实现法治，黄宗羲一宗儒家的民本思想，并考证大量的史实，提出把学校建成议政机关，让学术领导政治，和让知识阶层参政议政等方式来限制君主独裁，以实现法治的民主政治主张。他说：“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黄宗羲还继承儒家政教合一的思想，认为上至朝廷，下至府州县，乃至于乡，都应设有各级学校，使学校不仅是造就国家治政人才的场所，而且更重要的是成为各级政府的议政监政机关；上自天子，下至府州县官，都必须接受学校的监督，学校有权干预和评判朝政及各级政府的政治得失，使天下之是非公之于学校。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实现法治与民主的有机结合，可以制约君主独裁和各级官吏的专横跋扈。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读书人从空谈性命义理的空疏学风中解放出来，切实从经史之学中养成“务博综”、“尚证实”风气，并培养出治国平天下的才能。
黄宗羲之所以能够在学术思想上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关键在于他治学有方。首先，他善于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并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创造性地发挥。其次，他学贵践履，亲身参加社会政治斗争，并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变革需要结合起来，讲求学术的实际应用，摒弃空谈义理的妄虚学风。一方面他注重从儒家经典中提炼思想精华，以建立“明体”意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他注重将这些思想理论求证于历代史实，通过史实来印证其立论的正确性，从而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主张，以求“达用”之目的。这样，他抛弃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实践了他经史致用的为学原则。再次，作为一名学者，他志存高远，保持着崇高的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不为富贵利达所动心，屡荐不就，鄙做御用文人，这有利于他远离现实的腐败政治进行独立思考。此外，与他博采百家之长，以严肃的求实与批判态度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也有直接关系。
◎故事感悟
黄宗羲的这些思想，尽管富于幻想，但它开启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先河，为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奠定了基础。
◎史海撷英
黄宗羲的赋税思想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出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文苑拾萃
过法相寺
黄宗羲
不到名蓝数十年，重来风景觉萧然。
山中幸喜存长历，劫冷能留不坏烟。
重视教育的河间献王
◎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
河间献王刘德（？—前129年），汉朝宗室，汉景帝第三子，栗姬第二子。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3月）刘德受封为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一带）王，国都乐成（今献县境内）。刘德修学好古，“广求天下善书”，推崇儒术，立《毛诗》、《左传》博士，聘毛苌为博士。死后谥献。
河间献王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他所在的河间国面积虽然很小，但在汉初的诸侯叛乱中却保持了安定。再加上河间献王自幼热爱古代文化，又有皇子这样一种特殊身份，所以，四面八方的学者不远千里到河间国来讲学，研习经典，一时河间国成了一个学术中心。
秦以前的古书大部分是用竹简、木简书写的，经过战乱、焚书、水灾和蝗虫咬食，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汉朝初年传授先秦典籍，还要依据那些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幸存下来的老年学者的口授，他们的记忆就是活资料。但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部书，几个学者记诵的不一样，读起来似乎都有道理，却又不知道究竟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河间献王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决心在众说纷纭中清理出一个头绪，以便让人们拨开丛生的杂草，踏出一条通向古代文明的蹊径。
儒家经典的博大精深令河间献王感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但孔子的72个大弟子分别传授和解释早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加上字形讹异，古今音变，像一团乱麻，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河间献王遵循孔子倡导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多闻阙疑”的原则，主张实事求是，就是用事实作证据，以便去伪存真，舍非求是。
河间献王把希望寄托在先秦古书上，他试图用先秦古书来验证那些不同的说法，以确定真伪是非。
有一次，河间献王从民间得到一部善本书，他非常珍爱，就赏给了献书人很多金帛，并让擅长写字的人从头到尾精心抄写一遍。这件事一传开，那些祖先存有古书的人家纷纷把珍藏多年的古书献出来。几年之间，河间献王的藏书竟与西汉朝廷相等。《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以及《老子》之类，古本真传都收藏在河间王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