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他认为科举考试是误身害己的事情，一个人要是过了二十岁还在扶墙摩壁、汲汲于功名，从事于吊渡映带，那就会百业荒废，贻误终身。为了避免这种贻误终身的悲惨事件发生，曾国藩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读书目的。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做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对子弟读书的要求，是他的读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是读书的根本所在，终极目标所在。那么他所说的明理，又是什么样的理呢？他指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读书必须做到《大学》所倡导的：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到这三个方面，才算是明理。只有做到这三方面，读书才有用，否则就是一个只知道识字的“牧猪奴”。朝廷用这样的人当官，也是用“牧猪奴”做官。读书不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以追求学业上的修为、追求人格道德的修养、追求自立自强为目标。所以他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追求。他说：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又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明理之外，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修业。修业的目的是“卫身”。他说：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与农工商是一样的，当官与教书是一样的，做传食之客与担任幕宾是一样的，方式是自立，目的是“求食”。“求食”，不是一般的获取食物，也不是不择手段的获取食物，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当的职业、工作去获得养身、养家的资财。求食，强调的是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论是劳心还是劳力，不论是读书还是从事工农商，不论是做官还是教书，分工不同，目的一致，都是自立自强，自食其力。读书人以知识谋食。科名，则是获得食物的一个阶梯。只要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终会有顺畅之时，即使最后得不到科名，也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自食其力。这种对科名的理解，在当时来说，恐怕也只有曾国藩这样的卓越人物才有的。
当然，曾国藩并不否认科名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科名的意义除了求食之外，就是一种孝顺的手段。他说：“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子孙后代博得一个科名，目的就是让父母高兴而已。
修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艰苦的努力与付出，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曾国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值得研究与学习，一个是 “三有”学习法，一个是专注化学习法。“三有”就是有志、有识、有恒，他说：
故予从前限功课教诸弟，近来写信寄弟，从不另开课程，但教诸弟有恒而已。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炉，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一个人真正要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必须要有志、识、恒。离开这三者，将会一事无成。志是志向、理想。一个读书人、一个领导者没有远大的理想与志向，就会“甘为下流”，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识就是学识、知识、才华。一个人要是满足于已知，那就会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河伯自大。恒，就是恒心，就是坚持。做一件，不做成不松手。做一下，停一下；浅尝辄止，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曾国藩虽然是在教育诸弟学习，其实也在教育他们怎样成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以前自己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教育弟弟们时，开了不少的功课单子；在北京结识了一批朋友，才学到了这一招。教给几个弟弟，和他们共勉。
与“三有”相匹配的一个学习方法，是专的问题。一个人学的专业不一定要很多，所谓“艺多不养身”，学多了学不精，不如专心专一学一样，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效果。
曾国藩教育诸弟，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敢于自我批评。这和他一贯的自我反省精神是一致的。领导者要使下级打心眼里信服，使下级主动、积极追随他，跟着他，不离不弃，就是要敢于自我批评。一个只批评下级的领导者，最后的结局往往不理想。哥哥教育弟弟，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老大自居，代替父母行使教育权，动辄打骂、责怪弟弟们，而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尽心尽力则不去反思。错误是弟弟们的，功劳是自己的。加之弟弟妹妹们对哥哥的缺点、缺陷看得比外人更加清楚，因此很难心服哥哥的教育。这样就容易出现弟弟们顶撞哥哥的事情来。这个问题，曾国藩是处理得相当好的。其显著的做法就是敢于自我批评。弟弟们对他有看法，有怨恨，他敢于承认、敢于批评自己；弟弟们有缺点、有错误、有不是，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出。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当然能够得到弟弟们的理解与支持。
有一段时间，几个弟弟不想在家塾读书。他们认为在家不好读书，读不进书，就此与父亲发生冲突。他们想到衡阳、长沙等地去求学，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曾麟书开始不同意；国华、国葆曾经想到北京去，后来只有曾国荃去了，他们也有想法。种种原因，使他们心里不快，“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对此，曾国藩反省自己，批评自己有“五怨”，将责任扛到自己肩膀上。
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尝教弟一字，可怨二矣；临进京不肯带六弟，可怨三矣；不为弟另择外传，仅延丹阁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两弟不愿家居，而屡次信回，劝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
有心读书，在哪里都可以读；无心读书，在哪里都读不好书。曾国藩在北京，几个弟弟在家中，相隔何止千里，他们在家不听教训，读书不用功，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些弟弟们看到自己的哥哥成了翰林，自豪感油然而生，骄傲心理也随之出现，读书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刻苦，对学习环境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一些。我想这是曾国藩知道的，但是他没有说，而是反省自己，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对几个弟弟来说，应该是一种比面斥更加有效的教育方法。为了不打击、不压抑弟弟们的读书积极性，曾国藩一方面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祈求父亲允许他们外出求学；另一方面，积极筹措读书经费，帮助选择学校与老师，以满足弟弟们的要求。其用意之深，非一般人能够做得到。
教育弟弟，曾国藩既有耐心，又有原则。有耐心，就是经得起磨。1841年，曾国荃在北京跟着曾国藩读书。这位比哥哥小16岁的弟弟当时只有15岁，到北京去读书，想必是怀揣着好奇的心理去看看大世界的。读书只怕是个幌子。到北京之后，开始还好，几个月后，热情过了，读书毫无兴趣，只想回家，不看书，也不去客厅吃饭，问他什么原因，也不回答。“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弟弟的表现让曾国藩很担心。他不停地检讨自己：哪里有不友好的地方？哪里有不对的做法？又给他写诗，又给父母写信，让他一人回家，又不放心路上。这样磨了几个月，到第二年八月，用尽了一切办法，最后不得不安排他回家。有原则，就是不袒护弟弟的过错。开诚布公、坦坦荡荡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兄弟之间更应该如此。“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对于弟弟曾国荃的过错，曾国藩中肯指出：“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弟有最坏之处，在于不知艰苦。”读书不用功，做事没有恒心，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这些批评，对曾国荃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荃科场没有功名，最后官至两江总督，与曾国藩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教育弟弟成才上，曾国藩还主张弟弟们结交一批好的朋友。他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在乡下是很难有什么好的朋友的，他特别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人介绍给弟弟们。省城中有一个姓丁的，曾国藩的朋友们都称赞他，所以曾国藩将他推荐给弟弟们。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在长沙读书的时候确实也结交了一批好朋友，像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罗罗山、杨岳斌、彭雪琴等。这些人对他们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