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经筵在紫禁城东南角的文华殿举行，虽然文华殿在规模上不及奉天殿、华盖殿这些位于皇宫中轴线上的主殿，但却是弘治皇帝最常光顾的便殿，这里距离内阁大堂最近，随时可以召唤大学士咨询政务，平日里弘治皇帝批阅奏本几乎都在文华殿内。
沈溪随众翰林院、詹事府同僚来到文华殿前。
从外表看，文华殿在宫里算不得显眼，但颇为精巧雅致，在诸多大红宫殿中独树一帜。
在沈溪等人抵达前，司礼监太监已经陈设四书经史各一册于金銮宝座前的御案上，稍后弘治皇帝出席后，若有什么疑问，便可自行查阅。
与此同时，堂下左右两张讲案上，各列一册供经筵讲官比对……当然，日讲官需要自己撰写讲义，务求做到生动，吸引包括弘治皇帝在内的听众的注意力。
经筵上，有专门负责讲的，自然也会有听众。
平日经筵听众除了皇帝和出阁的太子之外，王公贵胄和七卿也会出席，同时六部和各寺司也会有官员受到邀请，同时有专人在旁记录和学习……这就是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一干官员。
这次经筵因为是弘治十二年春天的第一场经筵，还有可能是入夏前最后一场，所以受邀前来的翰林官和詹事府的官员非常多，在大殿后面的地席上坐了黑压压一片。
经筵讲官分为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一般由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来充任，除此之外还有日讲官、展书官、侍官人员各不定，分为东西两班，人数多寡全看经筵的规模和事前的安排。
沈溪就算身为从六品的翰林院史官修撰，却没资格充任经筵官，最多是个陪坐末席，拿着笔记录，用心学习揣摩的翰林小官。但从规矩上来说，未来的经筵官必然会出自今日旁听的一众翰林之中，所以沈溪权当是为未来给皇帝讲经做功课。
弘治皇帝朱佑樘的銮驾抵达时，沈溪已经等了约莫半个时辰，随着弘治皇帝到来，先是升座仪式，沈溪和其他参加经筵的文武大臣、讲官、旁听等一起，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回到座位，经筵终于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这次经筵的总讲官正是谢迁，司仪则由鸿胪寺卿主持。
仪式开始，鸿胪寺卿宣布“进讲”，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而出，到了讲案前北向而立，先行师礼鞠躬，再行叩拜天子之礼叩头。随后，展书官上前把经史、讲官讲义展开，经筵便正式开始。
讲官讲经筵的顺序，是先四书后经史，四书讲官在东，经史讲官在西，连同经筵官分为东西两班列在一边，等待前一人讲解结束，后续跟上作讲。
这就好像是一次演讲活动，所有要演讲的人要排序而来，一次上去两个，等二人相继讲完，然后再换下两人。
经筵讲官穿着大红袍，至于展书官以下的侍官则是身着青绿色锦绣服，给事中、御史和侍仪官共六人分别列于讲案的东西两侧，负责监督经筵讲官的礼节和体统，若有不合时宜者，就会遭到上书弹劾。
毕竟这是给皇帝和太子讲文学、礼法和经史时，任何人不能在礼数上有任何错漏，否则就有大不敬之嫌。这一次经筵，弘治皇帝担心太子朱厚照病情刚愈，干脆没有让太子出席，而本身弘治皇帝又有在经筵上提建文旧事的打算，在事情没有公论之前，让太子接受新观点有些不合时宜。
除了弘治皇帝外，皇家再无人出席，外戚中却有张鹤龄、张延龄两兄弟，一个是寿宁侯、一个是建昌伯，不过比他们地位更加尊崇的还有英国公张懋，至于其他勋贵，并不在此次经筵邀请之列。
凡文武大臣参加经筵，无论文武，一律要以文士儒袍进宫听讲，而且要虚心受教，在经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哗之事，凡皇帝有疑问，就连武将也不能以“不知”来回答，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如实禀告。
这就好似一次考试，皇帝不容许你有回避的机会，所以必须要认真听讲，若在经筵时应答天子提问，出现答非所问离题万里的情况，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轻则训斥，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
沈溪作为旁听者，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
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建文年号”之事，而这件事的“起因”，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大明会典》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
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沈溪揣度，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谢迁、王鏊等寥寥数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
经筵正式开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太多意外，本来经史就那么多，既然说到《新唐书》，讲唐太宗，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
沈溪却知道，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
谢迁之后，是焦芳出来讲《中庸》，不得不说，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中，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若非他********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同时诋南誉北，为很多官员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自以为精彩绝伦，能得到天子的欣赏。
实际上，按照历史发展，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呈上来。”
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今天是经筵日，并非朝会，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复阅”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
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谢迁居然如此“僭越”，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
此时给事中、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谢迁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经筵所议之事，也应该与谢迁所进呈的奏本有关，而王鏊恰好讲到洪武和永乐朝的旧事，那不用说，问题的关键就在那“史料记录上消失的四年”。
这时候沈溪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来还希望张鹤龄出来答策问，把他这份奏本给暂时掩盖过去，可谁料到谢迁的进呈会这么直接，看刘健和李东阳的态度，这两位弘治皇帝应该提前通过气了，否则断无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会就说这是我提出来的吧？”
弘治皇帝装模作样，仔细将奏本中内容看过，放下奏本后，微微叹道：“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开大明千秋万世之基业，至太宗，四海升平，实乃人间万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谲云诡，却不知哪位臣工可为朕心头解惑？”
弘治皇帝说完这话，脸上满是沧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来接茬。
因为没有问具体之人，在场的大臣不愧是儒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现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关重大，只要没问到我头上，休想让我回一句。
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变时，寿宁侯张鹤龄从席位上起来，走到正殿中央，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礼，恭敬地道：“回陛下，臣之前偶翻史书，略有心得，或可为陛下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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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段情节主要是为小沈溪升迁打伏笔，如果没有功劳，总不会让沈溪在翰林院一蛰伏就是三年五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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