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孝武固然绝非唐太宗的料子，美国人从旁观察，就看出这个洋名叫艾里克斯蒋（Alex Chiang）的中俄混血儿，情绪极不稳定，酒鬼兼烟枪，又好声色与喜交黑道朋友（见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305、362），显然是品学兼“劣”。时代毕竟不同了，蒋家在“民主”的招牌下搞家族政治，总不好意思像旧时代皇太子那样明目张胆。所以不能明来，只有暗搞。很自然地以中广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从逐步掌握特务，参与党务入手。明眼人一看便知，当时的党营广播事业与情报组织原有密切的关系。
蒋经国当上“总统”，党政军特更是一把抓，军特部分的第二号人物王升，亦因而气焰强盛，组织“心庐”等小团体，使特务大大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台大哲学系事件即此一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提到：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第362—363页）
江南所见并不深刻，未悉王升再凶猛，不过与戴笠一样，只是蒋家养的狼狗；“将其铲除”，何须什么“魄力”？江南也没有看到，告发王升的是当时台北驻美代表钱复，密告蒋经国，王升访美时私晤美国中情局（CIA）人员，犯了蒋家的忌讳，而钱复者，“山胞”也、“太子党”也，未尝不是透露蒋孝武要插手特务的时间到了，王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务，不必很高的职称，以“总统”的助手介入“国安会”，即可接替王升的实权，有谁敢不买皇太子的账呢？自此特务每天都要向孝武汇报，孝武每周向他父亲简报。（见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362）孝武既插手特务，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场，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联帮，更可作为外围。其实，国民党与帮会有密切关系，早已历史悠久，蒋介石更借青帮之助，并且一直引为外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作家江南在旧金山自宅车库中，被暴徒枪击身亡。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礼品店，但真正的兴趣是写时评，因出身政工干校，对蒋经国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与官方口味不合的《蒋经国传》，并从事写作《龙云传》和《吴国桢传》，更触蒋家的忌讳。因而江南被谋杀，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贾祸、铲除异己的政治性谋杀。具有杀害江南动机的政权，非蒋家莫属，而蒋政权派特务杀害异己文人，又史不绝书，在大陆时代有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等，到台湾又有许寿裳、林义雄家属以及陈文成等。然而特务杀人，何从破案？上述这些要案都破不了，岂非无故。不仅此也，事过境迁之后，特务们还会自吹为国除奸呢。
但是江南案却有与众不同处。他虽一样是黄肤黑发的中国人，然而人在美国，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换言之，从法律上讲，等于是台湾派人到美国去杀一个美国人，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所依靠的，东窗事发之后，岂不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诚如曾隶中统的万亚刚所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见万氏著《国共斗争的见闻》，第153页）
直接枪杀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老大陈启礼麾下的吴敦和董桂森。他们在现场留下脚踏车后，搭接应的汽车逃跑。他们回台北之前又在旧金山飞机场与台北“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官员通了电话，留下“交易成功，将要庆功”的语音。陈启礼并预作防备，以免被“情报局”出卖，当替罪羊，留下录音带，明言曾于1984年8月14日，在阳明山“情报局”基地受训，“局长”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国杀叛徒刘宜良，“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均在场（陈启礼录音自白英译见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446-448），这一切证据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先后掌握到。
当凶手的竹联帮背景在美暴露时，台北当局立刻发动扫黑的“一清专案”，把庆功宴上的座上客陈启礼、吴敦，投入监狱做阶下囚，董桂森见机脱逃。当竹联帮与“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警方掌握后，台湾官方才立即将代处长陈虎门、“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三人撤职查办，扣押待讯。这一下子等于国民党当局自认“情报局”涉案，事态已极为严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绝非台湾“情报局”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卡普兰（David E. Kaplan）在《龙之火：政治、谋杀与国民党》（Fire of the Dragon：Politics，Murder，and the Kuomintang）一书中，详列国民党特务在美活动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监视美国人、向国会议员行贿、偷窃武器和科技机密、贩卖毒品，而今又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美国的司法与立法部门力主彻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报局长”以上更高层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门，尤其是里根（Ronald Reagon）总统的白宫，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为如果事态再扩大，势必导致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岂非要把台湾搞垮？乃决定把此一法律问题当做外交问题来处理。里根竟亦不公开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众议员岭田（Norman Mineta）的责难，斥里根虽强烈谴责并欲消灭恐怖主义，却对此江南案沉默，说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亚裔美国人之中，愈来愈感到你这个政府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442）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也够国民党瞧的了。
美国方面不打破沙锅问到底，才使国民党方面能够“弃车保帅”，到汪希苓为止，不把后台老板掀出来。不过，后台老板是谁，明眼人心中明白，蒋家脱不掉关系，中外舆论尤一致指向蒋孝武。首先，孝武此时确已插手特务，连李敖在文章中自称坐牢是“蒙难”，孝武都要过问，提出来认为大逆不道，因唯有孙中山、蒋介石可以“蒙难”，李敖“蒙难”便是“玷污国父，亵渎总统”。（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四期，第311、312页）由于孝武可以指挥特务，又是皇太子，当时台北文武大官趋炎附势之状，已在公众场合出现，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与竹联帮早有勾结，来往频繁，而出事之后，竟扯大谎说从来不认识陈启礼，根本没有见过面，情急否认，忘了有不少见过他与陈启礼曾在一起的人证。《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撰文报道，直指蒋孝武与竹联帮有关系，孝武扬言要控告毁谤，却不敢有所行动，显然心虚。再说，竹联帮在美头目白狼张安乐，以及在美受审的凶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谋杀的幕后“大老板”是蒋孝武。张安乐于1985年3月1日在美国加州一家“林肯广场旅馆”（Lincoln Plaza Hotel）当众忏悔自白，并确认蒋孝武命令陈启礼杀害江南之后，陈启礼的父亲急忙自台北打电话给张，说是如果竹联帮再继续指控“总统”的儿子杀人，国民党将要杀陈启礼于狱中。（见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468-469）显然受到台湾官方的威胁，使在海外的竹联帮人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声张。
台湾官方同时发动宣传机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他们认为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杀了人，还要“杀人家的品格”（character assassination）。其实，江南不仅与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有往还，亦与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情报机构有往来，我们可以骂他是线民，但他绝非某一方面的间谍，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间谍。没有一个间谍会如此抛头露面、明目张胆地写有争论性的文章。国民党无论如何贬低江南，也不能说杀江南有理，更不能弥补杀害江南所造成的后遗症。
对蒋氏王朝而言，后遗症尤其是灾难性的。美国人为其本国利益不愿赶尽杀绝，追究祸首，但亦雅不欲再见蒋家再传子接代。蒋经国在内外交困，以及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宣称蒋家人不能也不会接班，并将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当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当年王升之流放，权一放再难收矣。从孝武离台一刻起，蒋经国必然明白，不可能继续再走他父亲蒋介石走顺的路子了。
江南案与蒋孝武有关，应无可疑；与蒋经国是否有关呢？陆铿在《江南案对台局的影响》一文中说，涉及“蒋经国似乎有点离谱”（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三期，第237页），其实并不离谱。蒋孝武虽插手指挥特务，但特务的最高领导仍是蒋经国。蒋孝武干这样一件事没有理由瞒他自己的父亲，何况他们杀人的动机自认是制裁叛徒的爱国行为，特务们津津乐道的爱国行为，蒋经国从来没有制止过，甚至批评过这种行为。强人如蒋经国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儿子和特务们瞒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蒋经国事前默许，事后掩遮。即使退一步说，他事前不知，也难逃道义上的责任。一家公司出了纰漏，董事长能卸得掉责任吗？
我们眼看蒋氏王朝楼起楼塌。蒋介石于1912年枪杀陶成章，始有闻于世；蒋孝武于1984年命令竹联帮枪杀刘宜良，惊动太平洋两岸。相隔七十三年的两度枪声，象征一个开始与一个终结，亦可谓有始有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