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史不是人名，而是职务，而且严格来说是“祝”和“史”两个官职。“祝”是祭司官，“史”是史官，古代巫、史不分，司马迁曾经担任过的太史令就是这么个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发牢骚，说自己这么个小小太史令，和占卜、算命、跳大神的是一类人，无非是给皇上消遣的。当然，司马迁这是牢骚话，有点儿过，而且又是汉朝的事，一般来说，祭司和史官的身份越往古代就越高，越是后来就越没人待见。当然，祝史和贵族们还是没法比的，《礼记》里就把祝史和弓箭手、马车司机、医生、算命先生以及各类工匠归为一个阶层，说这些人都是技术型公务员，他们既不能兼职做其他事情，也不能改行。
梁丘据为什么要杀祝史呢？他的理由是：我们可以说是祝史没把祭祀工作做好，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职，这才导致了神神鬼鬼们迁怒于齐景公，让齐景公的病一直得不到痊愈。一杀祝史，各国的使者们就会相信原来齐景公的病不是因为自己造孽，而是因为祝史渎职。
——看，要想在古代官场上吃得开，你得懂一套独特的官场逻辑才行。
齐景公一听，立刻笑逐颜开：“高！实在是高！”
快乐一定是要和别人分享的，齐景公得找个贴心的人来分享快乐，谁最贴心呢？——晏婴。
晏婴一边听齐景公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心里痛骂：“梁丘据啊梁丘据，你小子可真够阴损的！不行，这事我得管！”
晏婴当下引古论今，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您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再怎么侍奉鬼神也没用，老天爷嫌弃您，老祖宗也恨您，祝史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咱们齐国的情况是：官吏太坏了，关税太高了，禁令太多了，税收太重了，老百姓骂娘了。如果祝史的祈祷真会给您带来福分，那老百姓的诅咒也一样会给您带来厄运。而祝史他们就那么有数的几个人，再会求福，也赶不上齐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诅咒的力量啊！”
齐景公一听，再一琢磨：“还是你说得在理，那我就不杀祝史了，还是多花点儿精力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吧！”
晏婴的思路是周人一种典型的天命观，意思是说：即使老天爷和祖宗神灵鬼鬼怪怪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们和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像商朝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老天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管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应该认命。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学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样可对谁都不好！
所以，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吗！
——所以，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现在我们回到《孟子》文本，公孙丑向老师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我们现在就该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分量有多大了！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样论述伯夷和叔齐呢？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介绍过了伯夷和叔齐，再来说说伊尹。伊尹是帮助商汤开基立业的一代名臣，伊尹之于商朝，就如同姜太公之于周朝。关于伊尹的生平，有着很多的传说。有的说法是，他有着不错的出身，后来为夏朝的末代暴君夏桀效过力，又投靠了商汤王，后来又改投了夏桀，后来又改投了商汤，如是者一共五次。如果现在有一位职员在两家竞争的公司之间也这样来来回回，非被同事们骂死不可。另一种说法是，伊尹出身卑贱，是个奴隶，在商汤手下担任食堂里的大师傅。有一次商汤不知怎么溜达到厨房来了，伊尹借这个机会用烹调的道理比喻治国之道，一下子得到了商汤的重视，被破格提拔，终成名臣。孟子是支持第一种说法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公孙丑的那个问题：“您怎么评价伯夷和伊尹呢？”
孟子的回答是：“这两人的处世之道大不相同。伯夷的做法是：不效力于看不惯的君主，也不领导不让自己喜欢的老百姓，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事，遇到坏世道就脚底下抹油。伊尹的做法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主子手底下都能做事，不管是什么样的老百姓都能领导，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官，遇到坏世道也一样做官。”
孟子接着说：“我教书是买二送一，我再额外给你谈谈孔子的做法：孔子是能做官就做，不能做就辞，能长干就长干，该卷铺盖卷的时候也毫不犹豫。这三位都是古代的圣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呵呵，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学得来。”
孟子这是从一个侧面来讨论这几位先贤，至于最敏感的“伯夷和叔齐的正义性”的问题，这时候却没有触及。孟子后面会不会说呢？等着往后看吧。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那您在这三位圣人当中最想学习哪一位呢？”
孟子说：“那还用问，我最想学的当然是孔子。”
公孙丑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生，接着又问：“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圣人，他们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吗？”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可水平却还是有高有低的。孔子是圣人中的圣人，自从有人类以来，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孔子这么牛！”
“哦。”公孙丑点了点头，“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孟子说：“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如果能有一片方圆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做国君，他们都能够从此起家，使得诸侯朝见，最后一统天下。还有一点相同之处是：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对“相同之处”说了两点。
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孟子一再抛出的仁政说——“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
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看过多次，孟子的这套理论在游说诸侯的时候虽然屡屡让听者怦然心动，可等人家脑子一冷静下来，也都不会拿它太当一回事。那么，会不会有人觉得好奇呢，这个“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的说法难道从来就没人接受吗？
——还真有人接受过，孟子的后学荀子就赶上过这么一回。
荀子游荡到楚国的时候，楚国正值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掌握大权。春申君倒还看重荀子，派给他一个兰陵令的官职。
兰陵地处今天的山东省，这也算个著名的地方，李白还为这里的酒厂做过广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虽然地方不大，但在这里做官也算个不错的差使，可儒家贤者们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总是摆脱不了霉运，荀子做官没多久，就得罪小人了。
小人向春申君说荀子的坏话，这坏话说得极有水平：“头儿，我给您提个醒，您可一定得小心荀子！”
春申君一愣：“荀子这人不错啊，挺踏实啊，是位真正的贤者！”
小人说：“您说得不错，荀子确实是位真正的贤者，可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劝您多加小心。”
春申君被说糊涂了：“你这都是哪儿挨哪儿啊？”
小人说：“您好好想想，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就能称王，周文王靠着百里的地盘就能一统天下，荀子可是位大贤者啊，不在商汤王和周文王之下，他要有了兰陵这片小地盘，难保不会从此起家，最后也来个一统天下。真到那时候，咱们楚国可就要完蛋了啊！”
春申君一听，立时就出了一头冷汗：“不错，是这个理啊！”怎么办？春申君赶紧炒了荀子的鱿鱼。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百里小国一统天下”这个说法在正道上从来不被大国诸侯们待见，可要反着来用却一用就灵。
再说孟子所谓“相同之处”的第二点：“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的这个思想既古朴又非常前卫。说古朴，因为它体现着似乎只属于古代君子的一种超卓的道德操守；说前卫，因为我们很多人直到现在都没能弄明白这个道理。
在孟子时代稍前，梁惠王的前辈魏文侯曾经重用过一位叫做李悝的伟大改革家。论起辈分，李悝大概算是孟子的师叔祖，别看李悝是位改革家，其实他可是儒家系统内部的人，是子夏的弟子。
但在儒家系统之内，李悝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的所作所为和儒家思想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李悝反对礼制，在魏国搞了一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办法，无论级别高低，大家一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谁也别想靠前代的特权混日子。再一点是，李悝有着极高的法制意识，他编过一部《法经》，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开一代先河的东西。这部《法经》后来成了商鞅的枕边书，商鞅去秦国求职的时候，随身就带着这书。
所以，以李悝的资历，自然是全国大法官当之无愧的首选。据说，精明强干的李悝在任上判了一案又一案，公正严明，不枉不纵。但是，这一天，突然出现问题了。这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早已经闹不清楚了，大概来说，李悝刚刚成功破获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被抓之后认罪伏法，让他招什么他就招什么，让他怎么招他就怎么招——不对，说错了，应该是“让他如实招供，他就如实招供”。杀人犯说：“老爷，我认栽了，我全招！这案子是我做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某某是我杀的。我有罪啊，我丧尽天良啊，不但某某是我杀的，三年前的某某凶杀案也是我做的！”
大家一听，这真不错，不但破了眼前的案子，连三年前的积案也顺带着破了，可不经意间一看主审官：咦，李悝大人的脸色怎么绿了？
李悝是被吓的：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早就结案了，杀人犯早就被执行死刑了，难道……难道当初判错了案子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审讯和详细的复查，李悝终于确认，三年前的案子自己给判错了，冤杀了一名无辜之人。这该怎么办？
这问题实在不好处理啊，如果是我们处在李悝的位置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了，两千多年过去，社会毕竟进步了太多太多。在现代社会里，即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会有完善的国家赔偿措施等等来做善后。但是，当时可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啊，当时国家干部的思想觉悟可还都普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觉悟呢。那么，李悝到底会怎么办呢？
李悝的心里波澜起伏，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局势，最后，还是封建小农意识和买办阶级的腐朽本质占了上风，李悝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我杀错了人，我负责！
——怎么负责？高官李悝到菜市场上买了一块最硬的豆腐，一头撞死了。
一代改革家李悝就这么死了。可能有人觉得他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就是错杀了一个人吗，以你李悝那么大的官，随便不就给遮掩过去了，实在事发了，来个记过处分也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是活着，还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呢！
可李悝到底头脑僵硬，思想觉悟没那么高，认为自己就是搞法律工作的，自然一点儿都不能违法，杀错了人就得偿命。从李悝之死，我们可以再来琢磨一下孟子的那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李悝的做法是不是太笨了呢？孟子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呢？恐怕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疑问。我们从历史书上满眼看到的都是权谋狡诈，为了一统天下或别的什么目的，哪怕是再美好的目的，别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做一万件，杀一万人，都不算什么。所以，要在历史上为孟子的这句话找到佐证还真是不容易啊。
想来想去，想到了外国，圣雄甘地也许能算一个例子。可是，即便甘地是个完美的例子，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完美佐证，但问题是，如果甘地当时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他们到底还有几分绅士风度——而是面对日本鬼子，我真是很难想象他的一次次的绝食，他的不抵抗运动能够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收效。
孟子的这个思想如果放到现代社会，其实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极力鼓吹的“程序正义”——为了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手段上也必须是符合正义的，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问题要是再多想想，就有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问题：边沁的一种思想曾经影响深远，他推崇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现在我们仍有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坚信不疑，但问题是，如果你属于“多数”，那还不坏，可你若是不幸属于“少数”……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梁惠王篇”中讲到的睢阳保卫战，张巡和许远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的目的，在城里杀人吃肉——不知道被吃掉的张巡的小妾、许远的书童，他们会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