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闺蜜在一起时，会说政治的乱、仕途的挫、人情的薄，酒是再好不过的媒介，不过像元稹和白居易这样的骨灰级男闺蜜，也谈彼此的风流，或者真爱。白居易一定会告诉元稹他在贬江州途中湘灵的再次邂逅。我已成名君未嫁，君仍怜我我怜君。湘灵等他这么多年，原是隔在远远乡、结在深深肠的恋人就在眼前，无日不思量、无日不瞻望，执手相见时无语凝咽，尔后是抱头痛哭，一场天地合，因为结局仍是决绝。也许白居易还会翻箱倒柜地找出湘灵亲手做给他的布鞋给元稹看，一经江南的梅雨，鞋上绣的花草暗暗发霉，他在晴天里曝晒。元稹呢？元稹则把《会真记》的草稿给白居易过目，“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如此这般绕口令地推心置腹。他写了回忆莺莺的《梦春游七十韵》，白居易和诗一百韵。
和怀念湘灵的诗比起来，元稹显然不够真诚，显然他真诚地虚伪着，或者这一生除了对白居易，他都愿意真诚地虚伪。
除了初恋的卧聊话题外，也会谈谈彼此的结发妻子。一个说自己要和杨氏“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一个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大抵元稹的感慨要多一些，的确，韦丛初嫁他时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当首饰换酒吃是常有的事，至于吃糠咽菜、槐叶当柴，倒有些夸张。最主要的是，元稹并未想来世仍与韦丛做夫妻，他觉得“他生缘会更难期”，所有的报答就以“终夜长开眼”来完成吧，而夜夜无眠的思念究竟存在与否，没人知道。老师曾经说，要相信元稹当时的爱，当时他是这般不舍。而来生找寻到彼此就这样难吗？他与白居易，不是“直到他生亦相觅，不能空记树中环”吗？
可见任何一段痴情，都是一次点缀，元稹最不能离开的仍是兄弟加闺蜜的白居易。
唱和、卧聊，元稹和白居易的闺蜜情到达顶峰还要属《三梦记》。
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记录了这一过程：公元809年的三月七日，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去四川，二十一日那天途经梁州。当日白居易在长安，与弟弟白行简、李杓直一游曲江、慈恩寺，又到李杓直家饮酒，喝得正爽，白居易突然说“微之到梁州了”，大家对他的话表示怀疑，为什么这样确定？白居易说，我说到就一定到，不信打个赌，留首诗做个凭证。白居易在李家墙上题诗：“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过几天，梁州来信，打开一看是元稹的诗：“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一看落款日期，正是白居易游完慈恩寺思念元稹的时候。
白行简以为，人人都做梦，但有些人做的梦却很奇特，有人在现实中碰见以前在梦境中见过的东西，有人做了一件事，而另一个人也梦到这件事，两个人还在梦里相见。事实上，白居易思念元稹的时候，元稹以梦的形式参与了白居易当时的活动，与他同游曲江、慈恩寺。居然梦相随，抑或灵魂千里赴约。元代辛文房写《唐才子传》时，以“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形容元稹与白居易的无间。
所有的梦暂停在公元831年的七月，五十三岁的元稹离世而去。
即便有诸多的梦，也不能一一诉给白居易听。“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今不复叙。”只是白居易到底还是梦到元稹了：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这是元稹辞世九年后白居易做的梦。白居易相信是元稹走进了自己的梦中，重复着这一生最熟悉的嘱托：要记得梦见我，每一生。
§§§第三节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设给你的空城计
哭孟浩然
王维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再路过这座城时，你已不在，再繁华的城也是一片空荡。
多么一个滥俗的桥段，谁也不知道，它始于王维与孟浩然之间。
这是孟浩然给王维设的空城计。
初次读到这句诗，不觉得美，“襄阳”这个词只让我联想到郭靖死守襄阳城，“蔡州”这个词联想到扁鹊蔡桓公，“借问”也不见得美在哪儿，“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借问”和“襄阳”连起来，确实没有美感，如果是借问春风、借问西楼、借问流水、借问人间，都可以让人产生美感，偏“襄阳”后面又加了一个“老”字。“老”字要用在适当的地方才会美，比如“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再比如“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因为有红颜，老才缓和了它的形式，被强调了内容，因为有了心在天山这样的冰雪之貌，老才有了强烈的对比，分量更重，而沧州总是要比蔡州诗意得多。凛然、仓促、流水的沧，和蔡桓公、扁鹊的蔡，你会爱上哪个字？
这一次，字的美感不重要了，我要说这个滥俗的桥段打动我了，因为它无关风月，只是一个朋友思念另一个朋友的感怀，自你离开，我不再抚琴，自你离开，我不会再去那座城，人去城空，如是而已。
显然，作为一个大男人，孟浩然在友情方面是极为成功的。盛唐顶级文学家都视他为知己，比如李白，这个杜甫痴迷了一辈子却很少理睬他的前辈却向孟浩然抛出橄榄枝：“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就连送孟浩然远行，李白也不吝笔墨，他把孟浩然的远行描绘得那样美，“烟花三月下扬州”，然后站在黄鹤楼头远望孤帆一片，直到视线中唯有水天相接。诗家每每为李白的不曾离去而感动，人都不见了，你还在望。得此殊荣的确实只有孟浩然一人，即便李白心系王昌龄，也不过“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直白的表达，一贯的快意，抽刀断水、青天揽月的招式，何曾这等静静远望一个人。杜甫会无比羡慕吧，为你写诗，于他而言一直是梦寐。
不止李白，看到扬子江的刘昚虚思念起孟浩然也寄诗而去：寒笛对京口，故人在襄阳。张子容每每生归隐之意都会想起孟浩然：
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孟浩然收获了丰厚的友情，而襄阳，这样一座城，成为友人们仕途疲倦时眺望的方向。几十年后，年轻的白居易路过襄阳时也不免为前辈的山水情怀触动：“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孟浩然虽不是他的故人，襄阳却始终作为一个乌托邦存在。
又显然，总会有人请客吃饭，来，重阳节到家里做客，一起吃酒，于是看到“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里也是他的老朋友。
孟浩然不是没想过不出世，他只是散漫惯了，有时还要归结到准备不足。在长安考进士落榜那年，孟浩然曾在太学赋诗，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诗句技压满座，名动公卿。本该有步入仕途的可能。适逢王维那夜皇宫当值，悄悄邀孟浩然来聚。两人聊得起劲，不想唐玄宗驾到，孟浩然惊避床下，他虽没像情景剧中主人公露出一段衣角，但王维不敢欺君，据实禀报，爱才的唐玄宗不拘小节，并不见怪，反让孟浩然把自己最好的作品读来听听。绝佳机会，有唐一代，无人如此，然而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此为真理。那晚孟浩然的思维必定混乱，他脱口而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人若不自弃，不自疏，没有人真的抛弃你、疏远你。他多年下意识地远离尘嚣，有意地为自己铸一座安逸的山水城池，唯在田园的国度中，他才淡定从容。渴望出世不是他的常态，连平日的准备，竟也是消极的。王维捏了一把汗，他知道孟浩然没机会了。他在一旁却无法指点，话要说得委婉，就像他做了状元，还能把落榜的綦毋潜安慰得舒舒服服。“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无论是否考中，这都是一个圣明的时代，在圣明的时代里，那些隐士自然都出世了，你暂不被录取，但别说知音少。孟浩然的时代确实是圣代，他在仕与隐之间徘徊过，终因准备不足而闭上一扇窗。
孟浩然开始认真思考他到底要什么，最终的选择来到了。采访使韩朝宗想要带他入京，以便向朝廷推荐。那日，他有意让韩朝宗久久等待，这边和朋友喝得酩酊大醉。韩朝宗一怒而去，孟浩然在醉里终于清醒了：此生终于襄阳，何尝不是最好的选择？他想起写过的那些伪出世诗：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留别司马太守》）
明祠灵响期昭应，天泽俱从此路还。（《别皇甫五》）
如今统统作废。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获朝廷大赦的王昌龄由岭南北返长安，经襄阳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借道襄阳，挚友安好？此时的孟浩然背上的痈疽刚刚恢复，便与王昌龄浪情宴谑，最要命的是他食了海鲜，病情一触即发。男人的情谊果然在杯酒之中，誓死也要与老朋友酣畅对饮。五十二岁，孟浩然心在襄阳、身老襄阳，与襄阳契合成一道风景供友人们回忆。回忆之余不免感叹，再也见不到的人，再也回不去的城。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的深秋，王维赴岭南的路上途经蔡州襄阳城，他见汉水日渐东流，向长江延绵而去，而物是人非事事休，不免潸然，唯把一元亮壶酒，远招千里襄阳魂。
§§§第四节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同去同归，成败也无所谓
重别梦得
柳宗元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戊戌变法失败了，梁启超才意识到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成功了。
评判变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变法取得的效果。王安石变法一直维持到他退休之后的第八年，后来宋徽宗继承王位，挥霍无度，心虚之余问宰相蔡京这般度日是否过了头，蔡京答照这等花销，国库的银子二十年花不完。这是王安石的功劳，变法的效果。梁启超彼时才知道他无法与王安石相比，史上但凡想推行变法的良臣，必定要承他人之不可承。柳宗元和刘禹锡就是这样，他们的变法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如鲠在喉。
多年后，柳宗元登上柳州城楼，一派荒芜，海畔尖山，愁思茫茫，风打芙蓉水，雨侵薜荔墙，他觉得天然若剑芒的柳州山随时可以割断一己愁肠，而长安是永远回不去的地方。他希望自己是一尊佛，所分之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都坐上柳州的山峰，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他的故园久而久之成为一个符号。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最好的朋友刘禹锡与自己一同走过了人生的大半光阴，起落升沉，同去同归。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又同为监察御史，自此结下情谊，政治、文章、贬谪，直到多年后书写祭文，始终是文学史上的佳话。
新文学萌发的年代，新思想激进的岁月，培养了一批敢为天下先的臣子，救世济民的迫切，无所避忌的孤往，不加收敛的狂傲，在弊端丛生的现实政治面前锋芒毕露。为了更快地造福生民，可以不顾臣节，可以不计主仆、仁义、忠贞，一切只为泽及苍生，年轻的柳宗元就这样在“春秋学派”的思想中不断发酵。年轻到无所顾忌，到一味速定速成，竟逃不脱中国思想中那尽人皆知的“中庸”，难道是普世真理？难道是英雄的宿命？成败，在中国历史上以多种方式演绎着，孤胆英雄和变节小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一片。超越公共准则的行为总难逃脱历史的谴责，于是，“二王八司马”成为经典的中国制造。
简而言之，新继位的唐宪宗贬谪了怂恿父亲唐顺宗与自己对立的十位大臣：王伾、王叔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和程异。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余下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这十位大臣推行的新政——“永贞新政”随之夭折，从推行到实施仅维持了146天，电光石火，昙花一现。王霸大业到万死投荒仅一步之遥。
对道德和终极真理的虔诚、对政治责任的担当都没有错，唯有不该忽视对公共伦理的破坏。终于是成则王侯败则寇，没得商量。
柳宗元只觉得本是东风御前柳，却被移作蛮荒草。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他与刘禹锡一同开始了奔赴贬所的旅程，未过长江，新的圣旨传来：他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加贬为朗州司马。
一路偕行，再沉重的铺天盖地，也有身边这个人一起承受。
洞庭。湘江。汨罗。永州。他终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囚徒。没想到与永州的山水一相伴竟是十载春秋。他始终肯定自己政治的清白，就像刘禹锡从未否认过参与“永贞革新”是错。
当英雄失路，总有人拍手两旁欢，总有人雪上加霜重，总有人落井下石沉。英雄成了一幅漫画供人欢颜，抑或成了开心之源。在一个缺少悲剧美、崇尚大团圆的国度里，失落也是一种耻。所以，怎么可以没有最爱你的朋友？难的是，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在人世消磨中难免有了嫌隙，最运气的是拥有同去同归的宿命，在同一战线上总会同仇敌忾、患难与共。柳宗元就是这等幸运，他有他的刘禹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