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辽东巡抚此刻所虑不单是宁远一城的安危，而是整个关外的战守。八旗擅长野战突袭，倏忽而来，饱掠而去。惟有以坚城遏之，炮火摧之，方能战而胜之。关外重镇除宁远外已荡然无存，如果不抓紧时间修复城堡，仅凭一座孤城很难同敌军长期对持。此时，辽西的防御能力丧失殆尽，一座座城堡唯剩颓垣残壁，一堆堆粮草也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关外数百里人们都跑光了，只有累累白骨、座座残冢尚依稀可见。如此残破凋敝的辽西，又怎么能再经得起战火？安顿辽民、修复城堡，恢复屯田……这些都迫在眉睫。如今后金新遭大丧，还无暇进犯，无论如何也得利用这段时间，把锦州、大凌河、塔山等地城池修复。袁崇焕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他决定以吊丧的形式派一行使者到大金，以探敌军用意。
1626年12月5日，李喇嘛一行带着袁崇焕的吊唁词抵达后金国都沈阳。初冬的沈阳早已是一派冰雪，夜幕笼罩下的宫阙更显得宁静肃穆。在一片寂静中，只有清宁宫依就灯火通明，操劳一天的皇太极还没有睡意，仍在暖阁的土炕盘膝而坐。欢跳的烛光，映照着他那泛着红润的方脸，魁梧的身躯已显得有些发胖。他双目微合，既像闭目养神，又像是修行打坐，可此刻皇太极的内心却如山呼海啸一般。李喇嘛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使皇太极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袁崇焕这一传奇式的人物再一次把他的思绪搅乱。皇后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大汗，也许袁崇焕现在根本就不想打仗！”皇太极突然豁然开朗了。他要利用李喇嘛吊丧之事，摆出同袁崇焕修好罢兵的姿态，好腾出手来对付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去背后这颗芒刺。
为了表示修好之意，后金以极其隆重的规格接待了李喇嘛一行：皇太极及诸位贝勒轮番“供养美撰，并赠礼物”；当吊丧使者于1627年1月3日从沈阳启程时，皇太极特遣人“远送”至宁远。而与此同时，偷袭朝鲜的方案，也在悄然地部署之中。
在后金城里流散着西征察哈尔的种种猜测。皇太极深知目前后金尚不具备摧毁察哈尔的实力。察哈尔系漠南蒙古之大宗，首领林丹汗不仅拥有40万部众，林丹汗还刚刚同明朝结盟，现在不是打林丹汗的好时机。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皇太极用兵的特点，他断然做出袭击朝鲜的决定，不仅令他的敌人也让他的大臣们惊诧不已，然而在皇太极的时间表中，这却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朝鲜所具有的那种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与物产丰富的经济条件，早就令这位后金汗垂涎三尺。他要改变后金境内因长期征战所造成的经济凋敝供应匮乏的状况，他要打破明朝的经济封锁、就只能打朝鲜的主意，用武力改变邻国君主的敌对态度，打开互市的大门，以便获得同明军长期对峙的经济依托。
朝鲜的首都距沈阳至少有一千多里，皇太极的军队要在远离本土孤军深入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此次用兵的真相在行前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为迫使朝鲜国王在预期的时间里屈服，就得投入足以震慑对方摧垮对方的兵力，而大批军队远征又势必造成本土守备空虚。总之向朝鲜挺进的道路充满了险阻，没有担几分风险的魄力，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1627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阿敏所率领的远征军，士气高昂，斗志旺盛，以兵发凤凰城（辽宁凤城）的名义浩浩荡荡地从沈阳开出。
三个月来，皇太极经历了他即位以后最为紧张的时刻，这是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外松内紧的紧张。
尽管战事在鸭绿江以东，他却时刻要注视着辽河以西，全力防范随时都可能发生来自宁远的攻击。他知道，此时袁崇焕也和他一样，随时注意着这边的动静，两个人都是惊弓之鸟。为此，他不得不经常巡视，借以虚张声势。有些大臣要求皇太极撤回凤凰城军队的命令，理由是万一盛京出现紧急情况，远征军很难掉头回防，尽管这是皇太极颇为忧虑的问题，但他绝不愿被局外人看破，更担心这种议论张扬出去，搅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皇太极想到一个暂时缓解与明朝关系的办法。
为使对手袁崇焕陷入他所布下的圈套，皇太极在大军远征的当天，即向宁远派出议和使者。他在议和信件中，详尽地回顾了明廷在双方交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即努尔哈赤在天命3年3月（1618年）起兵反明时所提出的“七大恨”，为此皇太极要明廷每年以十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布赔偿后金，作为和好之礼；后金又以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换取这些金银的互市条件。
显而易见，议和只是皇太极为赢得偷袭时间、实现军事征服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他从来也不相信金、明双方能实现和解，从他所开列的明廷难以接受的议和条件，以及毫无商量余地的强硬态度，便可看出他的真实意图。皇太极早就详细盘算过，从派出使者到关，再等他们作出反应，少说也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已足够他结束在东线的战事了。
此次东征，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的向背问题，但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也不能放过栖居朝鲜境内的毛文龙，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后顾之忧。鸭绿江以东传来的消息，喜忧参半，甚至忧大于喜。盘踞铁山的毛文龙部倒是被摧毁了，但这个亡命徒又到海岛，用不了多久就又能拉起一支人马。
至于朝鲜方面，就更不乐观。此次袭朝，虽然打着为被废的朝鲜国王李珲复辟的旗号，同时，又有两名朝鲜的叛逃者充任向导，但这些并未能缓和当地民众对征服者的敌对情绪。自从后金军队跨入这个国家开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3月1日（农历正月十四）兵临义州，义州军民殊死抵抗，后金军是靠着云梯才将城池攻破的，孰料破城之后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次日进取定州，定州驻军据城死守；此后在夺取汉山，安州以及朝鲜国王故居平壤的过程中，无一不经过苦战。为了不致让当地军民切断退路，对处于交通要道上的城市，都要留有重兵把守。为此阿敏特意派人返回沈阳，请求皇太极调拨蒙古军队进驻义州，以便腾出留守义州的军队用于新的战事。一支深人别国领土作战的军队，时时处处都会遇到种种麻烦，但最为棘手的则是无法平息当地民众的抵触，反感乃至仇视的情绪。
4月20日，皇太极所派出的遣明使者回到了沈阳，他们不仅带来了袁崇焕的回信，还带来了明军日夜抢修锦州、塔山及大、小凌河城堡的确切消息。
议和对于皇太极和袁崇焕都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计谋。正像皇太极所列的议和条件无法使明廷接受一样，袁崇焕所提出的归还辽东土地、人口的要求，也同样使皇太极难以接受。半年前袁崇焕为了腾出人力修复宁锦防线，向盛京发出了议和的信号就是遣使吊丧，而皇太极为集中力量对付朝鲜也向宁远回敬了议和条件。如今一个加紧筑城，一个全力逼朝鲜政府就范；皇太极心知肚明，可是他为了扫除后顾之忧而不得不任他的敌手在前沿大筑工事。就像对弈一般，两个对手各有得失。相比之下，此刻袁崇焕却比皇太极领先了一步，即使宁锦防线尚未竣工，明军也可乘金国本土守备空虚，越过辽河进逼盛京，而皇太极却无法使征朝大军立即从朝鲜回师。成与败，赢与输往往就取决于谁能在关键的一步上领先。
皇太极在熬过了三个最为紧张的日日夜夜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转机：报捷之使从朝鲜安抵沈阳。济尔哈朗、岳托果然不负重托，已于4月18日同朝鲜国王议和，签订了“江都和约”。和约规定：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之邦，后金为兄，朝鲜为弟；朝鲜国王要派遣胞弟入后金为质；每年要向后金进贡大米千石、各种土特产品不等；朝鲜与后金在会宁、中江开市，供应粮食、布匹等。“江都和约”不仅基本上切断了朝鲜同明朝的传统联系，而且伴着互市的进行后金的经济短缺状况也将有所缓解，皇太极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2 遭遇强敌——宁锦失利
皇太极与袁崇焕不停地进行兵法上的较量。这次袁崇焕“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虚晃一枪，皇太极招架不住了。
朝鲜与后金订立的“城下之盟”，使袁崇焕受到猛烈的冲击，这是他在政治舞台上从顶峰下滑的起点。他同皇太极之间出于策略需要的议和之举，使袁崇焕由于朝鲜被后金兵侵略而受到舆论的指责。一年前的宁远大捷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一座坚不可摧的象征，一夜之间竞成为举朝上下责难的对象。然而这位以复辽为己任的人，无暇顾及个人的荣辱得失，在与皇太极的角逐中，在与后金的对峙中，他已然全力以赴，心力交瘁。
后金军队势如破竹，节节进逼，明不仅尽失辽东，辽西也屡屡败兵；为了应付这突发的辽战，明廷不得不加兵加饷，以解燃眉之急；为了解决兵饷之不足，又不得不加派辽饷，行此饮鸩止渴之下策。辽战未己，四海之民已罄其产，辽土未复，天下己尽受加派之苦。
袁崇焕并不是那种侈谈复辽的人，也不是那种怀有侥幸心理的人，他注重务实，从来都是把全部精力用于提高明军的攻防能力，诸如练兵选将、据险筑城、构筑炮台等等。而以辽人守辽土，寓兵于农，寓战于守，稳打稳扎，渐次推进，则是他扼守关外的战略核心。他之所以把在锦州、大小凌河一带筑城看得如此重要，正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
朝鲜国王出逃江华岛的消息就像一声闷雷，震得人们目瞪口呆。朝鲜君臣面对强敌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策使袁崇焕大失所望。对于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他不能坐视不救，但营建锦州防线却又是刻不容缓，援朝与筑城竟如此难以两全！援朝抗金不仅是明朝廷所热望的，也是舆论所期待的。然而这样一个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正义之举，要以雄厚的实力为后盾。当时，明朝在关外驻军仅六万，六万之众即使倾巢出功，也难以形成围魏救赵之势。八旗留守部队至少有六、七万，且占以逸待劳之势，贸然发动一次毫无胜利把握的进攻，于时局并无补益。事实上，这六万明军已有四万用于筑城，再过一个月即将进入雨季，一旦皇太极从朝鲜腾出手来也势必会大举进犯辽西，锦州与大小凌河正首当其冲。至于用来防御的两万明军，要分驻前屯、中左、中后、宁远、锦州等地，不仅要防范辽河以东的后金，还要对付来自漠南蒙古各部的骚扰。
为了减轻朝鲜所承受的军事压力，袁崇焕毅然抽出万余守军，直逼辽河，陈兵三岔，摆出进逼辽东之势，以迫后金征朝大军回师。
抽调万余守军对袁崇焕已是勉为其难了，他必须在确保辽西无虞的情况下援朝。在用兵布阵上，他从不敢有半点差池，两国交兵，军情瞬息万变，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导致失利。更何况明朝上对于指挥辽战的人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能胜，不能败。战败者只有以身殉职，才能避免锒铛入狱乃至身首异处的厄运。这些就像一具无形的枷锁，桎梏着袁崇焕的心灵。
袁崇焕必须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守”就成为他用兵的核心。“以守为战”，且战且守，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要想守得住就必须筑城屯亩，因“守”而派生出的战术自然是稳打稳扎，这些与皇太极的以战为守，出奇制胜形成迥然不同的两种作战风格。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形成，不单取决于他们自身素质的差异—一位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与一位洋溢着尚武精神的蛮族酋长，对战守问题的不同心态反应，更取决于后金与明廷之间既广泛而又深刻的不同社会背景－—汉民族的农耕生产方式与女真的狩猎经济的差异，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崇文与尚武两种截然相反的民族习俗。一个正处在开国创业时期的部族，自然比一个处于守成时期的泱泱大国，更具有强烈的进攻性，掠夺性。无疑，皇太极要比袁崇焕表现出更鲜明的进取精神。
和战之局瞬息万变。6月8日，皇太极在征朝大军凯旋之后，即着手筹划出兵伐明。他不能坐视明军把防线从宁远推至锦州，而要乘大凌河尚未完工之际，突然发兵，打袁崇焕一个措手不及。
事实上这场战事，对交战双方又都是利弊参半：征朝的胜利的确使金军士气大振，但日趋炎热的天气及长途跋涉之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优势的发挥，对袁崇焕来说，大小凌河尚未完工，还不能与锦州成犄角之势，但他的军队却能以逸待劳。
1627年6月18日，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从沈阳出发，日夜兼程，五天后兵临锦州。三万五千明军却凭借刚刚竣工的城垣据险抵抗。鉴于一年前宁远攻坚失利的教训，皇太极为此次出师制定了扬长避短，以长克短的战路：他要以重兵围困锦州，意在造成锦州危在旦夕的一种声势；他要利用明军所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锦州亡了，宁远就变得岌岌可危，这样山海关也会有危机感。这样会诱使袁崇焕丧失理智，做出错误判断与抉择；他要在援锦明军失去坚城利炮保护的条件下与之决战。总之，在皇太极看来，锦州不仅可以成为明军遏制后金的桥头堡，也可以成为他用来诱惑对手的鱼饵，把明军从城堡诱出，实现围锦打援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