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还能选择，我就将只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普遍遵循的准则是公民自由、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自由就是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来表达个人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就是尊重他人的任何信仰。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是不存在的。那些对于国际谅解有杰出贡献的人——其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艺术家——正在德国受到迫害。
“一个人精神受到压抑会得精神病，同样的，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也会害病……我希望，不久后，德国将恢复比较健康的气氛。我也希望，像康德和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将常常被人纪念，而且也将在公共生活中，在人民的心里，以及通过他们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永远受到尊敬。”
不久，他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到了纽约的总领事馆。在办公室里，由于有助手在，本来就很熟的总领事严肃地说：“教授先生，我看了您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的谈话。这篇讲话在柏林引起了震动。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还没有什么打算……不过不回德国去！”爱因斯坦坚决地说。
“还是回德国去的好，”总领事像背书那样劝说道：“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执政，新政权对每个公民都是公正的。你的看法有些片面……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时秘书有事出去了，屋里就剩下爱因斯坦和总领事。总领事立刻和颜悦色地向爱因斯坦凑过去，低声说：“教授先生，现在我们可以朋友的身份讲几句话了。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希特勒是最狂热、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又最恨和平、民主和进步。
你要是回德国，他们决不会放过你的。”总领事拿起一迭报纸给爱因斯坦看：“这些都是德国报纸，你看，这里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犹太国际阴谋家、共产国际阴谋家！”
助手进来了，总领事立即又恢复了原先冰冷面孔。爱因斯坦把德国护照扔在了总领事的办公桌上，然后离开了领事馆①。
爱因斯坦夫妇乘美国到比利时的航班回欧洲。在旅途中，从无线电里得知故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的别墅被抄了，说是为了“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在柏林的不多的银行存款也被没收了。爱因斯坦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这些人手持武器，闯入我家里抄家，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中的一个例子。这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将警察的职权移交给一帮纳粹暴徒的结果……”
远洋轮于3月28日在安特卫普港抛锚。爱因斯坦夫妇夹在旅客中间回到了欧洲大地。好客的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在王室接见了他们。为了他们的安全，决定把他们安置到大西洋岸边一个小渔村——勒科克，并派人日夜守护他们。让他们住勒科克本来是要让他们隐蔽起来，可是这都办不到，记者们一下子就宣扬出去了。收到了一些恐吓信，不仅威胁要爱因斯坦的命，还扬言要对付他的亲属。初步安顿下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声明退出普鲁士科学院，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免得使他在科学院的那些朋友为难。事实也正是这样，一天，作为科学院秘书的普朗克去找希特勒，想说服他不要把狭隘民族主义的“雅利安条款”用在德国科学家身上。起先希特勒默默听了几分钟，接着歇斯底里式的狂态就发作了。他跺着脚，高声大喊，拳头在80高龄的普朗克的面前挥舞起来，声称要把他从地球上消灭。卫队以为元首受到了什么侵害，连忙赶来。普朗克赶紧跑回家。后来他给一个友人写信时说，他不指望活过“这个可厌的时代”了。普朗克在爱因斯坦问题上伤透了脑筋，他把学院秘书头衔交给了两个安插在他身边的纳粹分子，就称病不出了……
①此处从[苏]里沃夫著的《爱因斯坦传》说，秦关根著的《爱因斯坦》认为爱因斯坦的护照是在布鲁塞尔交给德国大使的。究意谁是谁非，因缺乏原始资料，不确定．请读者原谅。
“我觉得老麦克斯很可怜，”爱因斯坦叹着气说：“他的灵魂跟我们这个艰难的时代合不来……”①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表明由于血与火的教育，我们这位思想家在思想上又有了多大的变化。
欧洲的形势越来越紧。毗邻德国的小国比利时到处都有纳粹的特务在活动，连王宫里都不敢担保没有德国特务。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比利时不得不全国动员，加紧备战，因此抓了两个拒绝服兵役的青年。一位法国青年写信给爱因斯坦，请他出面向比利时政府交涉。因为爱因斯坦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正是他倡导拒绝服兵役的。他曾提出，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绝服兵役，仗就打不起来，因为政府不敢把这么多人抓进监狱。这两个比利时青年就是佩戴着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绝服兵役而被捕的。
爱因斯坦尚未来得及回信又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
亲爱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谈。
原来信就是第二提琴手写来的，第二提琴手就是比利时的王后。
比利时国王请爱因斯坦进宫是商谈国家大事。国王面对强邻的战争叫嚣，问计于爱因斯坦。这时爱因斯坦坚决地说，对于希特勒这种以毁灭文明为己任的恶人，只能以牙还牙。这时他已认识到，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他自己那样心地纯洁、善良。也不能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事，都用好心肠去解决。
8月18日，他发表了给那位法国青年的公开信：
①[苏]里沃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2页。
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形势下，我不会拒绝服兵
役。我将愉快地参军，我相信这将有助于拯救欧洲的文明。
这封公开信在世界上遭到了许多和平主义者的抗议，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背叛了和平主义原则。爱因斯坦理直气壮地讲了自己对和平主义的新看法。他告诉世人，只要法西斯统治着德国，就不会有和平。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准备战斗，才有可能求生。
①也有的传记说是悬赏5万马克，如里沃夫的《爱因斯坦传》。
②[法]瓦朗士日：《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1933年的夏天，爱因斯坦夫妇都是在勒科克度过的。他们在勒科克住下后，瓦朗坦曾去看望过他们。尽管当时形势对爱因斯坦充满了危险，可他仍一切如常，一如既往地潜心于他的科学研究。瓦朗坦告诉他们，他们在哈伯兰大街5号的藏书——包括他的相对论在内连同其他“非雅利安的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在柏林，在国家歌剧院前面的小公园里被当众焚毁了”。她还给他们带来了一本德国出版的希特勒制度下的敌人的大画册，画册的第一页上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说明，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其中有创立相对论，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当时还传来了这样的消息，据说柏林已悬赏2万马克要他的脑袋①。爱因斯坦听了不仅不当回事，还微笑着点点头说道：“我这颗头值那么多钱吗？”埃丽莎担心得要命，她恳求丈夫小心，为此爱因斯坦指责她“是一个让人轻视的懦夫，没有尊严的意识”②。当瓦朗坦向他讲到法国上层欢迎所谓的犹太精英到法国避难，由于怕得罪德国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不愿接纳一般的犹太移民，特别是穷苦的犹太移民时，爱因斯坦说：“这不单纯是犹太人的斗争，这是远为重要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有钱人聚集在一起保护自己，反对穷人。”①在这之前不久，他也曾经说过：“社会阶级之间的隔阂是不合理的。这些隔阂归根结蒂是由暴力支撑着的……”②显然，这较之于20世纪20年代初，他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还持保留态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当时最使爱因斯坦痛心的还是德国的犹太人要他对那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恐怖负责。他们相信一切都是他惹出来的，并且愤怒地宣布完全割断与他的关系。“我们不仅从纳粹分子那里收到许多信，我们同样也收到许多来自犹太人的愤怒的信件。当要他为他们牺牲掉一切时，他总是无所畏惧的，他从来没有让他们失望！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同一些人，现在居然把污泥投向他，多么可悲啊！他们被吓得胆战心惊，以至于声明印在装潢精美的印刷品上，声明现在和将来都和爱因斯坦毫无相同之处。从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犹太教法庭和其他组织的卑鄙无耻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是绝望和恐惧指使他们这样去做。
他们都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完全曲解了形势，这样人们还能说他们什么呢……”“他们焚烧了我丈夫的每一张单人照片，然而，在那时，在他受到吹呼和拥戴之时，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照片。”埃丽莎那时这样写道。
在比利时再继续待下去是不可能了。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去向，一是去法兰西学院任教，这是他很乐意的，有一些朋友帮忙，但最终因法国政府怕因此激怒德国而未能办成；再一个就是应普林顿高等研究所之聘，去美国工作。爱因斯坦最后只好选择了后者。
①[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②[苏]里沃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8页。
1933年9月初，比利时警察宣称，爱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所以发布这样的消息是为了迷惑可能有的纳粹间谍的盯梢。实际上他是去英国。在那里，他应邀在伦敦的阿尔伯特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罗素也是这次抗议纳粹暴行的大会的筹备人之一。此外，爱因斯坦还在牛津作了《论理论物理学的方法》的讲演。
在去美前，他再次渡过英伦海峡，向老朋友朗之万和居里夫人告别。当时居里夫人躺在病床上，生命正在消逝中。
爱因斯坦周围是一片凄凉。当时一位见到他的人回忆说：“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着各种话题……他再也不笑了。”①
爱因斯坦在哈佛勒上了船，和他一起的是埃丽莎，还有他的忠实的秘书、沉默寡言的海伦·杜卡斯。埃丽莎的女儿玛尔戈和助手迈耶尔是后来到普林斯顿与他们会合的。
爱因斯坦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回德国与法西斯作斗争，而是到美国去避难，自然也引起了世人的非议。1954年2月1日某人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引用了爱因斯坦过去提出的号召，爱因斯坦当时呼吁人们，为了维护言论自由和反对战争，必要时应准备去坐牢。接着他说自己的妻子看到爱因斯坦这一呼吁之后指出，纳粹掌权后爱因斯坦匆匆逃离了德国，而没有留下来冒坐牢的危险大声疾呼，发表自己的意见。她把爱因斯坦的行为同苏格拉底相比，苏格拉底不离开自己的国家，而是留下来“战斗到底”。她还指出，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有名望的人要比无名小卒更为容易。
对此，爱因斯坦于1954年2月6日的复信中是这样回答的：
①[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992年版，第225—226页。
谢谢你2月1日的来信。我认为尊夫人的话十分中肯。不错，一个无名小卒在那种情况下确实要比一位稍有名望的人更加岌岌可危。但是一位稍有名望的人除在必要时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来利用自己“名望”呢？
把我同苏格拉底相比并不十分恰当。对苏格拉底来说，雅典就是整个世界。而我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同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更别说德国了，因为我同德国仅有的惟一联系只不过是我担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还有我从小学会的德语）。
虽然我是一个信念十足的民主主义者，但我深知，如果没有一批愿意为自己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正义感的男女勇士，那么人类社会就将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与正常的时代相比，在现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①
①[美]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