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瑞
我写的微型小说，总共出过八个集子，大约四百多篇。重复的比较少。这二十多年来到底写了多少篇微型小说，我没有统计过。有些微型小说写得比较散文化，我就放在一边，没有收进集子中。第一本叫《都市神话》，大部分是两干字的小小说，出书前大部分在《新报》发表过。此书曾经入选过中学生一百种好书。第二本《尘缘》也是微型，是新加坡朋友介绍在新加坡出的。香港买不到。为了普及小小说，我有意识地用少年人喜欢的包装，出了三本小小说集，这就是《逃出地狱门》《还是觉得你最好》和《让我们再对坐一次》，每一本大概收四十篇左右，每篇八百字至一千字。这些小小说，成人也适合读。喜爱写作的朋友最喜欢问“灵感从何而来”的问题。为了说明写作题材和灵感、生活的关系，我在《逃出地狱门》书末附录了《从生活到小说——兼作品得失自评》，在《还是觉得你最好》的书末附录了《灵感从何而来？——本书小说的素材和构思》，对各本所收四十余篇小说的来龙去脉做了简短的说明和自我评价。《让我们再对坐一次》则有意把青少年和校园题材的小小说收在一起。出版《留在记忆里》时有个想法，我想试探一下市场，看一看微型小说在香港的反应，所以一出就是三本，包括林荫极短篇集《生辰快乐》和秀实的极短篇集《某个休斯敦女子》，结果书卖的时间比较长。我觉得这三本书质量不坏，销得比较慢和香港整体环境有关，香港不少读者对微型这种新文体尚没有足够的认识。我个人比较偏爱《留在记忆里》，因为选稿时比较严格，比较注重题材的多样化和艺术}生及创意。海内外一些评论家也比较关注这一本，写过好几篇非常详尽和富有学术气息的文章。与《留在记忆里》重视艺术性不同，《朝朝暮暮》比较通俗，力求雅俗共赏。最新的一本《东瑞小小说》则有短有长，内容也较丰富。
创作微型，不能不提报纸副刊。当时《明报》《快报》《新晚报》《新报》《澳门日报》，在八十年代都设有“每日完小说”“一目完小说”。明报只要求六百至七百字，《快报》则是八百到一千字。当时我受报纸编辑部邀写稿，给《快报》写得最多，差不多每天一篇或两天一篇。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急就章，题材不限，有的构思较精细一些，有的就写得很粗糙。每次出书都要筛选。所谓“勤思出智慧”，有了压力，人就在创作状态中，不一定时间短就一定无法出好东西。后来报纸改版，公司创业忙，1990年到现在，我已没有为报纸写稿的压力，反而懒得去构思，也就写得比较少。好处是可以构思深入一些，时间上从容一些。
喜欢微型，最初是比较被动，主要为报纸供稿。后来我参加了共三届在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开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研讨会，才知道微型小说从新加坡开始，渐渐在世界华文文坛掀起了热潮。专家们发表了很多研究性的学术论文。我喜欢读理论。这些论文对我有着较大的影响，使我创作微型从被动变为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加强了我对微型小说所需元素的认识。创作变得更加有意识。
我觉得写得比较好的微型小说，关键在于构思的深度。写得多了，会发觉，写作一篇普通的微型小说比较容易，但创作一篇艺术性较高、内涵深刻的微型就很难了。目前我的创作状况是：某些题材通常放在脑中很久，一直未能成形，就这样一直放着。“不能成形”是指我应该怎样下笔？
怎样布局？结尾呢？还有，写了出来，有没有味道？有没有意思？放在脑中有时一个礼拜，有时长达半个月，但无法写一个字。如果这些难处解决了，就好像血流通到全身的血管，可以下笔了。一千字或一千多字下笔通常可以很快，快则一个多小时，慢则两小时。其情形犹如“不胎十月，一朝分娩”。
引发创作的灵感，更准确地讲是“创作的契机”——简单地说：创作之前都是被某件事触动了，感受比较深，想写与它有关的文字。如果加上一点虚构，一点改编，就几乎可以写出来了。这里以三篇微型小说为例。
一篇是《逃出地狱门》，触动我写这一篇是好几年前读到一则社会新闻：
在一个建筑地盘的电梯升上去后出事故，整个电梯堕下，乘客无一幸免。
我把这则新闻改编，加了一个主角。他为多次无法挤入电梯而埋怨，然而“因祸得福”，最后逃出鬼门关的只有他一人。《回家》是我离别我少年时代的故乡雅加达几十年后旧地重游，朋友开车载我逛市区，问我要不要回老家看看？可是几十年来人事早已变迁，况我父亲已去世，我也不知道老家还在不在，里面住的是些什么人？所谓“风景依旧，人事全非”，我怕触景伤情，就不想回家了。一种伤感的情绪促使我写了此篇《回家》。《故地》的情况相似，所不同的是包含一种哲学意味：当年老舍选择他的出生地北京城门河自杀，《故地》很相似，小小说主角旅游了许多地方，最后选择了出生的母河作为归宿。
有些微型写得深奥，读一遍不容易明白。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读时不够细心，以致不明白其意旨；一是作者功力不足，以为自己明白的读者也明白，实际上文字上没有暗示，甚至自己想表达什么也没想清楚。我个人认为微型和小说一样，要有意义，哪怕一种感觉、情绪也好。如果微型缺乏意思，就传达不到讯息给读者。好的微型以小见大，都有一种意思。例如刘以鬯的《打错了》，想说明的是生命充满了瞬间的偶然性；我写过《珍珠外套》，写一个因车祸死亡的人被解剖后被发现五官、全身重要器官都是人造的和假的，唯一真的是她那件缀满珍珠的外套，我想讽刺的是在商业社会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包括人的身体。
微型小说因为篇幅太短，人物个性不可能太复杂，情节通常很单纯，作者又不宜跳出来解读，因此一篇微型往往引起读者们的不同理解，这个情况很正常。我觉得好的微型有时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例如写《舞伴》时，我的想法比较简单，那就是在我们世间，许多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个人犯了错被第二人发现和指出，可是这第二人不久也犯同样的错误。但读的朋友理解各个不同。有的评家认为是表现“人性出于自私对暴力行为的漠视”、“对人生险境的隐喻”；有的认为“富哲理意味”
“是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者的忠告”；有的认为是“绝对的权力使人着魔，最终也害了自己”。《导师》写作的触机是有感于在我们这个世界教育别人的人未必合格，原来的写作目的包含讽刺性。但成为作品之后评家理解不同，有的认为是正面的，认为文中导师的失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刘以鬯的《打错了》最早发表于1983年4月22目的《星岛晚报·大会堂》，只花了半小时，当时大家理解不同，争论文章多达几十篇，此后被收进各种选集多达二十余种。
“微型小说"可反映人的一生通常的说法，微型小说因为一般只有一千字至两干字，只能反映人生的一个片断，有时甚至只是一瞬间的心理活动。但如果经营得好，微型小说其实也可写人的一生变化，从这种变化中看到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比较常见的有下列这么几种：
第一种是“回忆式”的，作品用几段回忆组成，或将现在和回忆交错来呈现。例如林荫的《这一天……》(收在获益版《生辰快乐》)它的内容写香港的三个时代，主人公是七十五岁的六姑，她是周公馆的佣人。小说情节很淡，从六姑的视角，看窗外景物的变化，周公馆景色依旧，但人事已非，最后结尾落在墙上日历：1997年7月1日。主人公经历了三个时代，她的政治意识很薄弱。
第二种是“现场式”的。小说无论是写过去或写现在，都当非常真实的现在来写。具体的作品如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实际上是写父母辛劳的一生。全文用非常生动的生活细节去表现。这篇文章，收进过散文集《父亲·母亲》中，但刘先生出他的微型小说集《打错了》时，他又收进去。可见，这既是一篇小说化的散文，也是散文化的微型小说，属于边缘文体，也可视为“双栖文类”。说它是“小说化的散文”，因为文内有情节有人物；说它是“散文化的微型小说”，因为结构不那么严谨。
第三种是“阶段式”的。此种微型就不那么常见。小说基本上将人的一生分为最有代表陛的几个阶段，写出每一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细节，在每个不同阶段中形成比较和反差，以体现不同的人生。例如我那篇《几度烛光》，写一对男女从初恋、婚姻到做父母的生活变化。我选择了第一年、第五年、第十年以及十五年后的不同情况。想说的是男女感情随着不同时间的流程，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马来西亚黎紫书的《这一生》则也选了不同的时段，写了一个女性，如何从大家的年轻媳妇变成人家的婆婆，写出了她辛劳的一生，写出了女性的宿命。时间至少跨越半个世纪。徐慧芬的《编年史》选择了一个女性九岁、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发生的事，正好反映了她处于小女孩、少女、青年、中年、壮年几个阶段对于社会事物、人性本质的不同认识和自身爱情、婚姻的遭遇，说明一个女性成长不容易。于梨华的《三相逢》写的也是女主角三个年代的事：十八岁、三十岁、四十八岁及“一年前的事”，而且地点都不同：分别是台北、上海和美国。它写出了一个女性人生的波折。如果不是用三个不同时空去写，就不可能体现人生的波折和变化。
如果写人一生的作品能用一个统一的意象统率全体，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好像一串珍珠，看上去十分悦目。我的《几度烛光》是用同一家餐厅的烛光作为意象的，烛光的描写配合和衬托男女感情和生活的微妙变化；黎紫书的《这一生》就用了下雨的意象，“雨”连接时空，使小说非常精炼浓缩，主角的变化令人浑然不觉。陈赞一的《一生》中写老人的一生，主要的意象是电梯和计算机波。意象在这几篇中显得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