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歌咏了许多能歌善舞、富于说书演戏本领的艺人。这众多的劳动群众，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由内地传入西域，为繁荣祖国边疆的经济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诗人还记写了乌鲁木齐的许多动植物与矿藏，对了解那里的生态也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纪晓岚没有谪戍新疆的一段经历，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纪晓岚了。
纪晓岚终日陪伴君王，君王反而会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甚至产生厌烦的心理。乾隆皇帝离开了纪晓岚，才知道纪晓岚的重要。所以会再次召回纪晓岚，并委以重任。
人生中的得与失往往相辅相倚，从京谪戍新疆的纪晓岚固然离别了京都的繁华与京官的荣耀，却十分难得地踏进了一个别有洞天的新世界。
所以《菜根谭》中说：一个人如果身处艰难困苦、诸事不顺的处境中，那么物质贫乏、精神孤立、事业失意等痛苦，往往能够激励他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勇气，锻炼他的德行和意志，就会像药品、药具一样，在潜移默化中医治好他的一切毛病；相反，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在物质生活条件优越、事业一帆风顺的环境中，那么这些优越条件就会消磨他的进取心，使他陷入无形的刀尖丛中，不知不觉地走向失败的境地。
两年多的遣戍生活，在进入中年的纪晓岚仕途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也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说，如果纪晓岚这三年自怨自艾，他就很可能陈尸异域，或永远流落在边疆了；假如他不被召回京师，他也不可能有担任《四库全书》总纂的机会，“纪晓岚”三个字也许不会留在后人心目中。正是通过这三年的政治压力和艰难生活的磨炼，使纪晓岚体认了生命的可贵，因而全力发挥心智，化腐朽为神奇，化丑陋为美幻，用惊人的意志力度过了三年羁旅生涯。
从纪晓岚记述乌鲁木齐的文字中可以发现，他记述方面非常广博而庞杂，不论人文地理还是经济生活，甚至风土民情、文物考古、民族形态等，他都有所记载。但毫无悲愤消极的感情色彩。这就是纪晓岚不同凡响之处。在纪晓岚看来，塞外的一切是那样的新奇和陌生。正是这种“百闻不如一见”的新鲜生活，纪晓岚走近了“阅历既广，学问弥深”的新境界。
纪晓岚经过卢见曾一案的牵连，经过两年多西域风霜的锻炼，洞视人间的世态炎凉，功名利禄之心大减；恃才傲物的性格为之一变，变得世故老到起来。这未尝不是一种收获。
也可以说，纪晓岚是中国土人中少有的由聪明变“糊涂”的人之一。他以后在乾隆身边几十年，除完成旷世大典《四库全书》外，虽久居高位，却没有什么特别惹人注目的事情。正是这种淡得无味的生活，才保全了文网严密、专制酷烈下一个知识分子的躯体。
这是一个只需要英明皇帝的时代，这是一个只需要臣仆和奴才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多少年后，大才子梁启超入木三分地说：清代是一个不需要名臣的时代，而一旦“为名臣、为名辅、为名将，其性命之虞至矣”。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极富理想主义，也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为己任。但同时，他们又是实用主义者。在逆境中，往往又取老庄人生哲学以为自己的目标。大诗人白居易早年仕途顺利，“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他当时在朝中任谏官，刚直敢谏，是极优秀的官员，完全是舍生取义的架势。这正是儒家入世精神的精髓。朗朗乾坤，花花世界，如果将人以类划分，有好人坏人、善人恶人、正人奸人、信人伪人，所分自有其道德标准。但具体起来，分清人之好坏、善恶、正邪、信伪，又实在不易。如何在这帮分不清的人中生存？孔子经过学习、研讨和政坛失意，饱览礼崩乐坏的社会面目，身心颠沛流离的他，晚年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哲学观——中庸。中庸是儒家思想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是儒家思想的火炉中锻造出的一件利器，是儒家修身的极致。中庸就是择其两端用其中，处世、待人、接物把握到最恰当的那个“度”，它既不“过”，又不“不及”，是“恰到好处”，“最好”。
白居易在开始遭受挫折，被贬到江州任司马，他反省自己的前半生，说：“三十气大壮，胸中多是非。”似有悔恨之意。后期生活，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他将儒家“乐天安命”、道家“知足不辱”、佛家“四大皆空”融合到一块儿，浮沉于宦海，成为世故的官僚。他虽然一直在做官，但他已经不关心朝政了，所谓“面上灭除陇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世界尽不关吾事”。所谓“大隐隐于朝”，他晚年走的正是朝隐的道路，而且他晚年念佛茹素，俨然是一位居士了。
道家学说对失意士人来说，的确有精神调节的作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在思想方面对儒家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魏晋玄学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官场黑暗，政治斗争残酷，士人视仕途为畏途，惧怕当官又不能不当官，身在官场回避官场的倾轧，内心具有莫大痛苦。我们从阮籍的《咏怀》诗中很容易看出当时士人的焦虑、困惑、迷惘甚至恐惧的心理：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在政治恐怖的高压之下，避世远祸，成为士人很容易选择的道路。当政治黑暗、仕途特别险恶的时候，佛老思想往往盛行，隐逸之士便多了起来。
回到京师的纪晓岚经过谪戍乌鲁木齐的挫折，心理气质发生了很大变易，他的心路历程走着同自居易、苏东坡等等名士一样的路径。“早岁登金马”的意气飞扬不见了，他像受了伤的败鹰已经不能引翅高飞了。后期的纪晓岚一天天走向深沉。在因罪谪戍的日子里，他认真反省个人经历，由此而生颇多悔悟，为此，他在多封家书中殷切叮嘱弟弟秀岚放赈施药，劝诫妹妹勿鞭捶婢女，训诫诸子“四戒四宜”：勿持傲慢，勿尚奢华，勿轻贱农夫，勿盛气凌人。他还在家书中语重心长地向家人讲述世禄之家盛衰荣枯、盈虚进退之理。
同时，谪戍乌鲁木齐的经历也使纪晓岚对君主意志的随意性、官场的险恶与人事的炎凉有了较为真切的体会，一种人生空幻感与迷茫感伤的情绪不由萦绕心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要怎么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么干。没有讲理的地方。
纪晓岚并未因为官场的险恶就消极避世，仍然是积极入世，大隐于朝，出淤泥而不染，从而既保证了生前荣华富贵之身，又保证了身后万古流芳之望。纪晓岚认为：恃才傲物，狂傲不羁，即是所谓“名士习气”。这么发展下去就会变得悖谬常理，乖僻得使人不敢接近，再发展下去便只能乞讨为生。或有文才而没有品德，时间长了形迹污秽，声名败坏，使人不屑挂齿。
这种人最后也会成为乞丐。
小人固当远
对待小人，不即不离，需要一种忍的精神。能忍者，方能成大事。人的最高精神素质是不受一时冲动的情绪所摆布。没有一种胜利比战胜自己及自己的冲动情绪更伟大，即使当激情影响你的时候，也不要让它影响你的地位，特别是当你的地位对你很重要时。这是避免麻烦的明智之途，也是获得他人尊重的捷径。
纪晓岚与和砷交往不多，和砷势焰熏天，他有意适度回避。朝鲜使者徐有闻就说：和坤专权数十年，纪晓岚是“终不依附”和砷的少有几位正直官僚之一。但不依附和砷并不等于不同和坤交往，而同和砷交往也并不等于与和砷同流合污。
纪晓岚谪戍新疆被召回京城后，声名重振，与他走动的人渐渐多起来。
人们看得清楚，像纪晓岚这样获罪免死，又很快回到朝中做官的人，几十年间实属少见，这不正是皇帝对他赏识之故吗？于是人们都猜测，纪晓岚虽仅恢复编修，品阶不高，但很快就会飞黄腾达，跃居人上，此时与他结交，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纪晓岚对这些人的造访，虽然心中反感，但也笑脸应酬，只是自己不去这些人府上走动，懒于上门回访，显得有些孤傲清高。对于旧日的同年、同乡、同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与之更加亲近，往还不断，随着家境的好转，他常常将他们邀至家中，设宴款待，互相酬唱。
纪晓岚的俸禄恢复以后，结束了三年来坐吃山空的困境，加上乾隆的体恤，常常赏赐一些金银玉帛，另有一些见风使舵之人，现在也肯出钱帮衬，于是纪家的日子，很快又红火起来。
纪晓岚谪戍新疆时，和坤幸灾乐祸。现在由于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信任，一些同僚对纪晓岚的亲近，和坤知道后一时奈何不了他，可他又放心不下，为了试探摸底，看纪晓岚对他的意见还有多大，在冬季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和砷强拉硬拽，把纪晓岚的友好，如刘墉、董曲江、王文治、戴震等人，都请到和坤府上会文吟诗，独独不请纪晓岚。
可是，纪晓岚自从乌鲁木齐之行以后，对世事看清了，好比是一局棋，不必孤高自诩。
和坤你不请我，是为了试探我，可我偏去！于是化装成一个渔翁，披了蓑衣戴笠帽，来到和坤的园门。正要进去，看门人认不出是纪晓岚，便阻拦。
纪晓岚说：“我听说和大人赏雪吟诗，我也好作诗，只作了一句，请人给代传一声。”
看门人哪里肯，纪晓岚便取出二两银子送他，看门人看在银子份上，到里边一说，和坤不觉好笑：一个臭打鱼的，还有什么好诗。不由笑道：“他诌了一句什么？”
看门人背诵道：
一琏两R三四）！
和砷听了笑起来：“这叫什么诗？快把他轰走！”
看门人刚要走，刘墉道：“何不问问他有第二句没有？”
看门人应声出去。一会儿进来学道：“他说了第二句。”
立琏六砖七八琏。
和砷听后大笑道：“这又不是小孩子学说数儿，快把他赶走。”
看门人应了一声，正待走时，董曲江道：“作诗有一种逆挽法，何不让他把下边两句说完，便可知其才学了。”刘墉、王文治等也一齐赞同，和砷只好再让看门人去问。
少时，那看门人回来禀道，那下边两旬是：
九片十片片片飞。
飞入芦花都不见。
董曲江等都一齐大惊道：“是纪春帆到了，快快请进来！”和砷也叫有请，少时进来的那个渔翁，果是纪晓岚纪春帆，众人一齐大笑。
和砷见纪晓岚肯自己到来，料到纪晓岚对自己没有成见，连忙让座，尽欢而散。
无论表面上多么圆滑，与各色人等你好我好，但在自己的内心里要有一杆秤，要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自己应该与什么样的人真心交往，与什么样的人逢场作戏。尤其要记住“道不同，不相为谋”。
清代的家法是对贪官一向严惩。但随着国力增强，出现了海内富庶的情况。经济越发展，物欲越会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这时贪官也越多。清代康熙后期就有不少大贪官。雍正时由于严于治吏，贪官少了一些。到乾隆中叶，大贪官越来越多，乾隆也不手软，杀了很多大贪官。但乾隆是个很有权谋的君主，他总是把贪官养得肥肥的，再杀掉、抄家。因此民间有“宰肥鸭”之称。乾隆后期，皇帝最宠信和砷这个“大肥鸭”，但乾隆直到死前，也没动和砷。他把这只最大的肥鸭留给了儿子吃。
有人不解地问：“纪大人您足智多谋，善于捉弄人，连诸位朋友，都让你戏谑过。锋芒所向，为何总是闪开一个和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