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普·托恩、理查德·伦德特里、托尼·洛比安科和艾琳·卡拉等组成了配角的班底。
玛莎·玛森原定是要扮演雷诺兹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伊斯特伍德追求的对象，在她因档期不得不退出后，接替她的是简·亚历山大。影片定于5月底开始拍摄。
“我没花太长时间就琢磨出本杰明为什么能得到这份工作，”雷诺兹在其自传中写道，“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而且在于他对克林特的诚惶诚恐。他们交换意见的情形几乎是一出喜剧，比电影本身更加出彩，尤其是当本杰明带着颤抖的声音去征求克林特的意见，而克林特就像他扮演的大多数角色一样不愿多说一个字。”雷诺兹谈到，不管什么时候，当理查德·本杰明要求为某个镜头多拍几条时，伊斯特伍德总会用摇头让对方碰一鼻子灰。
一天晚上，他们计划在环球片厂的纽约街道布景前拍一个爆炸场面。弗里兹·曼恩斯下午赶到时，剧组人员正在准备特技效果。他注意到几台摄影机排成了一条线，于是问摄影师为什么机位如此相似，摄影师回答说本杰明要求每台机器都取不同的景别和不同的角度。
在自己无法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曼恩斯钻进伊斯特伍德的房车，让他出去看看现场的部署。几分钟后，伊斯特伍德回来了，一边笑着一边说：“我告诉他，我认为一台机器架在屋顶上，一台放上摇臂，另一台伸出窗户接近炸点会更好。”过了半个小时，曼恩斯走出去一看，发现所有的机位都已经严格地按照伊斯特伍德说的一一摆好。
伊斯特伍德不可动摇的权威并非本杰明遇到的唯一棘手的事情。开机刚几天，从欧洲来的饰演雷诺兹女友的演员就因病去世，只好临时由玛德琳·卡恩顶替。雷诺兹也交上了厄运，拍摄期间成了医院的常客。他先是被诊断出患有肾结石，继而又发现其内耳有炎症，更倒霉的是，他的下巴在拍戏时被误把真椅子当成道具的特技演员打成骨裂。
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理查德·本杰明千方百计在现场调动伊斯特伍德和雷诺兹的幽默感，使之碰撞出火花。虽然他们之间时不时蹦出一些可笑的桥段，但却无法改变整部影片沉闷的氛围。
爱德华·卡法戈诺设计的大部分场景都显得阴郁灰暗。配角演员的才华也基本被浪费掉了。约瑟夫·斯汀森对布莱克·爱德华兹的剧本所做的“润色”更像是肢解，情节的主副线之间缺少连贯性，几乎是笑料和动作场面的简单堆砌。
凭借两大明星的个人号召力，《义薄云天》在1984年圣诞节上映时一举拿下5000万美元的票房。然而，这一结果并未达到期望值，如果算上伊斯特伍德和雷诺兹的高额片酬，该片在收支上仅仅打了个平手。虽然影评界颇有微词，但该片却成为伊斯特伍德为数不多的“邪典电影”之一。
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布莱克·爱德华兹最终以编剧的身份拿到了300万美元的片酬，但他拒绝在片中署上真名，而是用了一个“萨姆·O．布朗”的化名。“这件事令我伤透了心，”他在采访中说，“我一辈子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打击。”伯特·雷诺兹对这位老导演充满了同情，他在自传中说：“他自始至终没有从这起遭遇中恢复过来，回过头去看，我认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表达他的愤怒。”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一部电影能真正为伊斯特伍德赢得评论界的尊敬。他的作品看上去都不太够档次，尤其是与七十八年代美国其他主流电影导演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人包括了罗伯特·阿尔特曼、马丁·斯科塞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弗朗西斯·科波拉、西德尼·卢梅特、约翰·卡萨维茨甚至哈尔·阿什比。整个80年代中，伊斯特伍德只有一次进人了全美百名影评家每年评选的20大最佳电影人的名单，1988年，他凭借《菜鸟帕克》名列第19位。
华纳兄弟公司在宣传上的成功不仅在于对伊斯特伍德作品艺术性的强行聚焦，而且有意缩小了横向对比的范围，更多的是让伊斯特伍德与自己作纵向比较。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话语范畴和期望值下，这位明星的任何一个举动都可能被放大为艺术上的冒险。
宣传机器盯准了纽约和洛杉矶的媒体神经中枢。华纳兄弟很清楚，有威望的影评家的观点和对影片价值的大量报道会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到1980年12月现代艺术博物馆为伊斯特伍德举办回顾展时，他的艺术性基本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紧接着，罗伯特·马兹佐科于1982年在颇具影响力的《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为伊斯特伍德戴上了“供给学派明星”的帽子，这一术语来自于罗纳德·里根的供给学派经济。之后，著名作家诺曼·梅勒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1983年的《展示》杂志上将伊斯特伍德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小镇艺术家”，并且将《永不低头》这样的电影表述为“美国人的精神画卷”。
80年代，伊斯特伍德和他的电影在欧洲掀起新一轮的热潮。一方面得益于华纳兄弟的欧洲宣传攻势，另一方面要归功于彼埃尔·里西恩的不遗余力。他在法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伊斯特伍德影迷俱乐部，在俱乐部内部，《天涯赤子情》被尊奉为堪与约翰·福特的《怒火之花》相提并论的杰作。
1985年初，《义薄云天》上映后不久，华纳兄弟公司让伊斯特伍德坐上了前往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飞机，展开了他的欧洲巡回放映之旅。这次旅行的重要性在美国国内被充分夸大，2月24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伊斯特伍德西服革履的照片，标题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严肃艺术家”。
《时代周刊》巴黎分部的负责人约翰·维诺库尔应邀与伊斯特伍德同乘一架飞机，随行的还有华纳兄弟的宣传总监乔·海姆斯。他们的第一站是出席《法国电影》杂志在巴黎举办的24部伊斯特伍德电影的回顾展。在夏绿蒂宫举行的开幕式上，主办者盛赞伊斯特伍德在美法两国的文化交流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接着法国文化部向伊斯特伍德授予了艺术和文学骑士荣誉勋章。不过，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格并未出席，看来这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部长认为向一位持右翼政见的美国明星授勋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第二站在慕尼黑，电影博物馆举行的伊斯特伍德回顾展同样受到了当地文化界的热情拥抱。为什么突然之间看伊斯特伍德电影成为知识精英们的时尚？对于这个问题，约翰·维诺库尔在起文章中写道：“这就好像看足球比赛时的'人浪，不管你是否冷静对待克林特的电影，在这种气场下，你会变得不由自主。”在伦敦，伊斯特伍德应邀前往国立电影剧院发表演讲。这项活动由英国左翼报纸《卫报》赞助，该报评价《天涯赤子情》为“经典的美国悲剧”。从一开始，《卫报》的主持人就满心希望伊斯特伍德大谈《天涯赤子情》是“美国梦的一曲挽歌”，但很伊斯特伍德快就将话题岔开了。接着，主持人又问起伊斯特伍德的童年，希望听到他的成长经历是如何艰难困苦，但这位54岁的明星却表示这部电影与他个人的身世毫无关系。最后，为了给主持人一个坡下，他说：“我的电影的确是讲美国梦的，但它讲的是不恰当的美国梦是要走弯路的。”实际上，伊斯特伍德更愿意把《天涯赤子情》看成里根总统执政背景下的产物。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福利的社会里，人们期望从政府那里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这种想法会把你带入歧途。我敢说我吃的每一片面包都是我辛勤工作得来的。”大萧条时代的背景、美国梦的覆灭，这些来自评论家的读解并非伊斯特伍德改编《天涯赤子情》时考虑的东西，他甚至讨厌人们说美国梦的坏话，因为他把自己看成美国梦的代言人——一个英雄，一个赢家。
《义薄云天》拍摄过程中的不快激励着伊斯特伍德要在下一部电影《苍白骑士》中痛下一番工夫。他试图把它拍成一部现代版的《原野奇侠》，一部有艺术气息的西部片，以便与那部1953年的经典作品一争高下。
丹尼斯·斯亚克一直想“重新创作”《原野奇侠》，脑子里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方案，所以当伊斯特伍德找到他时，他和编剧搭档迈克尔·巴特勒当即拿出了剧本的三大要素：1．传教士；2．土法淘金者与水力开矿者之间的冲突；3．一个名叫梅根的小女孩——用来取代《原野奇侠》中的小男孩。
在1850年加州淘金热的背景下，伊斯特伍德亲自扮演的传教士影子般地闯入崇山峻岭，他站在淳朴的淘金者一边，向贪婪的掠夺者发起挑战。用巴特勒的话来说，15岁的小女孩梅根在与传教士的关系中扮演着“性的象征”。虽然传教士最终倾心于她的母亲，但幼小的梅根更像是伊斯特伍德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她被虐待，差点遭到强暴，她的衣服被撕开，于是给了传教士充分体现阳刚气魄和正义感的机会。
因出演电视剧《荆棘鸟》而备受关注的西德尼·彭妮成为梅根的扮演者。“这个故事基本上是从她的视角阐述的，”巴特勒说，“她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少女和女人之间建立性和心理上的一座桥梁。”伊斯特伍德很欣赏编剧们的这个意图，并且创造性为《苍白骑士》营造了一种神秘感。“他的发挥体现在这场戏中，当时梅根正在屋子里读圣经，她透过窗缝看见传教士骑马经过，而她正好在读第四骑士这一章节，”巴特勒说，“我必须说，当我看到这部电影时，这一段令我相当震撼。”片中的两位配角赢得了广泛好评：曾经以《疯主妇日记》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卡莉·斯诺德格瑞丝扮演梅根的母亲莎拉，她多少摆脱了伊斯特伍德电影的女主角一贯的苍白。托尼奖与艾美奖的得主迈克尔·莫瑞亚蒂也令人信服地饰演了书生气的土法淘金者的领头人。
《原野奇侠》的成功之处在于杰克·帕朗斯塑造的反面角色令人过目难忘。伊斯特伍德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决定多拿出一些戏份给饰演坏蛋的演员，他们是理查德·迪萨特、克里斯托弗·佩恩和身高2．15米的理查德·基尔（后者最著名的角色是007系列中的“钢牙”）。
1984年秋天，伊斯特伍德在太阳谷附近的锯齿国家森林开拍《苍白骑士》。伦尼·尼豪斯（音乐）、乔尔·考克斯（剪辑）、爱德华·卡法戈诺（美工）和布鲁斯·萨尔蒂斯（摄影）均在制作班底之中，而萨尔蒂斯则是最后一次为克林特掌机。
凭借这些技术高手和令人窒息的美景，这部电影形成了其独到的风格。然而，作为编剧之一的丹尼斯·斯亚克却认为伊斯特伍德完全利用自然光照明的手法使该片的调子过于灰暗，“起码不符合我的口味。”斯亚克和巴特勒还支持要拍出他们为剧本写的每一句台词。“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必须再拍一部电影。”制片人弗里兹·曼恩斯说。他站在了伊斯特伍德这一边，坚持认为“动作的说服力要大于台词”。
虽然《好莱坞报道者》的记者杜安·贝吉称伊斯特伍德在电影圈里有着按时、按预算交片的美誉度，然而，他并没有交代伊斯特伍德是用何种方法来赶进度。曼恩斯就曾指出《苍白骑士》的结尾有问题，在那场传教士与执法者的决斗之后，影片并没有交代其余的坏蛋究竟去往何处，金矿之争究竟落得什么结果。实际上，结尾部分的拍摄原定需要7天时间，但是，眼看10周的拍摄周期就要到期，伊斯特伍德突然决定以传教士在决斗之后策马远去作为大结局。“任何一位观众都会发现，影片戛然而止，坏蛋们忽然从人间蒸发了，”曼恩斯说，“所以，这部电影在剧情的连续性上是有问题的。”令人翘首企盼的《苍白骑士》是伊斯特伍德10年来的第一部西部片，1985年春，他带着这部电影出席了戛纳电影节。彼埃尔·里西恩说服了华纳兄弟公司，安排该片进入了正式竞赛单元，与其他37部参赛片共同角逐金棕榈大奖。
伊斯特伍德起初有些顾虑，他打电话给曾经去过戛纳的丹尼斯·斯亚克了解情况。
斯亚克劝他放松心情，权当一次欧洲旅行。斯亚克告诉他，戛纳到处是苍蝇般嗡嗡叫的影评家和发行商。“就像一个农贸市场，”他说，“你听的都是讨价还价。”那一年，伊斯特伍德成为戛纳电影节上最醒目的美国卖家。他乘坐华纳兄弟公司租借的游艇抵达，随即便陷入全世界记者的包围圈。他与《综艺》的托德·麦卡锡公开讨论了《苍白骑士》所带出的环境保护问题，并且被女性主义者强行戴上了关注受虐待女性的花环。
让一吕克·戈达尔将他的新作《侦探》献给伊斯特伍德，这么做的还有约翰·卡萨维茨和埃德加·乌尔默。记者招待会上的问题一个比一个严肃犀利，而伊斯特伍德则以迷人的笑容一一作答。然而，也有人质疑他能否以艺术家的身份代表美国与来自全球的电影精英们同场竞技。《洛杉矶时报》便报道说一些国际影评人发现《苍白骑士》“过于商业化，与电影节的宗旨格格不入”。最终，该片没有得到任何奖项，据说伊斯特伍德极度失望。
不过，该片于1985年夏公映时却赢得美国影评界的一致叫好，反响之热烈为《硬汉比利》以来之少见。影评家们认为伊斯特伍德一手挑起了西部类型片的怀旧热潮，从各个层面展现了西部片的商业元素和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