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 王与朱 共天下
所幸阳明心学已经大明于天下，嘉靖二年的会试也开始用心学出题，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
而归越以后的讲学又使阳明收了平生最后两个高徒，这两个关门弟子给他的讲学生涯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钱德洪和王畿。
钱德洪的开场白是：“我就出生在你出生的那幢楼里。”阳明一愣，反应过来他说的是瑞云楼。
钱德洪确实跟阳明投缘，他的性格跟徐爱很像，优柔寡断却又忠心不二。
他资质平庸，在学术上没有其他王门弟子那么超凡的见解，却处处恪守师说，端正心学；外在事功方面他也只当到刑部员外郎这样的中层职位，那么他作为王门高足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是《王阳明年谱》，是《传习录》，是有关王阳明的一切。所有的资料都是他整理编撰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而王畿正好相反，他是王门弟子中智商最高的，没有之一。
这个后来让内阁首辅夏言都颇为忌惮的人当时年仅二十，还是个裘马轻狂的秀才。跟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迷恋的是戏曲小说、实用技艺；诗酒流连、瓦肆勾栏。
而且，他就住在阳明家附近，却从不来听讲，见到王门弟子来来往往还心态阴暗地背地里唾骂。
慧眼识英的王阳明却认定他是个可造之材，叫来魏良器等人，嘱咐他们如此如此。
这日，王畿又路过阳明门前，斜眼往里一瞥，见魏良器正与同门投壶雅歌，好不快活，心下诧异的他便多瞧了一会。
魏良器见王畿上钩，便搁下投矢，向他走去。
王畿也不跟他打招呼，上来就是一句：“腐儒们也会玩这种游戏？”
魏良器笑道：“我等之学，并不迂腐，也不固执。你心存偏见，所以不知道其中的乐趣。”
王畿有所触动，默默地离开了。
嘉靖二年，王畿参加会试，名落孙山，狂妄之心有所收敛，报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听了几次阳明的课，逐渐心服，拜入王门。
对于这两个徒弟，王阳明因材施教。钱德洪办事踏实却不够果断，阳明便告诫他“心要洒脱”；王畿悟性极高却散漫拖沓、玩世不恭，阳明便提醒他“心要严谨”。
经年累月，王畿成了阳明生前最得意的弟子；而钱德洪则成了阳明身后主持大局的王门首徒。
王畿是个好奇心重，喜欢思考的人。他曾暗中观察过两个同门，一个聪敏伶俐，阳明故意漠视他，屡问不答。另一个放荡不羁，为邻里不齿，阳明却整天与他讲论。王畿不解，请教阳明。阳明告诉他，第一个虽然精明，却太多心计。如果对他冷漠，或能有所悔改，若对他器重，反而会助长其恶习。第二个虽曾狂悖，但现在已有悔悟之心，因势利导、假以时日，并非没有成大器的可能。
钱德洪将阳明的教学方法归纳为：“仅指揭学问大旨，让学生自己去领悟、证实。”
这是一种比量产式的应试教育科学一百倍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本人有资质和性格上的差异，学生提出的问题也有其特定的时间和背景，如果解答过于具体，成为教条，时过境迁将遗祸无穷。所以，只告诉学生解决问题的原则，让他自己去琢磨。这种启发式的教育，可以使每个人都获益匪浅。
无论学术还是事功，王阳明都已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即使舆论尚有非议，即使朝中权贵刻意排挤，也不能改变他被莘莘学子顶礼膜拜的事实。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不想浑浑噩噩白过一生者，唯一的途径、不二的法门就是去绍兴，去找王阳明——这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的共识。
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从四面八方赶来。绍兴城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连衽成帷，举袂成幕。客栈住不下了就住寺院，寺院住不下了晚上就轮换着睡。因为人太多，阳明每次开讲都是大课，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逾千人。一些人一待就是两三年，临到送别了由于人实在太多还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阳明不禁感慨：时代永远像一枚硬币，无论是豪奢浮华还是噤若寒蝉，它的背面都是世代以来延绵不绝的对知识的尊崇和向往。
绍兴知府南大吉被这空前的盛况所感染，作为阳明的父母官，他没有因为群众的围观就将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是毅然决然地拜入了阳明门下。
南大吉经常向阳明请教，说自己临政处事，多有过错，先生为何无一言相责？
阳明让他把自己的过错全讲出来，南大吉一五一十地说完后，阳明点点头，问：“你为何知道这些过错？”
南大吉道：“是良知告诉我的。”
阳明笑道：“既是良知告诉你的，你就在良知上用功，用良知做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南大吉恍然大悟，欣然而去。
后来，朝中权贵恼怒南大吉给阳明讲学大开方便之门，借故将他罢官。
南大吉不以为意，回到陕西老家自己开书院传播心学，还写信给王阳明，深以不能追随门下为憾，对于罢官一事只字不提。
另一个让阳明感动的是著名诗人董萝石。
老头已经六十八岁，不远万里来到绍兴，听说阳明同弟子去爬山了，又一路前往。
在中天阁，董萝石听了阳明的讲座，激动不已，非要拜他为师。
董萝石是民间诗坛的领袖，名满天下，又如此年长，是以一开始阳明还不敢收这个弟子。谁知董萝石不容他回绝，说自己回家料理一下就来受教。
两个月后的一天，天降大雪，董萝石头戴竹笠、用拐杖挑着铺盖和书卷来了。为防雪天路滑，他在布鞋外面又套了一双草鞋。
阳明握着他的手道：“老先生这么大年纪，何必搞得这么辛苦？”
董萝石说，自己见过不少所谓的专家学者，一个个道貌岸然、不学无术，惟以争权夺利为乐。本以为当今之世早已无学问可谈，听了你的良知之学才如梦方醒。于是打定主意：不入王门，此生便是虚度，死亦有憾！
还有一个广东籍的弟子叫黄梦星，家住潮州。
由于老父一人在家，黄梦星每在阳明门下学习数月，就得辞归探视父亲，离去两三个月，然后又回绍兴听讲。
阳明见他来回折腾，心下不忍，便劝他在家养亲。
黄梦星告诉阳明，是父亲不准自己在家长住。每次到家未及十日，父亲便已将归程的钱粮准备好，举着扫帚赶他走。并反复叮嘱他要他努力求学，朝闻道夕死可矣。
87 狂狷天泉桥
嘉靖三年的中秋，父亲的守丧期已过，阳明在绍兴城内天泉桥边的碧霞池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款待他一百多名高徒。酒过三巡，歌咏声起，大家都敞开了性子，有的击鼓，有的泛舟，还有的亦哭亦笑，涕泪满面。
阳明想起了曾点。一次，孔子问他的四个弟子有何志向，其中三个或大言不惭，或小心谨慎，但终不外“以周礼治天下”。诚然，这也是孔子的理想。
只有曾点，这个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鼓瑟的学生，志向竟然是在暮春时节，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再一路唱着歌回来。
如此平淡无奇。
然而孔子竟然否定了前三个弟子，赞成曾点的想法。
想到这，阳明侧身嘱咐身边的几个弟子：人只能活一次，不要辜负了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学那些砖家教兽，骗人骗己，糊涂一生。
众人又起哄让阳明赋诗一首。一首哪够？豪情倚月，逸气干云，阳明直接来了两首《月夜》，以一句“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潇洒收尾。
一个叫张元冲的弟子不合时宜地问了一句：“有人讥谤老师的学说近于佛老，然而弟子觉得佛老也有助于圣学、有益于我身，是否应当兼而取之？”
阳明不怪他唐突，而是耐心地解答道：“圣人诚意尽性（尽力推知人性），无物不具，哪还用得着去兼取？佛老二家之用，皆我之用。在尽性中完养自我，这是道；在尽性中不受尘世之累，这是佛。后世儒者自以为得圣学真传，却不懂得圣学的博大和无所不包，同佛老两家分道扬镳，实乃迂腐之至。”
张元冲兴奋不已：是啊，儒释道三家各有所长，各有不足，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有何不可，非要以狭隘可笑的门户之见相互攻讦，浪费生命，无不无聊？同时，他也感到老师的胸怀是如此博大无边，学问是如此深不可测，真正值得他用一生去追随、去品味。
而阳明接下来的话，又使众弟子内心升腾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与责任感：“圣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释道皆我之用，这才是大道。佛老自私其身，自外于圣学，所以是小道。腐儒们歧视佛道，强分彼此，同样也是小道。”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儒学正脉，他吸收了佛、老二氏之精华，借用儒释道三棵大树，酿出了自己的心学之果，最终在致良知上归宗。
钱德洪又问，“致良知”到底有没有一个从本体到功夫，简易精一的概括？
阳明沉思片刻，吟出了那首著名的天泉正道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四句口诀好比内功心法，吃透了它就你就吃透了心学的本质，心学的功夫。
可惜王畿因为悟性太高，想法太多，钻研太深，以至于揣摩了一辈子四句教，并试图会通当时各家各派之思想，最终将心学引入到了类似于佛家顿悟的神秘主义。
由于对本体和功夫各有偏重，阳明身后，王门弟子一分为三，现成派、归寂派、正统派，聚讼纷纭。
现成派高估人性，认为良知天然明觉，省掉了诚意的功夫，直接推行良知，多重外在事功。代表是王艮和王畿。
王艮学问粗浅，注重身体力行；王畿虽穷思冥想，理论上也属于良知现成派。
除去王艮的泰州学派，剩下的现成派基本上都是王畿的弟子，其中影响较大者当属邹元标。
此君先是同张居正死磕，使其颇为头疼，又与顾宪成、赵南星并称为“东林党三君”。愤青了一辈子竟然官至刑部侍郎，死后还追赠太子太保，可见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再往后就是隆庆五年的状元、帝师张元忭，官至吏部侍郎的邓以赞。
同现成派对立的是保守的归寂派，此派低估人性，重功夫、轻本体，号召大家静坐诚意，明觉良知。嗯，强调功夫，倒也不错，少培养些大愤，多几个打酱油的，社会也就和谐了。
此派代表有：聂豹，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聂豹的学生徐阶，这个不用介绍了，中国人都知道；张居正，这个更不用介绍了，地球人都知道；罗洪先，嘉靖八年状元，著名学者、地理学家。
人只有将船划向河心才能同时看清两岸的风景。现成派过于理想，归寂派过于现实，惟独夹在两派中间的正统派更为全面地呈现了阳明心学的原貌。
正统派顾名思义秉承的是心学正统，既重本体，又重功夫，代表人物有钱德洪，邹守益，欧阳德，徐文长，明朝最后一个大儒、工部侍郎刘宗周，其弟子黄宗羲。
这帮人日后或身居要位，或独当一面，但在阳明生前尚未崭露头角甚至尚未出生。能为他说得上话的还是朝廷里那几个。
按理说守丧期已过，对王阳明，最起码应该给人官复原职吧？这也是当时但凡还有一丝良心的人都会深表赞同的共识。
更不用说那些身处决策层的王门弟子了。黄绾写给朱厚熜的推荐信早已连篇累牍，席书直言：“生在臣前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见一人，曰王守仁。”方献夫亦言：“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
而张璁、桂萼辈，对阳明的感情就比较复杂了。张璁虽然利用心学上位，但一直以来都敬阳明之为人，对他颇有好感。有证据表明，张璁在发迹之前，和阳明私交还不错。
桂萼则不同，和王门弟子亲近是怀着显而易见的目的的。不过到目前为止，桂萼的翅膀尚未硬到足以和众人翻脸，因此，他还是同张璁一道，站在王门弟子这一边，要求朱厚熜起用王阳明。
朱厚熜的态度却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个有仇必报、恩怨分明的皇帝最需要人支持时，曾经对那个远在天边却能一呼百应的王阳明寄予了莫大的希望。环顾当世，与杨廷和分量相当，可以一较高下者，除了杨一清，就剩你王阳明。问题是人杨一清不玩意识形态，而你王阳明平日里讲心学讲得热火朝天，现在正当其时要用你的理论了，怎么反倒不吭声了？
因此，对王阳明的安排，朱厚熜一直不做表态。
拖到嘉靖六年，不表态不行了——广西思田发生了叛乱。
88 戏炉焰上片雪飞
广西的思恩州和田州同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区一样，向来采取民族自治的政策，州长官都是当地的土司。
这些土著一般是不服中原教化的，经常搞些火并、抢劫之类破坏和谐社会的事出来。因此，抓住机会就对他们实行“改土归流”逐渐成为一项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国策。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指裁撤自治州的土司，任命朝廷流官。
当然，土司肯定是不愿意的，但我们可以找各种借口来改，比如说土司绝嗣了，后继无人；土司之间相互仇杀，让朝廷逮住了把柄；实在不行还可以说是“顺应民意”，由于群众呼声太高，所以请您走好，恕不相送。
总体上看，改土归流促进民族融合，加强中央统治，是一项进步的国策。
然后又到了我们常说的“但是”了。世事从来无绝对，广西思田有其复杂特殊的地域性，岑氏一族从元朝开始就苦心经营，当地百姓只认土司，不认流官，倘若真那么好改，以朱元璋之强势，早在明元易代时就顺手牵羊了，还会让岑氏维持原状至今？
然而，传至岑猛，不改不行了。
岑猛野心很大，想彻底脱离明廷的控制。他撕毁了《反国家分裂法》，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分裂主义的道路。
一日不读书，无人看得出；一月不读书，智商输给猪。岑猛活了大半辈子，估计就没完整看过一本书，所以由他领导的叛乱很快被广西巡抚姚镆平定了。
很显然，姚镆的智商要比岑猛高点，但也高不到哪去——心思都用到做官上去了，个把月不读书也可以理解。
当然，后果同样是明显的，那就是敏感的民族问题被他搞砸了。
姚镆没有做任何民意调查就贸然在思田一带实施改土归流，直接导致了岑猛的余党卢苏、王受继续作乱。卢、王二人深受当地不明真相的瑶民喜爱，官军屡镇不绝，姚镆也被逼成了姚屠，事态逐步恶化。
恶化的结果就是王阳明接到一封兵部的公文，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湖广、江西四省军务，务必平定思田之乱。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最痛苦的惩罚不是罢官，是遗忘。但对于王阳明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除了他，还有谁能够保证百战不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可惜，方向斗争是假的，立场斗争是假的，苍生大义、天下兴亡更是假的。只有利益，利益的驱使才是政治斗争的实质。并且，这种内斗从来就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刚刚经历了同舟共济的张璁和桂萼便开始了同床异梦，酝酿着同室操戈。
就在俩人在貌合神离的路上越走越远时，王门弟子要求阳明入阁的呼声越来越高。难得在这一点上两个内阁大学士达成了默契，不能让王阳明入阁——很好理解，俩人加起来也斗不过一个王阳明，这还没算遍布于朝野上下的王门弟子。
但人心是要争取的，席书、黄绾、方献夫是要拉拢的。当然，叛乱也需要人去平定的，不过说句老实话，广西远在天边，那的百姓是死是活压根就没在张桂二人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件事唯一的意义就是给赋闲在家的王阳明找个工作，卖个人情给高层的王门弟子。
喜欢老子辩证法的朱厚熜看问题反倒更为客观：除了王阳明没人能打，不用王阳明没法收场。因此，再不爽王阳明他也得忍着，解决了当务之急再说。
而王阳明这回是真的不想复出了。
时事变幻有如过眼烟云，所有的辛酸荣辱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商场、官场、企业、政府，煌煌青史，历朝历代，哪块角落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大大小小的派系争斗，都是一场场属于男人的游戏。所谓金钱、美女、权力、关系不过是一个个砝码，由博弈双方挥舞着夜以继日地为自己的集团牟利。随着实力的此消彼长，游戏的参与者又持续不断地变更着自己所属的集团。这些游戏从来就不是生产力，而是关于财富分配的活动，它无关时代、地点，所不同的只是被各种政治名词包装过后掩人耳目的游戏规则。
转头千载春，断肠几辈人？
对于王阳明，封疆大吏他早已当腻，离那个时代政治家的终极梦想入阁拜相也只差半步之遥，但他确实不想再参与这场无聊的游戏了。
还有任何参与的必要吗？他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有明一朝所有的内阁大学士，他的学说直接造就了两个伟大的内阁首辅，他的光芒早已不是当世任何一个人所能掩盖，即使是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王阳明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本来就身患肺结核，远谪龙场让病势加重，渐入肌骨。所幸大难不死，又得像救火队一样为明廷四处灭火，再加上平日里广收弟子，诲人不倦，便是铁打的身子也经不起这般昼夜忧劳，眼见着咳血的频率日甚一日，终于卧床不起。
当朱厚熜收到王阳明请辞的奏疏时还在用阴谋论考虑问题。阳明在疏中指责姚镆处理问题失当，目的是想提醒朱厚熜改剿为抚，朱厚熜却认为他在暗示自己姚镆碍事，因此请辞，便下令让姚镆致仕。而黄绾又不合时宜地上疏颂阳明之功，让皇帝补发他铁券岁禄。虽然朱厚熜一一照允，但小肚鸡肠的他将这理解为阳明等人的坐地起价。于是，新的圣旨措辞非常坚硬：该剿该抚，该杀该放任凭你王阳明处置，只有一条，那就是——不、得、推、辞。
还能说什么？王阳明为明朝政府打了一辈子工，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担当早就融入到生命中的一点一滴，所言所行都透露着坦荡与光明，任何注解都已显得苍白而多余。
此刻，阳明的思绪回到了青春年少之时，回到了那个对酒当歌、策马扬鞭，敢登长城、射胡人的少年王守仁身上。犹记得在烽火台上大声朗诵的那首高适的五律：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王守仁到王阳明，从英姿焕发的少年到青衫磊落的中年，从北京到贵州，从南赣到江西，他的梦想从未褪色。如果说男人一生当中要经历两次成熟，第一次是适应社会，第二次是找回年轻时的梦想，那王阳明早已将这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
89 兵不厌诈
由于绍兴已成为全国的讲学中心，钱德洪和王畿组织修建了阳明书院，由他俩接引弟子，打理一切，阳明可以安枕无忧。于是，他决定强撑衰弱之躯，抱病赴任。
临行前，弟子们沿江相送，络绎不绝。一路上，慕名而来的人隔岸远望，只求一见。其中最夸张的当属后来官至礼部侍郎的徐樾。小伙子一路追随阳明的座船跑了几十里地，船慢他慢，船快他快。阳明见天快黑了徐樾还没有半点歇脚的意思，心下不忍，让船夫停船。徐樾见状，满心狂喜，就着岸边跪下来要求入门。
船至吉安，登陆休息。然而，下榻的驿站早就被狂热的粉丝包围，阳明只得强打精神，为恭候多时的三百多名学子作了人生中最后一场学术报告。
到了广西东部的梧州，阳明理清了头绪，制订好措施，向朝廷上疏报告他的计划。
首先，卢苏、王受并非恶贯满盈之徒，带头闹事实属迫不得已，然而姚镆大军压境，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二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只好负隅顽抗，仗着天时地利，官军反倒无可奈何。
另外，思田一带与安南（越南）接壤。深山绝谷之中，瑶民结寨而居，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如果以土官治土民，尚可借其兵力，为中原屏障；如果尽杀其人，改土归流，等于自撤藩篱，得不偿失。
因此，阳明的平乱方针就是八个字：以抚代剿，土流并用。
这套方案可以说是完美无暇的，但桂萼却不这么认为。分管军事的桂大学士由于好大喜功，竟然命阳明镇压瑶民，完了再去攻打安南！
幸好阳明留了个心眼，上疏时顺便给黄绾和方献夫都去了密信。于是，在俩人的坚持反对下，桂萼不得不打消自己疯狂的念头，却对王阳明怀恨在心。
第二年春，阳明率两万大军向田州进发，并诏谕卢苏、王受，缴枪不杀。
二人疑惧，不敢径往。阳明遣散官军，以示诚意，又派使者给他们送去归顺牌，等候正式受降。
卢苏和王受一番计议，决定投降。二人身穿囚衣，让手下绑缚着来到阳明军中。
王阳明历数他二人罪状，惩罚却只是象征性的杖责一百军棍。俩人热泪盈眶，跪在地上，谢阳明不杀之恩，并发誓决不再反。
阳明见二人目光真诚，便问他俩愿不愿意戴罪立功。
原来，就在朝廷的目光都集中在思田地区的叛乱时，几股势力更大的瑶民正聚集于西北方向一百里外的断藤峡作乱。这帮人占山为王，劫掠州县，又以为思田之乱转移了朝廷的视线，因此愈发猖獗。
朝廷不知道不代表王阳明不知道。
阳明那套虚虚实实的用兵之道再次大显神通。表面上他罢遣诸军，传檄广西全省叛乱已平，暗中却命卢苏、王受率所部潜攻断藤峡。卢、苏二人立功心切，余勇可贾，率兵偷袭成功。又攀木缘崖，仰攻叛军，一路掩杀过去，连破数巢，一举平定了断藤峡之乱。
阳明向朝廷上奏捷报，并附一份关于如何实现少数民族自治区长治久安的建议书，即使今天读来，亦觉新见迭出、发人深省。
但朱厚熜不这么看，作为一名坚定的阴谋论者，他对王阳明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在别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附赠了一个“断藤峡大礼包”深表怀疑。
再加上桂萼的煽风点火，朱厚熜竟认为王阳明的捷报“有失信义，近于夸诈”。
旁观者都看不下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霍韬给朱厚熜算了笔帐：王守仁不费斗米、不折一卒就平定了叛乱，整整为朝廷节省了数十万的人力物力！
黄绾的上疏更是言辞激烈：臣以为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讨平叛藩，却遭忌者诬为同谋，至今未白。若再屈于广西，恐怕劳臣灰心，将士解体，以后再有边患民变，谁还肯为国家出力，为陛下办事？
然而，王阳明已无暇理会朝廷里那些滔滔不绝的争论，为了写成那份治理边疆的建议书，他穿越山林，上下岩谷，考察地形，遍访民情。终因过度劳累，晕厥过去，被人抬回南宁后更是每况愈下，命若琴弦。无休不止的咳嗽、时恍时惚的思维让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
落叶归根，狐死首丘。他不想再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多待片刻，上了一道长长的乞恩养病疏就坐船顺着漓江向东而去。
一日午后，船在一个宽大的河滩停了下来。阳明问前面是何处，船夫说是伏波山，山上有个纪念汉朝将军马援的伏波庙。
阳明心头一震，回想起四十年前从嘉峪关长城回京后做的一个梦，梦境就是自己去伏波庙游览，并赋诗一首。
他缓步下船，勉力登上了那座小山。推开庙门，马援威武的塑像映入眼帘，一切都像是当年梦境的重现。但不论它预示着什么，是轮回还是宿命，有一点却毋庸质疑，那就是：王阳明所建立的功业，早已十倍甚至百倍于马援。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如同梦游太虚幻境一般，分不清孰真孰假的王阳明心下颇为感念，他努力回想起梦里那首诗，将之刻于庙中，取名为《梦中绝句》。
接下来的归程愈发漫长，气若游丝的阳明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死神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一次又一次地刺穿他神游故乡的美好梦境。
唯有钱德洪和王畿的来信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慰藉，阳明书院红红火火的景象透过字里行间在脑海中一一呈现，更使他归心似箭。
然而，无论水路陆路，船夫和车夫都不敢走得太快，怕他的病体受不了剧烈的颠簸。就这样，阳明以日行不过五十里的速度“挪”到了广东境内。
路过增城时，阳明拖着病体到湛若水的老家瞻仰了一番，并题诗于壁上：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虽然阳明晚年同湛若水因学术分歧越走越远，但他始终忘不了这个相知相交了几十年的老友。人之将死，不能一聚，就用诗歌来纪念这段纯粹的友谊吧。
90 千古毁誉随风散 只是良知更莫疑
广东布政使王大用是阳明的学生，听说老师入境，赶紧带一队士兵前来护驾。
众人一路向北，必须翻越气候恶劣的梅岭。
阴云低垂，远山失色，天与山的交接处，如缕的轻霭被大风吹散，使人顿感寒意彻骨。
阳明从昏睡中醒来，从竹躺椅上支起身子，问两个抬他的军士此地是何处。王大用见状，策马过来，告诉他前边是梅岭。阳明刚想说些什么，一阵北风将他戗得咳嗽不已，又晕了过去。
天空中飘起了雪花，进山越深，风雪越大。铺天盖地的大雪像扯碎的棉絮一般萧萧落下，又如撒盐空中，弥漫得人睁不开眼。王大用找来两条厚厚的棉被，给阳明盖上。
阳明抓住他的手，道：“你知道三国时孔明出岐山前托姜维的故事吧？”
王大用愣了愣，道：“老师多虑了，事情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
阳明摇了摇头：“此行凶多吉少，你且按我说的去准备。如果我在途中死了，你一定要将我的灵柩运回余姚。”
王大用含泪答应了。
到了梅关城楼，一行人生火歇息。士兵们围着火堆，一边跺脚，一边哈气。
阳明强撑着下了竹椅，望着城碟上“梅关”二字，不由一阵眩晕。多亏王大用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拽住，才不至于摔倒。
王大用提议在梅关住一宿再走，阳明却是一分钟也不想耽搁，催他赶紧动身。于是，漫天大雪中，一行人又出发了。
下了陡峻的驿道，终于到了江西南安府。此地的两个王门弟子，七品的南安推官周以善，从四品的赣州兵备道张思聪闻讯早在大雪中迎候多时。
阳明冻得脸色青紫，身体颤抖得厉害，见了二人几乎说不出话来，到官署烤了会火才缓过劲儿来。
周以善和张思聪没料到老师第一句话竟是问他们近来进学如何，俩人简略地回答了一番，便询问起阳明的病情。
阳明苦笑不答，一切尽在不言中。
二人又要他在南安静养几日，待病情稳定后再走不迟。阳明本想拒绝，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好依言住下。
尽管周以善为他找来了南安最好的医生，但阳明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起色。昏昏沉沉中，他听见王大用在跟张思聪商量后事，嘱咐他买最好的木材，用锡纸裱棺……
两天后，阳明执意要启程，众人不再拂逆，为他准备好了木船。
周以善含泪将阳明扶上船，一直守在他身边。
船启动了，阳明抑制不住伤感，对周以善道：“很遗憾，不能再同你们切磋学问了。”
周以善忙道：“老师哪里话，南安的学子们都盼着您明年春天来讲学呢！”
可惜，阳明再也等不到开春了。船沿着水面静静漂泊，雪落入河中沙沙作响，船桨击水的哗哗声更显示出夜的沉寂。时间，好像在这无垠的旷野中凝滞；木船，载着阳明向那片有去无回，被人类称作“死亡”的神秘混沌驶去。
翌晨，船停在了大庾县的青龙铺。雪停了，除了一湾河水清澈碧绿，整个世界变得像童话一样洁白。
清冽的空气让阳明头脑清醒，死前的回光返照让他能够再多看一眼这个美丽的世界。
周以善见他面色红润，还有些欣慰，不料阳明却平静地告诉他：“我要去了。”
周以善一愣，待反应过来，鼻子一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顾不得去拭，凑近了泣不成声道：“老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刹那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朝廷、家庭、朋友、同僚、平乱、讲学……一组组词语，一幕幕片段，就像是银行门口挤兑的人群，争先恐后，奔向喉头。
然而，说了一辈子话的王阳明确实早已说够，无话可说。他对周以善微微一笑，淡然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不缺。
明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有明一朝最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儒家最后一个集大成者，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七岁。
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死后亦不得安生。睚眦必报的跳梁小丑桂萼在得知阳明死讯后，竟锱铢必较，要清算他生前擅离职守之罪。朱厚熜也认为阳明不等批复便擅自离任是蔑视朝廷，命群臣议罪。
旋即，由桂萼和朱厚熜联袂打造的“伪学之禁”新鲜出炉。它诋毁王阳明，宣布王学是伪学。然而，时人看得明明白白，什么伪学正学，说穿了都是政治斗争的借口。明史大家谈迁更是直言不讳道：守仁之功不能疵，而疵其学。
在嘉靖，打压了王阳明就抬高了君道、打压了师道，打给所有文官集团看；在桂萼，扳倒了王阳明这棵大树，王门弟子就失去了庇佑，任他宰割。
然而，历史不厌其烦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天日昭昭，自古不昧。
从南安到南昌，阳明的棺椁所经之处，士民遮道，哭声震天。路过赣州，官府迎祭，百姓拦路哭吊。到了南昌，自发前来祭奠的人更是连绵不断、踏破门槛。
正要进京参加殿试的钱德洪和王畿立刻取消了行程，讣告同门，趋迎先师，众人一路护送灵柩而归。
回到绍兴，一直到落葬，前来吊唁者每日上千。有致仕的内阁阁臣、六部官员，有浙江的督抚衙门、阳明的生前好友。弟子李珙等人则含泪在现在的绍兴市兰亭镇花街村洪溪鲜虾山的南麓为先师修墓。这块墓地是阳明亲手所选，也是他风水理论最好的注释。它坐北朝南，四面环山，虾须水过，洪溪水兜，前方两排青山如仆人相侍，婉转至远天之外。
下葬那一天，王门弟子千余人披麻戴孝、扶柩而哭，不能赶来绍兴的人也在家中焚香遥祭，可谓举国同哀。
三年后，方献夫公然违抗桂萼的禁令，联合京城四十多名科道官员、翰林学士，日夜讲会，共倡师学。
六年后，邹守益与欧阳德分别主持南北国子监，堂而皇之地宣扬心学。
二十年后，徐阶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与王门弟子上千人会讲于北京灵济宫。
隆庆元年，王阳明被追赠为新建侯，谥号“文成”。
隆庆二年，明穆宗在颁布的铁券文书中给王阳明做了盖棺定论：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
万历十二年，在明神宗朱翊钧的亲自过问和大学士申时行等人的一再坚持下，王阳明从祀孔庙。
两百年后，《明史》定稿。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一致写下了那句由衷的赞叹：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天公不语对棋枯。
人生之棋既已下完，就让这些余响都随风而散吧！毕竟，官方的褒贬从来就只能左右一时的舆论，而不能代表永久的世道人心。生前，王阳明就从未在乎过那些蜚短流长、是非荣辱。身后的赞誉和毁谤，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
王阳明留给世人的是他的文章与功业，这也是官方乐于肯定和宣扬的。然而，我看见的只是那个广袖飘飘，衣裾渺渺，英姿豪迈，卓然独立的强者，我听见的只是那一句句从历史深处传来，与世俱存的声音：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知得良知却是谁，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将痛痒从人问，痛痒何须更问为？
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混成。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久久回响，久久回响，久久回响……
千古圣雄何处寻 心中自有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湮灭了太久太久的态度。
雍正四年三月，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向皇帝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形时抱怨说，此前十几年间到福建来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甚至“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毛巡抚分析说，外国商船之所以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各个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艘载货价值十万两白银的商船，且不说底下的各级文武官吏，光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四大衙门就先要勒索五六千两银子，外商们了解了这一情况就都不敢来了。
在中国人看来，外商们有点大惊小怪了，潜规则之于国人早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惊，倘或不收，我等心下反而惴惴不安。可洋人有洋人的逻辑，东印度公司在嘉庆年间被粤海关各级官员敲骨吸髓掠夺了五百万两银子，英国商人忍无可忍，决定突围，英国政府诉诸武力，才有了鸦片战争。回顾《南京条约》具体条款，可知这其实是一场“陋规战争”。
中国的历史遵循以暴易暴的“血酬定律”，这就是它为什么不能走出专制王朝循环更替的根本原因。历代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这一周期律的答案搜索枯肠，得到的最佳答案无非是儒家的仁政，亦即“以德治国”。这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他说：“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其实，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农民税负能力很差。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农业税一般不高于百分之十，低的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事实并不像“永不加赋”听起来那么美好，国家的正式赋税虽说不高，然而地方政府的“赋外之赋”却远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也会使其取缔这些“法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之后又会死灰复燃，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既然合法渠道走不通，那就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的历史剧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了。
1892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中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其实，这个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的变化”的只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了。美国记者的逻辑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然后跻身于文明国家的行列。
可惜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演变，很快它就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瞪大了充血的眼睛。平心而论，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稳步向前发展的，不管立宪是否出于真心，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大小改变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党人等不及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定要清廷“尔曹身与名俱灭”，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天地为之变色。
历览前史，掩卷沉思：暴力革命并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只能带来专制的反复。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却仍未逃脱独裁统治的窠臼。诚然，中国的氏族血亲传统决定了这种封建家长制具有很大的惯性，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大脑中的皇权思想。
民主政治是人民做出政治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的政治体制，但人民有时候是好逸恶劳、自私短视的。因此，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和规则意识，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面对清末民初光怪陆离的乱象时，严复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与梁启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的主张不谋而合。
这是两个远比只知砸烂一切的五四青年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一点：在这片以实用理性为主导思想的土地上，酱缸你是砸不烂的，想办法改造里面的文化，甄别地吸收才是理智负责的态度。
什么时候我们构筑起了独立自主、充实完整的心灵世界，勇于自己承担责任，不再把错误推诿于他人；什么时候中国走出了革命——专制——革命的怪圈，在制度上完成了从一元到三元的分立、在思想上形成了有风度的对抗以及和平竞争的思维，中国才能真正从内部崛起，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这一切，都自阳明心学始。
在思索这些问题时，我徜徉于北京的各大书店。国学貌似是复兴了，写《论语》的书不下百本，讲《孟子》的书琳琅满目，即使在摆放《荀子》《墨子》的书架前，也颇多驻足浏览之人。我摇了摇头，继续寻找，终于在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发现一本无人问津的王学书籍，孤零零地躺在那，静静地观察着远处的喧哗与躁动。我买下了她。
拂去烟尘，那个华丽的时代引人遐想。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孕育出民主科学的思想，进而过渡到公民社会？王阳明给出了答案。
阳明心学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提倡人格独立，不盲从权威，人人都可以成王成圣。悍然独往却随机转化，变而通之又岿然不动。心有主，我制外；心无主，外制我。心为本体，万物在我。
阳明心学是明朝中后期启蒙运动的发轫。自万历12年王阳明从祀孔庙以来，阳明心学便如顺风扬帆之势风靡天下，据时人记载：“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张居正、徐文长、汤显祖、李贽、黄宗羲、徐光启等王门弟子分别从政治、军事、艺术、思想、科学等各个领域运用心学思想进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错过了王阳明，中国停滞了数百年；得到了王阳明，日本有了明治维新。
然则阳明心学，与当今之个体又有何干？
人生糊涂识字始，人生强大炼心起；知行合一常磨练，心学悟后无六经。
你可能遍览群籍，无所不晓，你可能左冲右突，寻找成功的法门。然而你可知道，心理弱小之人注定无法成功，生活亦不可能幸福；取得辉煌事业的人，均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里素质。阳明心学不是词章之学，而是促使你心理强大，成王成圣的实学。
可惜，人的眼睛向外，永远看不到自己，我们都是自己的陌生人。长此以往，你失去自我，沦为他人的客体。任何人的语言都可以轻易绕过你的思维，迅速进入你的心理结构，激起你情绪的波澜。更可悲者，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而是被媒体裹挟着去消费，去愤怒，去笑去哭，发泄剩余的精力，直到有一天，你的内心彻底被虚假的信息支配，你成了心理的奴隶，变得唯唯诺诺，成为一张和众人一样规整的A4纸。
你的内心已经蒙上各种杂垢，它们是外界势力出于各自的目的强加于你的。如果你认同了喝茅台的比喝二锅头的值得尊敬这一价值排序，面对前者你就会畏首畏尾，面对后者你便会色厉内荏——你早已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真假不辨是非不明。
而另一个事实是，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每个人都陷入到阴谋文化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阴谋论成为所有人解释世界现象的唯一工具。其实，阴谋文化之所以盛行，究其原因是人们担心上当受骗，所以加强防备，看谁都像骗子，听谁说话都暗藏玄机。然而神经紧张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当下骗局花样翻新，闭门家中坐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诈骗短信，受骗者与日俱增。
于是，所有的交易都人为地设置了重重障碍，以防无所不在的欺诈，结果是我们不胜其烦，却仍不断被骗。越是这样，人们就对阴谋越感兴趣。吃了亏，总感慨自己道行不高，应该进一步修炼，阴谋文化也就愈演愈烈，不知伊于胡底。
纵览青史不难发现，成就非凡决不属于只会玩弄小聪明的人，成大功者必有大智慧。王阳明早就说过：“用兵何术？此心不动即为术。”这才是术的最高境界——道术一体，而不是拾人牙慧，拆东墙补西墙，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
譬若下棋。围棋的变化有360的360次方种，生命也是如此。生命中的每个“下一刻”都是无法预料的，事先很难作出准确的计划。但是，外界无法一目了然我们可以了然于心，因为事都是人做出来的，对弈的主体也是人，把握了自己就把握了世界，对人心认识越深，就越能获得主动权。
阳明心学就是要人摊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来指导行动，用对人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
像歌词里唱的一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你能为你做出的判断负责，只有你才是你命运的主人，只有你才是你世界的主宰，只有你知道到底值不值得，只有你能排除旁人嗤之以鼻的声音，找到一条自己的路。这就是“心即理”，它告诉了我们一条真理：人的本质，一切人性，并非自然获得，而是人类自我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整体而言是这样，对个体来说也是如此。
光靠书本和说教是不能解决问题，王阳明最反对盲目崇拜、人云亦云，将之比作矮子看戏，随人喝彩。事实也是如此，贪官和骗子的话天花乱坠却一文不值，只有经过实践，身体力行，千锤百炼，才能看穿一个人的本质，检验一条道理是否行之有效，这就是“知行合一”。用在个人，这是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理性严谨的态度和审时度势的智慧。而用在国家，它又是推动一切政策贯彻落实的利器，消灭各种不正之风的灵丹妙药。毕竟，历览前贤国与家，我们从来就不缺好的制度，缺的只是将其执行到位的人。
五百年前，有明一朝最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平地一声响雷，以恢宏无匹的气概，打破了明朝媚俗、沉闷的世风，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谈笑间平定南赣之乱、宁藩之乱又对这种思想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为世人的安身立命找到了精神归宿，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由内而外的洗礼，又传授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奥义。他改写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三个国家（中国、朝鲜、日本），就像那个被人用滥了的比喻一样：“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的我可以网，游的我可以钓。但是龙，我不知该怎么办啊！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如蛇般屈伸，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可上九天！”任何溢美之辞都已显得多余，在当世，他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在身后，追慕膜拜者更是延绵不绝，连乾隆皇帝也要附庸一把，亲笔为他书写“命世真才”的御碑。
然而，面对这一切，九泉之下的王阳明只是淡然一笑。他从来就不自囿于权威，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造神运动，即使那些文治武功早已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王阳明却从来就没有变过，他永远只是那艘载你过河的船，河的对岸是你的内心世界。既已渡河，船也会自然而然地淡出你的视线，消失在那雾气蒙蒙，虚无缥缈的河面上。
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龙冈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此刻，我依稀听见从东海之东飘来一个声音，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是高杉晋作正在吟诵自己的诗：“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成烟。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
久久不散，久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