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战国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中国文学史》
在中国整个封建君主时代，存在着两个圣人。一位是孔子，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被历代君主所宗奉，他是显性的圣人；另一位则是韩非，韩非的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始终是历代君主独裁统治的基础。当代学者往往形容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是“外儒内法”，由此可见法家学说的重要作用。不过韩非的理论往往被君主帝王们在暗地里运用，不及孔子之显赫张扬，惟其如此，更见出韩非这位隐性圣人的吸引力所在。
韩非倡导一种纯粹的君主独裁论，也就是古人称道的“帝王之学”，具体而言，就是法、术、势兼治的专制论。他归纳出一系列政治权谋，其大胆、犀利和手腕之高明令人惊叹。对这些政治权谋作如此深入的研讨，并直截了当地加以描述，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实属罕见。对于充满野心和统治欲的政治家来说，无疑极具诱惑力，因此也有人指责这“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然而，韩非无疑是战国时期法家最重要的代表，法家学说正是在他手中发展成熟，成为能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政治和哲学流派；秦国也正是因为遵循了韩非所倡导的法家思想而国力日壮，最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业。
《韩非子》是韩非法家学说的体现，不但以其犀利深刻的思想光芒照耀千古，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韩非散文的特点是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篇幅长的文章如《五蠹》将近七千言，这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他的分析能力极强，如《亡征》一篇，分析“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郭沫若曾将《韩非子》视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他认为“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谓“法家”，顾名思义，就是以法制治国，与儒家所鼓吹的以仁德治国相对。以法治为中心，韩非将早期法家思想家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思想融会贯通，创造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律，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他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他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还指出了“势”的重要性。“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这一理论最初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即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是韩非全部思想最具个性的部分，这一理论在由混乱的春秋战国过渡到统一的秦汉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就连李斯也心悦诚服地称韩非的学说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是治天下的“帝道”。
法家重视“法”，自然不会赞同儒家以仁道治国的思想，韩非甚至视儒家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譬如著名的《五蠹》篇称：“儒以文乱法”，认为儒者是祸害国家的因素之一。但有趣的是，历史记载中韩非子的老师，正是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在《韩非子》一书当中，也不难发现荀子思想的踪迹，譬如韩非坚信人性本恶，因此需要以严刑峻法来制约人性，这种人性恶的观点，显然是继承荀子而来的。另外，韩非还吸纳了一部分道家的学说，《韩非子》中有《解老》、《喻老》两篇，就是对老子学说的阐发。
韩非的法家学说在后世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一方面，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有其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由于法家一味强调法的作用，主张实施严刑峻法来统治国民，便不能不催生出暴政。秦朝遵循法家思想，在统一六国后实施极端独裁的恐怖统治，刑罚酷烈，甚至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最终众叛亲离，迅速败亡，这不能不说是法家思想的责任；另外，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所推崇的“术”和“势”，往往在政治生活当中演变出一些阴谋权术之类的卑鄙丑陋的内容，这也是法家的缺陷之一。我们今天阅读《韩非子》，应该对这些利弊之处有清楚的辨别。
另外，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韩非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在战国散文中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他喜欢把道理说得很透，一层一层地铺展，所以篇幅大多很长。因为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言辞犀利，语气坚决而专断。他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韩非子》：一本有切世用的书
《韩非子》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涌现出来的一部集法家学说大成的政治著作，共20卷，凡55篇。有人认为书中有些篇章为后人伪托，胡适甚至断言只有7篇系韩非所作，但实际除《存韩》后半篇为李斯的言论外，其余都出自韩非之手。
韩非出身战国时期韩国贵族，曾与李斯同学于荀子。他的一生适逢韩国横遭强邻侵凌，国土日削，岌岌可危之时。为此，他多次上书韩王，谏以富国强兵之术，但均未被接受。于是，他愤而著书立说，写成了《孤愤》、《五蠹》等几十篇文章，针对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完整实用的治国方略。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见了大为赞赏，称若能见到此人，死也心甘。韩王遂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秦国后，上书秦王保存韩国，结果受到忌才的李斯、姚贾的谗言陷害而死。
尽管韩非死于非命，但他的文章并未因人亡而遭唾弃，相反更受世人重视。李斯称它们为“圣人之论”，将之作为治秦的国策；而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则将它们编成《韩非子》一书以存世。韩非排斥仁爱，反对复古，主张君主掌握大权，修明法制，以术御臣，厚赏重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他的学说是统治者控驭臣民的政治哲学，即所谓帝王之学，因而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虽然秦以后的各个王朝表面上或推崇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或尊奉儒家学说，以孝治天下；但内里则无不以韩非的术治理论为圭臬。毛泽东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正因为韩非的学说直接促进了在中国延续达2 000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并成为支撑整个中华帝国大厦的理论基石，所以综观中国古代，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中，还没有哪一家的实际政治效应和政治影响能超过韩非的，这就难怪蒲阪圆在《增读韩非子题辞》中，慨叹“诸子中，惟韩非书最切世用”。
韩非虽就学于荀子，但他又批判地吸收了老子、墨子等思想家的学说，并综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期法家的思想，最终构建了一套以法治为重心、法术势三者兼治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体系。就此而言，他的学说包容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量的文化成果，是先秦各种体系、学派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他的学说尽管为封建君主度身定做，但也揭示了不少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律和政治原理。这些规律和原理，时至今日，仍会对各级政治管理和企业管理产生启发和借鉴作用。（李志茗）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主要反映在《难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在韩非看来，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申不害只讲“术”，不擅“法”；慎到片面强调“势”，这都是不全面的，“皆未尽善也”。只有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切实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