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斯顿先生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心，他的来信证明了这一切，仿佛就像对待某个那不勒斯、希腊或者保加利亚的穷困朋友一般，给予了舆论旋涡中的我以宝贵的支持。当然，公众并不知道我当时身在国外，对国内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工人在罢工中被杀害这一残酷事实足以使我成为众矢之的。不过还有些令人安慰之处，汉纳参议员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该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起到了良好的辅助桥梁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①，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见一见联合会其他成员。然而，在具体时间未定之前，我终生的朋友马克·汉纳②（联合会主席，前克利夫兰代理）突然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由我接替汉纳先生出任联合会主席，劳工组织都赞成这一提议。当时在场的几个工人代表也纷纷起立以示支持。
真是难以置信，工人们对我依旧是一片真诚和敬佩，我工厂里的工人也同样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众眼里却恰恰相反，荷姆斯特暴乱使卡耐基工厂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代名词。
但是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婉言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我不能适应新大陆闷热的夏季，而作为主席，则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这是自工厂罢工以来对我最有效的安慰，我表达了对诸位的诚挚谢意与无限感激。最后我说，如果被选进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对此，联合会予以全票通过。与此同时，在荷姆斯特暴乱和工人被杀害一事上，公众最终认为，除了以我为首的资方外，罢工工人们也应承担相应责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脱。
①奥斯卡·斯特劳斯，美国政治家，第一位犹太裔美国内阁成员。
②马克·汉纳，美国政治家，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作辩护，他读过我早期的一些有关工人问题的文章与演讲，他还经常向工人宣扬我的看法与主张。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来自匹兹堡、出席这次晚宴的工人代表—怀特和谢菲尔，他们热心地向联合会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绍了我与劳工之间的良好记录。
工人们携家属在匹兹堡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以示对我上任的热烈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其中的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在我眼中，这三者就像一条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所有到场的来宾都跟我热情地握手，我的心再次和他们连在了一起。当时那感觉就像心里有一股千斤重物被提了起来，尽管荷姆斯特的阴影已经远去多时。
继荷姆斯特纠纷之后，我的朋友，罗特格斯学院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告诉了我接下来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
1900年春，我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湾出发，前往佛得角一个朋友的牧场，还准备在索诺拉雷普山上打猎一个星期。因为这里远离尘世喧嚣，我本以为那儿除了少数几个墨西哥人以外，就只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美国人也在这里。很快地，我便知道了他来这里的原因—寂寞。他的名字叫麦克卢基，直到1892年他还一直是一名受雇于荷姆斯特卡耐基钢厂出色的技工—也就是所谓的“高手”，那时，他家庭幸福，收入稳定。除此之外，他在当地居民中还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因此被选为荷姆斯特的镇长。
1892年，罢工爆发时，麦克卢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罢工工人这一边。作为镇长，他下令逮捕那些前来保护工厂、维持秩序的私家侦探们。他认为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些侦探严重干涉了他的行政权力，他有权逮捕他们，并解除他们的武装。但这道命令却引发了流血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愈演愈烈。
最终，罢工遭到了镇压。麦克卢基则受到了所谓“凶手、暴徒、叛徒”以及其他一些恶意的中伤。他在斗争中负了伤，被当局通缉追捕，忍饥挨饿，四处逃亡。后来，他发现自己竟被列入所有钢铁厂的黑名单中，全美再也没有人敢雇用他。最终，重重经历之后，他妻离子散，被迫前往墨西哥。当我遇上他时，他正准备去那儿的煤矿找活干。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说，麦克卢基这样的纯熟技工显得太过奢侈了，他们需要的只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他无依无靠，穷困潦倒。当他与我说起他的种种不幸时，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像他这样一个聪明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在这里怨天尤人。
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耐基，罢工发生不久，我正与他同在苏格兰，卡耐基也没有告诉我真相的另一面。但是，麦克卢基却并未将责任推向卡耐基，他总说，如果当时“安迪”在的话，冲突就不会发生了。言下之意便是：工人们可以与卡耐基友好相处，但是同他的一些合伙人却并不合拍。
在牧场的一周时间里，夜里我经常去看麦克卢基。后来我离开了那里，直接去了图森、阿里森纳。在那儿，我给卡耐基写了一封信，跟他谈起此事。信中，对麦克卢基的遭遇，我表示深切同情，很难想象他曾历经怎样的困苦磨难。卡耐基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在信纸的空白处他这样写道：“给麦克卢基钱，不管他要多少都给他，但是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按照信中要求马上给麦克卢基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可以给他所需要的钱，虽然信中并未提及具体数额，但足以使他重新站起来。但是麦克卢基拒绝了，他表示他会靠自己的力量重新东山再起，这也正是独特的美国精神—自尊、自强、自信，我对此敬佩不已。
后来，索诺拉铁路公司的经理J.A.诺格先生和我说起了他：麦克卢基很快就在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并且干得非常好。一年后，抑或是同一年秋。我在加利福尼亚再次遇见了麦克卢基，当时他正在工厂里监督维修机器设备。他变了不少，又娶了一个墨西哥妻子，看起来很不错。现在他终于雨过天晴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那笔钱的真相，难以置信，这竟然来自于那个曾经被迫与他们作对的那个人。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说：
“麦克卢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给你的那笔钱并不是我的，而是安德鲁·卡耐基的，是他想通过我给你一些帮助。”
麦克卢基愣住了，他瞬间无话可说。
“见鬼，这个安迪，不是吗？”
希望麦克卢基获得一张去往天堂的门票，他是个不错的家伙。据说，他在荷姆斯特的财产3万美元之多。在罢工工人枪袭政府的时候，作为镇长，荷姆斯特工会的主席，他遭到了逮捕。他不得不远走高飞，将一切都抛在身后。
故事发表后，只是因为我曾说过我的墓碑上将刻上麦克卢基的这几句话，以示我对工人朋友们的友善。报刊上立刻有人登文进行讥讽：
随意而语
安迪身边的桑迪
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
他的上帝何时会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
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
而是那不合文法的—“见鬼，这个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奉承，
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是无谓的做作，
唉，即便抛开了所有的金钱，他仍旧是一个花花公子，
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见鬼，这个安迪”。
他不再是一个带着破折号的“大D”，
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者讲一大通虚伪做作的说辞，
他只是一个迟钝、直率的苏格兰人，
—那就是他“见鬼，这个安迪”。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所说：
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
“谁死于富有，即是死于耻辱。”
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见鬼，这个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