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查暂住证为名，这些治安员当晚共抓了20多人，一部分交了罚款的当即被放走，肖春娥因当时身上没钱，便被关在治保会的一间屋子里。关了一阵后，肖敲门说要出去打个电话叫人送钱来交罚款，几个治安员便冲进屋，责骂肖春娥不该敲门。肖一边与他们讲理，一边说：“我不是不交钱，但我现在身上只穿一件睡衣，一分钱也没有，你们叫我怎么交呢？”她同时还表示，愿交100元罚款，但得先让她回去拿钱。对方不同意，见肖还在讲道理，几个治安员火了，就对她破口大骂起来，其中一个30来岁的治安员便拿着闩门用的铁棍打肖，被肖躲开后，治安员仍不解恨，随即对肖春娥拳打脚踢，致使其腰部、肩部、背部、腿部等十多处受伤。
直到天亮后，经当地公安人员出面后，肖才被放出治保会，而其他10多名未交罚款的人仍被关着。
当天下午5时许，我和同事罗斯文前往猎德村治保会进行了采访，一位负责人竟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又不知道是你们报社的发行员，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就不会罚款了……”后来在派出所的处理下，对方被迫向肖春娥道歉，并赔偿了3000元医药费了事。
第二天，我和罗斯文共同在《南方都市报》发了一篇题为《恶治安员破门而入女发行员惨遭毒打》的标题，又一次通过报纸披露了此事。
“告到公安部我也不怕！”
广州一些治安员的恶行恶举屡见不鲜。尤其我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身份多次介入此种事件的采访，所以更是深有体会。在黎世冬被打事件刚反映至报社时，我也没有加以重视。但是，当关于同一起事件在连日内有多人多次来电反映，我不得不放下其他新闻线索，好好想一想了。
为什么治安员敢于随便对人挥拳相向？为什么治安员不是执法者竟可私配枪支招摇过市？为什么治安员大多素质低下却似乎具备某种特权？我决心就此案进行深入采访，挖掘出羊城治安员、联防队员和各行各业保安员违法乱纪的劣性根源，从而更好地呼吁和促使当地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条理，彻底杜绝这一令当地民众，尤其是数千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深恶痛绝的现象。
我了解到，此次被治安员打得尊严尽失跪地爬行的黎世冬等三人均为广州市民，如果他们不是会讲广州话，不是本地人，如果他们只是一般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遍布在羊城大街小巷的外来工，也许他们将被打得更惨。
当天下午，我与摄影记者黄皓以及当时广州《新闻人物报》女记者刘华一起，决定先前往医院找几名伤者了解情况，然后再前往案发地及有关部门进行采访。
我们直奔白云区人民医院，在特护病房里找到了黎世冬，这位身高1.76的汉子头上、颈部及双手缠满白色胶布，头部裸露多处青紫色淤血，划痕道道更不在话下。黎世冬眉目痛楚的妻子正坐在床前，慢慢地一汤匙一汤匙给他喂药。得知有记者前来采访，世东几次想抬起头来，但他脖子因神经受损无法挪动，被打落好几颗门牙的嘴巴此时发音极为困难。
通过黎世冬含糊不清的哼哼，以及其妻及时翻译，补充说明，我们了解到，当晚遭那伙暴徒狂殴后，世东和两位工友被几位好心的民工送到这家医院。据当时值班医生说，那时黎世冬浑身浮肿，满是污血，全身上下几乎难以找到一块好的皮肤！真是惨不忍睹！
身受重伤的黎世冬被送至医院时，全身冰冷，呼吸困难，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看到他的生命垂危，值班医生以最快速度向领导反映了他的危急状况，该院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他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紧急抢救，直至第二天深夜时分，他才脱离了危险。
经诊断，世东头部严重受伤，并伴有较为严重的脑震荡，脑后多处有破裂伤口；胸肺严重挫伤，呼吸困难；门牙脱落4颗，无法饮食；睾丸严重挫伤、无法排尿，并会大大影响以后的性生活；手足扭、挫伤，必需住院接受长时间观察治疗。
他的同事谢景林和李训旺全身也是不同程度地多处受伤。
36岁的世东，25岁的谢景林和27岁的李训旺，与我们三名记者提及那天被打的情况，三人竟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不约而同哇哇大哭。他们伤心欲绝的痛哭声，黎世冬的妻子、女记者刘华及旁边两名护士小姐都忍不住流下同情的泪水。这真是应了那句古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
那些治安员禽兽不如的暴行对这几位当事人的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重创，更给他们的精神和心灵造成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巨痛！
谢景林涕泪横流地向我们哭诉：“这些治安员比野兽还狠呀，就因为我们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他们打成这个样子，如此当众侮辱我们。我们当时被打得实在没办法呀，只好忍辱偷生，保住性命，现场围观的几十个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半句，我们当时是一边哭一边跪着爬行的……”
我们几个感同身受，强忍着心头怒火，我问两眼红肿的世东：
“事情发生后，你们向警方报案没有呢？”
世东口齿不清地回答说：“当时……我三个都被打得趴在地上……都伤得很重……又特别害怕他们再赶来打人……所以当时……当时谁也不敢报案……后来……后来才……才报……报了案……”
头上包扎着厚厚胶布的谢景林忙接过他的话茬说：“我和李训旺与阿东比起来要好得多了，包好伤口，第二天上午10点多单位领导陪我去天河光华街派出所报案，民警当场作了很多记录，然后就让我们回家等消息。”
我又问：“你们在报案时有没有指明对方是一伙治安队员呢？”
“说过，我们在派出所作记录时特意告诉民警，打人凶手就是银河村的治安队员。”在一旁的李训旺也忙抢着回答：“当时派出所的人称，治安员是属于他们派出所管理的，一般不会乱打人，还问我们当时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最后，他们就让我们回家了……”谢景林还称，事后，当他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及黎世冬的家人多次前往兴华街派出所询问案情有关情况时，对方称，他们派出所的工作太忙，案件还没有进展。直到今天再无下文。我们在采访时，摄影记者黄皓为躺在病床上的世东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
看到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和刘华商量，赶时间去一趟案发现场，最好能采访一下当天夜晚在案发现场治安员施暴时的目击者，然后再去银河村治保会及兴华行街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进行采访。
我和刘华赶到位于天河区天平架附近的银河村时，已是下午四时许。我们首先来到事发现场“大家乐餐厅”，只见这家面积仅十几个平米的小餐厅早已更换了玻璃，墙壁与摆设多处有新装修的痕迹。那位外地老板一听说是报社记者来采访治安员打人的事，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地连连对我们摆手称：“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事……求求你们快点离开吧，我的损失本来就不小了……我还得做生意呀！”话没有说完，这个身材矮胖的老板竟惊惶失措的从后门溜了。
我和刘华见状赶紧拦住闪躲不及的老板娘，问起事发后治安员是否付钱赔偿餐厅损失时，她连连摇头，四顾几眼对记者低声哀求说：
“求求你们再不要问那件事了，我们损失够大的，弄得现在连客人都不敢上门，我们餐厅现在能重新开业就算万幸了……我们外地人实在是惹不起呀……”同样，话音刚落，她竟慌得硬是挣脱我们冲进餐厅里间，“砰”地关上大门。
无奈之余，我们只好向附近几家大排挡和小卖部的目击者了解情况，谁知，他们不是装聋做哑，就是支支吾吾，有的干脆一脸惊慌称“夜里睡着了，没看到”。
一位来自湖南的“士多店”老板朝四周惊惶地看了看，对我俩恳切万分地说：“你们最好不要问那件事，我也不敢多说什么，要是让他们（指治安员）知道了，我这店得马上关门，我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啊求求你们……”不过，总算有一位打工妹偷偷地与我们说了几句，她虽然胆怯，但却是不无怨言地说：“经常看到治安员打人骂人，他们谁都敢管，怎么从来就不见有人来治治他们呢？”
“这些治安队员简直是无法无天，怎么就没有人来管管他们！”在天河区梅花园红施站综合市场，一位姓刘的中年东北汉子气呼呼地告诉我们，这些治安员常驾车在附近横冲直撞，见谁不顺眼上前一脚撂倒，啪啪几耳光，被打者往往忍气吞声。从我们短短两小时了解到的情况看，黎世冬被打仅仅是这伙治安员劣行劣迹的冰山一角。由于平时无法管理，这些无法无天的治安员平日总是横冲直撞，早已在当地形成了一股“白色恐怖”，难怪这一带的群众，尤其是那些外来工，一提到他们总会流露出谈虎色变的神情来。
此时，这一带路灯闪闪烁烁地亮了起来，羊城初冬的夜幕已慢慢降临，天快黑了。当我们来到附近不远的银河村委会和治保会时，那儿已是“铁将军”把门，除了两名放哨的保安趾高气昂瞪视了我们一番，再也没见其他人影。我和刘华于是鸣金收兵。
第三日，即12月17日下午4时45分，我和刘华再度相约前往银河村治保会。谁知，我们刚来到治保会大门口，一位披着上衣的中年人站在门前，像驱赶叫化子那样挥舞着双手，毫不客气地对我们嚷：
“我们治安队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打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是没事找事！走开！走开走开！我们才不接受什么采访！”
这时，从治保会里又出来一位身穿迷彩服的青年人，不满地瞪了我们一眼，唾沫四溅地说：“打架是很正常的事，双方都有责任么！怎么都说治安队员不对呢？我们治安队员其实最辛苦，为维护社会秩序出了大力气的！没有我们这些人，整个广州市哪有这样平安呀？你们记者不要道听途说，应对我们治安队多加正面的报道。”
当我们问及12月9日凌晨发生在“大家乐”餐厅的打人之事时，对方避而不答，我们又问有关车牌号码是否为该村治保会的车辆时，对方把头摇得像只拨浪鼓。
见我们不停地在问这问那，那中年男人终于忍不住了，干脆不耐烦地冲我们推搡了几下，说：“好了，好了！你们是记者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派出所都管不了我们呢！不要在这里再罗嗦了，有本事你们尽管查去！”
在银河村采访碰了一个大钉子，第二天晚上，我和报社另一位同仁，跟随世东公司两位负责人一同前往天河区兴华街派出所探询案情进展。一位正在大门口值勤的民警获知我们的来意后，要求我们先在门外等一会，然后他进去向领导通报。
谁知，我们在派出所等候音讯的过程中，竟先后遭遇了三种不同态度，听到了三种不同说法。
当晚6时许，一位姓曾的民警先是认真地查看了我的有关证件，接着再三询问我此行的来意，然后说：“这件事我们已查清楚了，具体情况我们先得经过上面有关部门的同意后，才能向记者公开。”随同我前往了解案情的受伤者黎世冬的两位领导忙说：“我们报案已经好几天了，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们的员工还躺在医院里，医药费就已经花了五六千元，我们现在是特意过来了解有关情况的。”但不管我们怎么说，这位警官就是不再开口。
过了一会，旁边一位年轻干警对我说：“在这件事中，治安员打人是不对的，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双方能好好地坐下来，协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然后妥善地处理好所有的问题。”
他的语气还算和气，黎世冬的两位上司马上表示同意，同时要求派出所定好时间，争取早日让对方面对面协商赔偿事宜。
谁知，双方正在一派“祥和”气氛中协商解决有关事情时，一名身着警服、40余岁的中年民警（未佩戴警号）突然气势汹汹地冲我们怒斥道：“我们派出所怎么处理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在此东问西问！你们是哪家报社的记者？你们这是没事找事干！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办公！出去出去！”我当即站起来，掏出证件在他眼前晃了晃，强忍着火气反问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就明文规定，我们新闻记者是有采访权的，我们来此只是了解有关情况，怎么是妨碍你们的公务呢？你这样说话好像有失妥当吧？”
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顶撞他，这位民警老兄居然将拳头捏起来了！其他几位民警见状，赶忙对他进行劝说，但他还是把头发一甩，扬着脑袋朝我瞪眼示威，气势汹汹地大声吼道：“你们只管写去！我们才不怕你们向公安部反映！记者算个X！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了算！”说罢，这位民警恶言粗语将我们一行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