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新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几人竟然都没到过陶乐；而首次踏上这片弹丸之地的感觉竟又如此相似：心上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我们敢说，每个有良知的人，只要到陶乐境内的黄河边走走，只要翻阅过县水电科编撰的《水利志》，他就不会怀着轻松的心境离开这片土地。
在银川平原上一直显得十分温驯的黄河到了这里，忽然变得陌生起来。在她那舒展、娴静的背后，潜藏着无限生机。慈爱的母亲变成了饕餮的暴君，她开始无休止地吞食这片本已十分陕小的土地。“春夏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句民谚，用在陶乐更加贴切。请看几个惊人的历史数据：1955年红崖子30亩农田，1100亩滩地被黄水蚕食；1958年全县共有万余亩农田，一个生产队的土地和60多间房屋在汛期被卷走；次年又被卷走滩地7000亩；1960年五堆子公社被冲毁滩地1.2万亩，并将沟湾子大队的社员尽数赶走；1961至1967年月牙湖牧场、头道墩林场、六顷地、五堆子公社的600亩农田，7万亩滩地遭冲刷；1972年黄水冲毁了小磨口公路3公里，沙地千余亩；1980年马太沟、六顷地公社4000亩河滩地遇难；1982年高仁镇乡滩地200亩，农田100亩，林200亩，干支沟300米，公路6000米，防洪渠4200米被水裹挟而去；1984年黄水将高仁镇乡上八顷村的两个生产队赶往他处；次年上八顷、下八顷两村农田300余亩，干支渠1000多米，房屋15间，树木6000余棵，水利建筑59座付之东流……南有横山的阻击，北遭黄水的不断侵袭，陶乐这块多难的土地形体早已扭曲，东西长93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不足10公里，酷似一尾干瘪的带鱼。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天河崖上阴风怒吼，寒气逼人。我们在县水电科农水站李忠义站长和有30年治水经验的陈学仁老师傅带领下，来到了位于上八顷村三队的河岸边，察看这里被河水冲刷的情况。这里河宽逾千米，如远离河崖，外来人是分不清哪是河长，哪是河宽的。河对岸约10里远的地方，隐隐约约有一片绿阴，陈学仁说，那是平罗县通伏乡的林带，30年前的河床就在那里。眼前的河水肆虐地拍打着河崖，发出哗哗的阵阵声响，令人心悸。李中义指着离河崖30米远的河面说：“这里原来是上八顷村一、二队部分社员住的地方，近4年来，他们已被迫搬走。”为了保住三队社员的房屋和财产，去年冬天他们领人筑起了两座石码头和6个草土围堰。但眼下一个石砌码头已塌陷，围堰已荡然无存。然而河水仍未停步，一天天向三队的住宅区逼近，最近处仅有10余米。
如果说上八顷村的情形只是令我们担忧的话，那么，六顷地乡西梁村的境况则使我们触目惊心。一位叫高明的社员，家有6间房，一半已被水切掉，一半摇摇欲坠地在崖边残立着，叫人揪心的是一家人居然还住在里边。社员张永强80岁的老父亲张贵颇为凄凉地告诉我们：“我在这里住了50年，刚到这里的时候，河岸离家有七八里路，到河边要好一阵子工夫呢。现在晚上睡在炕上，就能听见河水哗哗啦啦地响，吵得人睡不着。河水上涨的时候，我那儿媳妇害怕得不敢睡。我的3亩地和大半房子已经被河水毁了。唉，水赶得我们好苦啊！”
别说普通农民深受河害，就是与黄龙斗了30年的陈学仁，在1980年黄龙发怒时，也不得不由五堆子乡陈家湾迁往沟湾子村避难。
河水为何一再南侵呢？陈学仁说，河床北高南低，以致恶性循环。对这位土专家所下的结论尽管我们还无法断定它是否完全正确，但有一点我们是注意到了，即凡是植被未受破坏，林草密度大的河岸受损小，反之则大。暴虐的黄水给陶乐人留下了深重的灾难，难怪这里的百姓把河害列为陶乐三大害之首。可是，尽管他们的立足之地因黄龙的吞食一天天狭小，尽管在灾害到来时，人们的抵御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毫无效用；但几十年来，陶乐人从未停歇过同黄龙抗争。县志办蒋传柳主任说：30年来为制伏黄龙，陶乐人已建起大型护岸码头46座。县委白玉君副书记说：为防止河洪，维修护岸设施，每年扔进黄河的人民币就达10万之巨。李忠义和陈学仁介绍：每年汛期一到，我们的神经就异常紧张，哪里有险情就组织到哪里去，疏散群众，抢救财物，砌筑码头。然而，这一切仍是一些被动防守的措施，与鲧治水无异。但他们认为，这是目前唯一能做到的。据说要彻底根治河患，就要疏理河道，砌筑坚固的护岸大堤。但这是陶乐县乃至自治区力所不能及的。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实在不忍看着这方土地和“陶乐”这吉祥的名字，被凶残的黄龙在不远的将来从地图上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