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了一夜，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大堤终于被堵住了。
邓一群在水里已经站不住了，最后是被两个小伙子抬上来的。抬上来，就赶紧送到了宿舍。
全国的水患都消除了。
沟墩乡也一样，运河的水开始消退。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扶贫工作组的人受到了群众和上级部门的肯定，省委扶贫领导小组还特地开了表彰大会，省委书记、省长等领导还亲切接见了扶贫工作组的每一个同志。邓一群很高兴。虽然事实上与普通老百姓比，他们没有付出太多的东西，但他的确在这过程里尽力了。
他对自己得到这样的荣誉，感到无愧。
进而邓一群又不无想到：年终结束回去，他有东西好写了。在他的干部履历表上，他又多了光彩的一页。这一页的确非常重要，在和平年代里，你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将来组织部门考察他的时候，他的材料就会因此而厚重。他相信回去以后，一定可以得到晋升的。
为了奖励他们的辛苦，省里特地安排他们回去休养两个星期。
邓一群却没有休，他想到新来的孔副厅长，不敢有所懈怠，回城后的第二天上午，就赶到了班上。肖如玉对此非常的不满，觉得他“积极”得有点过份。她哪里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积极，而是他自己强烈的需要，不得不如此。
孔副厅长和他想像中的完全不同，脸上看不出一丝书生的表情。他长了一张黑脸，就像戏里的包公。让人感觉不同的是他有眼睛太小，眼角刻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与别的官员相比，他太瘦了，瘦得都有点不太像一个厅级领导。他把头发梳成大背式，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那面像，还比较和善。看到邓一群，他显得非常亲切，亲自为他放坐，倒水，弄得邓一群倒非常不过意。
邓一群感觉那天他们聊得很好。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出身。聊了有半个多小时，邓一群才告辞出来。心中轻松不多。他们现在还彼此不了解，时间长了会慢慢好起来。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他想。
那天在机关里，他感觉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友善得很，不像他过去感觉的那种虚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他说不好。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这次下去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吧？原来是有人对他下去扶贫心怀妒嫉的，他们当然也想得到这样一个镀金的机会，但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他们也看到，由于邓一群下乡，照顾不到家庭，夫妻生活肯定也冷淡了。邓一群说，在乡下条件极其简陋，乡政府大院里只有三个水龙头，早晨起来刷牙要跑到五十米远的食堂门口，吃的米都是细碎的，稀饭里还常常加上红薯干。宿舍里没有空调，热得要死，有一台吊扇还是坏了，在头顶上呼啦呼啦响，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掉到脑袋上。而且，这次抗洪，那种辛苦没法言说。
他们到底还是不懂，他想，这次扶贫，只有一年的时间，到了时间就走人。而在自己面前的却从此是一条通天大路，有什么不值呢？
在厅里，他听说下面一个机械厂的厂长已经抓起来了。那个厂长问题很多，很严重，进去了，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
这都是不小心的结果啊，他想。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邓一群感到很轻松。不管如何，在孔副厅长面前，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自觉孔对他的印象不错。
邓一群就又回到了乡下。
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龚长庚被抓起来了。据说他当时正在省里开人大会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就把他叫了出去，众目睽睽之下，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事情的由头很简单，他是被下面那个机械厂厂长扯进去的，那个厂长交待曾给龚长庚送过一套红木家具、两只劳力士手表，价值五万多元。那套红木家具，邓一群在他家里是见过的，的确非常漂亮。他家还有数不清的高档家具和电器，那些电器都是进口的。与别人送他的东西相比，他邓一群送的东西就实在不足为奇了。对一个正厅级干部来说，这五万倒还真是个小数目，但检查人员却抓住这根线不放，紧紧追查，发现龚长庚还有其它大量严重问题。
邓一群听说这个消息，两眼一黑，打心凉起，一直凉到脚跟。
这个消息是肖如玉打电话来告诉他的，当时他正在乡政府办公室里开会，接完电话，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他最主要的政治靠山倒了，今后他还能靠谁呢？建立一个靠山并不容易。龚长庚怎么就这样倒霉呢？周润南也有问题，可人家现在生活得非常安逸，而他却栽了。既然进去了，要想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检察机关一定是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才会传唤他。这与一个小小的乡派出所随便抓一个民女不同。
龚长庚一出事，肯定也会牵涉到其他不少人。这些年的为官生涯，少不了有人向他行贿。邓一群倒是没有给他送过什么重礼，除了那次一万块钱的红包，就是曾经给他签报过四万多块的发票。发票的问题不大，已经在财务上走掉了。最让他害怕的，是他那次来沟墩乡，邓一群曾给他安排过那种女人，如果他交待出来，那么邓一群还有什么脸面在机关里呢？政治前途一定也随之断送了。
邓一群越想越担心，真的是寝食难安。
这期间，张梅被招工招走了，在苏南的一家服装厂。这家服装厂在全县共有一百个名额，而在沟墩乡，这一次只有十个名额。十个名额很快就被占了。邓一群开始就把张梅的名单报了上去，但等到各个村里把名单报上来时，却没有了她。邓一群心里非常的不快。他知道，这十个名额，一定都是各个村长家的什么亲戚。不仅张梅没去，还有十多个家庭的确很困难，需要照顾的女孩子也都没有能去。但由于是村里报上来的，他只好什么也不能说。
招工人员临走那天，乡里摆了一桌饭，请他们吃饭。邓一群本来不想去，但老焦非让他去。酒都喝得差不多了，负责招工的那位姓徐的厂长看邓一群酒量不大，就对他说：“邓处长有机会我们一定再好好喝。”邓一群看了他一眼，知道他的酒兴还没有得到满足，有些挑衅的意思，于是就说：“我愿意和你喝。感谢你对我们乡的支持。但我们再喝要有说法。”他想到了自己借这个机会，也许就可以帮一帮张梅。那个姓徐的厂长马上问：“什么说法？”邓一群说：“你在我们乡招的人也太少了。如果你愿意下次再来招，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徐厂长笑说：“邓处长要是赏脸，我现在就和你喝。你多喝一杯，我多招一个。”
邓一群说：“好。”
老焦看出邓一群事实上已经不能喝了，赶紧说：“算了算了，我来代表。”徐厂长说：“不行，你怎么能代表邓处长？”
邓一群说：“徐厂长你说话要算话。”
徐厂长说：“这么多领导在这，我怎么能说了不算？”
邓一群心里记着那十个名额，一边在心里骂老焦他们乡里混蛋，一边就真的喝了起来。而且，他是站起来喝。每次喝完，把杯底亮给姓徐的厂长看。
一杯，两杯，三杯……十一杯。邓一群站不住了。众人看到他的脸色红了之后开始发白，赶紧劝他停止。他看着那个厂长，说：“他妈的，我还能喝，你还、还能招、招多、多少？”厂长赶紧过来，拉住他的手，说：“邓处长，别喝了，我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我这次带三十个走，好不好？”邓一群说：“去、去你的。我、我、我他妈自己从不求人，这些女孩子可、可怜啊。你以后可要对她们负责。”徐厂长说：“请你邓处长放心。”
邓一群想去厕所，却感到两腿发飘。他努力往门外走，老焦过来扶他，他一张口，一股东西就真喷老焦而去……
邓一群醉得不轻。
回去以后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也没有起来。据说卫生院来人给他挂了水，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
稍后的那几天里，他一直感觉身体不舒服，但他没有说，以为只是倦了，或者是心情关系。在那个星期二的早晨，他已经和苗得康说好，要到下面一个村里去，看看那里一个养鸡专业户的情况。七点半，在食堂里吃了早饭，他坐在桌前却直冒冷汗。
“你怎么啦？脸色怎么这么白？”老苗问。
邓一群感到浑身无力，他看到老苗一张焦急的脸和睁大的眼睛。他勉强笑一笑，说：“我也不知道。”苗得康说：“你感觉哪里不舒服？”邓一群说：“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是浑身冒汗。”苗得康说：“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邓一群心想：那个乡卫生院能看得出什么名堂？嘴里说：“不要紧，我跟你下去呢。”老苗严肃地说：“不行。我陪你到医院去。”
苗得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内心厚道。
到了卫生院，挂号什么的都免了，直接进了内科。院长出来了，检查。检查完毕后，院长脸色严峻，对苗得康说：“恐怕要送到县院去。”
一切就都变得严重起来。
乡里派了车，去县医院。
邓一群有点迷迷登登的，只好听他们安排。他想：情况可能的确很严重。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车子在路上开得摇摇晃晃，邓一群感觉自己这回可能要死了。他真的有点怕起来。再想想，死掉也好，省得出了问题，还落个笑柄给人家。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前一阵子，也许自己顺过头了，而现在磨难过来了。
这也许才是开始，他想。
现在，这条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像自己的命运一样。他感觉自己像个木偶一样，听老苗的安排和指挥。到了县院，院方听到是省委扶贫工作组的，就派出了最好的医生，出来检查。
结果是严重胸膜炎并带有轻度结核。
邓一群听了，眼睛一黑。
邓一群在县院住了下来。
乡里安排好了一切，县里的领导也都赶来看望，并安慰他说，他们一定尽最大的力量治好他的病。院方的专家说：这病很一般，放在二十年前，这种病很可怕，到今天，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让他不必多虑。
老苗让他安心治病，乡里的工作不必去想了。治好病，就是最大的工作。问他有什么要求，比如是否转到城里去。邓一群摇摇头。他们哪里能够理解他呢？他是不必为自己的病而担心的，最让他担心的是怕龚长庚把他牵扯出来，那样他一切就都完了。如果一切都完了，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情绪特别的低沉，唯一能让他安慰的事，就是乡里又多走了二十个姑娘。老苗听了，也很感慨，说邓一群真的把心交给沟墩乡了。
邓一群情绪低沉，他想回城，一方面可以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可以确切地得到龚长庚问题的最新情况。他是否可以通过关系，问问情况呢？不！心里很快做了否定。那真是疯了。千万不能这样干。
他现在只装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但他的那颗心放不下。他想给龚长庚的家里打一个电话，问问他的夫人，犹豫了好久，几次拿起手机，又几次轻轻放下。也许这还不叫无为而治，但静静地等等是他可能有的最好选择。打电话过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一切听之任之吧。夜里，他感到呼吸困难，睡不着，就给肖如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病了，突然生病。在知道他已经住进县里的医院后，肖如玉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要不回来？不回来也好，你安心治病，不要想那么多，龚长庚的事又不是你的事，还能让你去坐牢？最多不当你那处长就是了。”
邓一群关上手机，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滋滋声响，头脑里一片空白。女人，真是什么也不懂。他怎么能好端端地不做处长呢？坐牢，他是够不上的，但他不能没有政治前途。没有了前途，那么他邓一群这多么年的努力干什么？她对他一定已经失望了，电话里的肖如玉也表现对他的身体关心的样子，但却并不希望他回去。那么，这里面还谈得上什么关心和温情呢？他感觉，他们的夫妻之情就像纸一样的薄。
万念俱灰。邓一群是个很情绪化的人。龚长庚这一倒，他想他这一生也就完了。下面的厅长对他不可能再有所关照了。他越想越害怕，而他这种害怕能对谁说呢？连对肖如玉都不能说。
肖如玉根本不理解他，他想：要这样的一个女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对他事业上再也没有一点的帮助。他恨不得丢掉她。离掉她，他有能力的到更好的。
邓一群这时生理上的病痛倒没让他感觉出什么，更主要的却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县医院里，邓一群享受着特殊的照顾。那些人知道他是省里的干部，对他特别的客气。县里的那些领导每星期都会来，除了鲜花，还带了很多营养品。那些营养品堆在床头都快成了小山了。乡里的干部也都一一来探视。老苗照例是每星期都来，有时实在来不了就让别人带话。扶贫工作组的组员们，也都来了。别人对他越是客气，邓一群却越是心虚，他想：今天，他还没有出问题，大家对他还客气，明天，一旦龚长庚把他给他找小姐的事情说了，把他为他签报发票的事情说了，把他送红包的事情说了，他在机关里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尊重吗？说不定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还会来传讯他。
他整天就在这种惴惴不安里度日子。
他给大舅子肖国藩打了电话，询问情况。肖国藩让他安心养病，说你这样是最好的，要是在机关里倒不好办。签报发票的事情，到时追查起来，你是可以推掉的，毕竟不属于行贿，最多只是违纪。下级服从上级，你也是不得已。而关于那一万块钱，肖国藩说，那根本不算什么。纪委要是查这样的小账，那永远也忙不过来。邓一群心里稍稍安稳了些，三件担心的事去掉了两件。本来他还想把另一件担心的事告诉他，但他想想又咽了回去。肖如玉知道，倒还算了，要是让她哥哥知道，免不了挨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