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离不开功利，也就离不开理性；理性的必然就是功利的，而功利的则追求理性的。如此说来，在宇宙与人类的根本神秘里面，毕竟也有目的的一面。但是，这绝不是它的全部。柏拉图之所以想象出极端的驱逐、流放诗人的行动，是因为他深信理性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他试图把他发现的宇宙根本神秘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他实际上已经跨越出理性的极限而落入荒谬之中。宗教大法官与柏拉图的信念一致，不同的是他举起“恺撒的剑”，掌握着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他的信念。他得到的当然只能是尸骨和服服帖帖的老百姓。想象一下，如果人类只能这样生活，那该是多么悲哀：人们只能在屠夫与不能思考的、像蚂蚁一样卑贱的草民之间安放自己的位置。那该是对人类的理性多大的嘲讽！柏拉图的荒谬、宗教大法官的恐怖昭示着真理的另一面：为了某个目的的理性必然有它的限制，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是自然演化的。
怎么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是随机的自然演化的呢？首先当然是有很多经验的事实支持这种信念，例如，物种的演变，自然界的变迁，人类历史从古至今的轨迹，甚至包括极权主义信徒统治失败的事例，都在启示我们认识宇宙的根本神秘是在于它的随机演化，任何理性一意孤行的执拗违背都导致失败破产的后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宇宙根本神秘的领悟是从理性的限制中得来的，是从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悖论冲突中感悟到的。理性的背后是欲望，理性是受欲望驱使的，尽管它有修正欲望的地方，但如果欲望支配了理性，理性就会变得疯狂，就像宗教大法官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红衣主教大人，就是欲望支配和控制理性的例子。理性有其天然狂妄的一面，它必须受到裁判和监管，无论在人的心灵里，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制度里，抑或在人的活动里。不受裁判和监管的理性最后一定会把人变成魔鬼。
柏拉图的“哲人王”离魔鬼不是很远，而宗教大法官本身就是一个残酷和嗜血的魔鬼，只不过他是一个不自信的魔鬼罢了。人的心灵里，谁来裁决和监管理性呢？是良知。良知是心灵里的另一种力量，它把理性的建构、设计、计算和推理统统放置在自己的面前，按照康德说的“出于义务”的原则进行裁决，舍弃那些不以人自身为目的的东西；它限制理性的狂妄，纠正理性的偏差，监管和保证理性始终在良知以为正确的轨道上。同样的道理，在人类活动的领域里，谁来扮演裁决和监管功利性活动的是非对错的角色呢？我们以为，是诗，是文学。文学在本性上是非功利的，虽然作品的出版和报酬等也是按照现世的理性规则操作的，但这并不证明文学的本性是功利的。精神追求的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除非我们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也是功利的和实用的。但那样的看法显然是荒谬的。非功利的无目的的文学存在的理由，绝不是像柏拉图说的那样，是娱乐人低于理性的感官。
文学是观照、反思人类的双功利活动，文学是看看那种有着鲜明目的和理性色彩的残酷的生存斗争在哪里迷失了，文学是想象人类被像监狱一样围困住的现实生活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文学是用良知去烛照隐身在理性背后的像无尽深渊一样的欲望。文学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既不是给人类的功利活动帮忙，也不是给功利活动帮闲。人类为了生存，每天都在忙碌，忙碌本身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把文学扯进忙碌的功利活动里，那样只会危害文学。文学存在于世，不是要给忙碌增添更多的忙碌，而是审判忙碌，反思忙碌，不要让忙碌的功利活动埋没了人，不要让忙碌本身偏离人本身的轨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明白诗威胁了他的“理想国”，耶稣降临在塞维尔大教堂前的台阶也威胁了宗教大法官即将完成了的事业，历史上数不清的当权者、统治者都感受到文学的威胁，也都想出放逐作者、焚烧作品的办法对付诗的威胁。这才是理解文学本性的最好的线索。历史这部教材就这样告诉我们文学之所以生生不灭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是站在悖论各自的立场，而是站在悖论之外去看人类社会和人心的这种冲突状况，那么我们还是多少可以猜测到宇宙运行变迁的根本神秘：这个世界既不是出于有目的的建构，也不是出于随机演化。非此即彼的世界观解决不了这类问题。我们只能说，经验昭示我们这个神秘行程的两面：它既存在有目的的建构的因素，也存在随机演化的因素。但这两者是矛盾的，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只能借用古人相辅相成这一模糊用语来填补我们对这一神秘的根本无知。功利性的活动是现世的，是为理性所指导的，因此它是有目的的。这种功利而现世的活动莫不体现在经济、法律、政治，甚至宗教（当然指和权力结合起来的宗教实践）等人类实践活动之中。但是，由于理性的限制和人类的无知以及人心的邪恶，这种实践活动不是走偏迷失，就是专横蛮行。
而非功利性的活动是非现世的，它为良知所指导，因此它是无目的的——无理性建构的目的，或者说它以人自身为目的。非功利的人类活动体现在文学、哲学、宗教等精神活动之中。它裁判和纠正人类现世活动的偏差，它召唤沉睡者，指引迷失者。但它不能给迷惘中的人类设计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未来，因为这不是它的使命。它始终只给人类提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因为良知就是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造物是神秘的，它的神秘不在于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而在于悖论存在的本身。它是那样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社会，甚至整个自然界。它让人类的理性接近它的神秘，可是又永远无法达到它的神秘，永远无法撩起它神秘的面纱。因此，理性在神秘的造物面前是盲目的，会犯错误的。而会犯错误的理性又受到良知的裁判，也因良知的裁判而得救。理性和良知，功利性的实践活动与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就是这样服从着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造物的神秘。
（三）文学的超越视角 (1)
如果以现世的标准看文学，文学确实是无用的。要诗和诗人去辅助一项现世的功利事业，哪怕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文学也是不能胜任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已经有了惨痛的教训：文学在现世的功利事业中，如果不是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就是在这过程中文学把自己弄残废了。是帮忙的，就把帮忙的人折腾坏了；是帮闲的，那帮闲的人走上了邪路。其实，文学不需要羞羞答答，好像承认了自己是无用的就比别的什么东西低了一等；文学应该坦然承认它就是无用的，它真正而可贵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无用的。鲁迅曾经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如果以赶走孙传芳比喻现世的事业的话，诗确实无能为力。因为诗本来就不是用来赶走孙传芳的。用诗赶走孙传芳不仅是天真的，也是出于对文学严重的误解。不要让诗赶走孙传芳；诗不但不能胜任，而且那样只能毁灭诗。
诗是要问：赶走了孙传芳之后又怎么样？诗赶不走孙传芳，但诗能让我们叩问：这个世界是不是因为一炮轰走了孙传芳就太平无事？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
《日瓦戈医生》里写到一个场面：日瓦戈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与激进的青年维沃洛奇诺夫谈论文学和人民的苦难。后者认为，俄罗斯人民现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需要的是反抗和斗争，他问道：“美、神秘剧之类的玩意儿，罗扎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拯救世界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回答了他，讲得非常有意思：
我以为，潜伏在人身上的兽性如果能够靠吓唬，不论是靠监牢，还是靠因果报应来制伏的话，那么，人类最崇高的象征就是手执皮鞭的马戏团驯兽师，而不是牺牲自我的传教士了。然而，事实却是，千百年来使人类超越禽兽而且不断前进的，不是鞭子，而是真理的声音，是不用武器的真理的无可争辩的力量和真理的范例的诱导。至今人们都认为，福音书中最重要的是那些道德格言和训条，我却认为，最主要的是耶稣说的醒世警言都是来自生活，用日常生活现象阐明真理。其基本意思是：人和人永远是有联系的，生命是象征性的，因为生命是有重要意义的。
帕斯捷尔纳克显然通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之口多少说出他对文学的信念。如果不可避免地要用拯救来概括人类所有的实践与精神的活动，那文学也难免不列在种种的拯救活动之中。但文学拯救的不是人的现实处境，而只能是人的心灵。那种把拯救人类或拯救世界的希望统统放在行动上的想法多少是有点儿幼稚的。任何周密的理性安排和实践努力都无力最后拯救人类，如果它做得到，人类早就获救了，天国早已降临，等不到现在。因为任何理性的安排和实践努力的拯救都要运用权力，权力天然地倾向于滥用和腐败。归根结底，对人的现实处境的拯救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是灾难重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