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起来，我对中国现代翻译家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1991年，我考取了武汉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师承郭著章教授。先生儒雅博学，著译颇丰，尤其在我国现当代翻译家研究方面造诣匪浅，得其谆谆教诲，我也对这一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为题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后经修改润色，发表于《中国翻译》1999年第6期，并于同年收入先生主编的《翻译名家研究》一书。
在硕士论文撰写期间，我还收集到了不少有关梁实秋的资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梁实秋主要享誉于文学创作与文艺批评，然而，与同时代其他众多文坛巨匠一样，他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和重要的翻译理论家，作为前者，他的不可超越之处在于付梓了莎士比亚所有戏剧的完整译本，作为后者，他在与鲁迅之间展开的那场长达8年之久的翻译论战中所提出的翻译观点同样是不可小觑的。这样一来，从徐志摩到梁实秋，又从梁实秋到鲁迅，我的研究兴趣逐渐得以拓展，相继撰写了《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焦点透析》（《中国翻译》2000年第3期）和《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追述》（《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两篇论文，而我对于周作人的关注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2000年，我以“翻译家周作人研究”为题成功申请到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收集到的资料做了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研究项目的框架进行了粗略的构建，并从中选取若干题目，相继撰写、发表了《周作人――我国日本文学译介史上的先驱》、《周作人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求其知：一种另类的借鉴观――周作人与西欧国家的文学译介》等文章。一年以后，项目顺利结题，然而看看手头的工作，要做的事情似乎才刚刚起步，其中许多重要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人常说时不负我，又常言谋事在人，说起人生经历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不啻成全了我数年来的夙愿。2000年9月，我又一次当起了学生，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冯先生平易近人，学识渊博，一样难得的是他那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尽管我所圈定的周作人翻译研究选题不甚入于当下译界主流话语，且与先生本人的研究兴趣不甚切合，然而他却能欣然应允，感佩、庆幸之余，我也常暗自思忖，且莫辜负了自己，不负于自己，也就是不负于先生。
2003年6月，我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周作人翻译多视角研究》。关于论文本身的质量，我个人确乎无从品评，至于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外国语言文学类唯一一篇优秀博士论文一事，也许只能从一个方面说明一点问题。诚如严复所言：“我罪我知。”这句话让我每每不敢忘怀，在毕业后的3年里，我时常一次次偷闲将毕业论文从电脑里调出，或圈或点，或增或删，3年下来，再回头重温一遍，当年那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苦楚中似乎多了些释然。也正是靠了这一点点的自信，我才有勇气让这历时7年磨砺的“成果”面见译界同仁，现丑也好，凑趣也罢，能力有限，权且仍以“我知我罪”的推辞自我解嘲吧。
语复前言，我想再次感谢郭著章教授和冯庆华教授。两位先生不仅是我治学上的导师，从师以来，我还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诚实笃厚、平易近人的处世原则，也正是理顺了“立人”与治学的关系，及至毕业以后，我仍能得以在不算平静的周遭里安然伏案，以平和静穆的心境沉浸于冷清、寂寞的象牙塔里。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庄智象社长、孙玉副总编以及刘华初、张以文、梁晓莉等各位编辑老师，我再一次领略了他们公平、高效、睿智的工作作风与风格，没有他们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如期面世。
我还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尤其要向邵志洪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多次向邵教授请教修改意见和建议，他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谦逊、平和的处世原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最后，在这本书撰写过程中，我先后参考了上百本有关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这里要特别向钱理群、钟叔河、张菊香、张铁荣、李景彬等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全福
2006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