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1951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我国自1979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近20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并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29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