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除了与它的社会与制度等因素有关系外，也与它那完善的军事建制和拥有一支绕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抬生活中，军队和军队的组织，以及军队的招募是帝国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奥斯曼帝国的初期，军队组或的惯例是，传令兵到各村庄宣布：任何愿意作战，并参加侵袭的人应该自带武器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集合。在奥尔汗统治时期，在与拜占廷帝国的军队交战中受到启发，奥尔汗把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奥斯曼人组成了一支步兵部队，按十人、百人和千人为单位编排，每个单位编组设置一个负责指挥的军官，他们大部分人出身于奥斯曼统治者的直系亲属和近臣，执掌着军队的大权。此后，为组建一支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职业化军队，奥尔汗把战利品的五分之一收归国库，作为军晌，组建了一支完全由基督教奴隶和战俘参加的步兵部队，称为加尼沙里军团，欧洲人则称之为近卫兵团。由于加尼沙里军团个个凶猛漂悍，训练有素，对素丹忠心耿耿，其战斗力威慑欧洲各国骑士，犀利无比，所向披靡的战斗精神经久不衰，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主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组成奥斯曼帝国晓勇善战、所向被靡的加尼沙里军团的成员，在历史上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大量基督教青少年，他们大部分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社会上、种族上或文化上同那些自愿成为加齐和奥斯曼人的自由背教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在伊斯兰国家有一个传统，那就是统治者作为国家的化身，通常接受所掠劫的战利品的五分之一。由于长久以来，战俘就是打胜仗时的宝责奖赏，又由于他们的命运永恒不变，那就是终生为奴，所以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拥有大量战俘奴隶的素丹们，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战俘奴隶们，让他们为他更好地服务。加之在周围地区的战俘奴隶市场上生意又很萧条，因此当时解决此问题的惟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奴隶们变成为士兵，去替主子打仗，掠劫财富进行扩张，或者用战俘奴隶来做保镖，也是奥斯曼帝国早期的一个重要传统。当时位于东方统治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就完全是由战俘奴隶们所组成的。这种制度被称之为“古兰制度”。“古兰”是指经过精心训练而在统治者的宫廷和国家机构中服务的奴隶。“古兰”为穆斯林的统治者忠心耿耿地服务，在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像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许多政治制度一样，“古兰制度”是奥斯曼人从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塞尔柱人那里学习和继承而来的一种惯例，经过奥斯曼人的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最具自己特征的杜会制度。虽然奥斯曼人学习和继承了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塞尔柱人的“古兰”惯例，但是有系统地训练和使用战俘奴隶，则与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征召基督教青少年人伍的制度有关。
根据“古兰制度”的惯例，在战争中被俘的基督教青少年就由奥斯曼帝国的素丹，作为奴隶蓄养着，当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就被整编和训练成为帝国军队中的特种部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加尼沙里军团，或称之为帝国近卫兵团。对于这些漂悍的军人，欧洲人在多次的战斗中逐渐地产生了畏惧的心理，他们敬畏这些军人的纪律、团队主义精神、勇善战使用武器的本领。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有关法令，许多基督教青少年俘虏被租赁给奥斯曼的军事封建领主去做若干年的学徒。在此期间，他们学会了奥斯曼人使用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身体锻炼得更加健壮，并精于作战技术和各种武器，与普通的奥斯曼士兵和广大民众逐渐地融合在一起，最终被同化。
奥斯曼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响很低，他们只有靠英勇作战，多打胜仗，从战利品中得到丰厚的报酬。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有关规定，近卫兵团的成员在服役期间不准结婚，他们在军营里过着集体生活，装束也都一样，每日进行操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步兵，只有少数人为骑兵，其余的是享有特殊荣誉的用左手执掌武器的卫兵。在奥尔汗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兵团只有2400人，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的末期，近卫兵团已有6000多人，到苏莱曼大帝统治初期，近卫兵团有将近8000人，而在1566年他去世时已达1.2万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近卫兵团人数最多时达3.7万多人。他们作战时的漂悍勇，舍命而战的斗志，使得对手们胆颤心惊，望风披靡。起初，当对外征服扩张能够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战俘时，帝国近卫兵团的主要来源是基督教青少年战俘，尔后，当不能够为对外征服扩张的帝国军队提供足够的战俘时，就逐渐地形成了一套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募集兵丁的制度。这种做法据有关史料考证，大概可能始于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到了穆拉德二世统治年间，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子中定期征兵，也就是名为“德米舍梅”（征募）的征兵制，似乎已经趋于制度化了，是奥斯曼人对传统的“古兰制度”的改革。
从基督教臣民的男孩于中定期征兵，纯梓是根据素丹的权力，把它当作一种特种税，与宗教法无关。征集的时间和规模，则一般根据帝国政府的需要而定。如果在几次重大战役期间人员损失过多，那么征兵的规模就较大，间隔时间也较短。此外，作为一种特殊的征税方式，它是以全村庄或特为征收这种税而划定的“特种税区”的若干村为对象，而不以单独的每户为单位，这种做法往往能够使负担比较平均。应征的基督教青少年数目，一般是平均每40户征一名。为了征召到能够吃苦耐劳和易于训练的人，奥斯曼帝国只征收大约8岁到18岁之间的未婚基督教青少年。17世纪的时候，帝国政府把征收的年龄界限上升到了15岁至20岁。起初，帝国政府只征收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青少年，但后来到了16世纪，也开始征召安纳托利亚的基督教青少年。不过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有些基督教青少年免征，如独子、从事经济重要行业的青少年、孤儿，以及众所周知的行为不端的人。
到了16世纪时，每当帝国政府决定从基督教家庭中征募一批十几岁或年纪更小的男孩时，近卫兵团的军官们便携带素丹的授权令，奔赴开展征兵工作的地区他们一般在大市镇驻扎，派传令兵到各村庄通知地方官和法官。基督教家庭的家长们奉命带领他们的儿子前来应征，牧师带着洗礼记录随同他们到场。子是，帝国近卫兵团的军宫们就开始对基督教青少年进行审查，每个应征的基督教青少年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住地，以及相貌都得被登记在册，一式两份。选中的基督教青少年被集中起来，编成100到150人的队伍，穿着整齐统一的制服，由近卫兵团的士兵护送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护送者有一本登记册，另一本则保存在征兵的近卫兵团军宫那里。当所有的基督教青少年到齐后，把两本登记册拿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相互核对，保证途中没有出现人员被顶替的情况，因为不可避免地有些被征募到军队行列里的基督教青少年试图逃跑，他们的家庭也蝎力反对子女被帝国政府征募，有时候甚至发展到了公然对抗的程度。但是，对于那些接受宫廷训练后的基督教青少年来说，大好机遇、锦绣前程就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面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精华和栋梁，也正是通过他们才不断被注人新鲜血液的。所以，当此后这种征兵制度有利可图时，又有一些基督教家庭的家长们，千方百计地想用钱把他们的儿子安插到帝国近卫兵团中去。
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那些被征募来的基督教青少年不久即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割礼，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来测定他们的智商。相貌和才智在考试筛选过程中十分重要。大致经过十里挑一的筛选，那些考试合格、身材体格完全符合标准的基督教青少年，立即被送往宫廷中接受训练，这种训练既是体力的，也是智力上的。这些被选中人宫学习的基督教青少年，将要接受奥斯曼帝国最好的教育，并且一旦学习训练完毕，他们将准备接受奥斯曼帝国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那些绝大多数未被选人宫廷中接受训练的基督教青少年，将被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奥斯曼农民雇佣去，以便在那里学习突厥语和熟悉伊斯兰教的信仰。他们学习和进步的情况，有人进行定期的严格检查，当他们已经学成或帝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被召回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加人近卫兵团，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骨干。由他们组成的作战部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在战斗中，他们常常是被用作后备军，不到关键时刻决不轻易上阵，平时在帝国首都担负保安、警务和消防等任务。
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兵团与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教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苏菲神秘主义教派产生于13世纪，到巧世纪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6世纪至18世纪时，苏菲神秘主义教派在奥斯曼帝国的境内，表现得相当活跃，它的贝克塔什教团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影响最大，道堂遍布帝国的各地。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奥尔汗在制定征募基督教青少年组建近卫兵团的计划时，得到了贝克塔什教团长老哈吉·贝克塔什的赞同。这位长老用他的衣袖遮盖在近卫兵团士兵的头上，并向第一批近卫兵团的将领们祝福。近卫兵团士兵头上戴的白羊帽后垂筒形的长布，就代表了贝克塔什教团长老的祝福。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近卫兵团与贝克塔什教团的关系十分密切，近卫兵团自称是“贝克塔什的士兵”和“贝克塔什的子孙”，视苏菲神秘主义教派的长老为伊玛目，并宣誓尊敬服从他。在帝国政府组织的军事仪仗队中，贝克塔什教团的教徒被允许走在近卫兵团的前列，有时他们还在近卫兵团的军营中做礼拜、念经，为近卫兵团祈祷。
然而，近卫兵团的影响和作用，也使得他们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政坛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经常左右帝国政策的贯彻执行，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公然违抗素丹的命令，不时提出一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发展到了狂妄不羁，粗鲁暴决，目无法纪的地步。帝国素丹的废立完全由他们来决定，大维齐也常在他们的命令下被斩首。特别是在近代，为了企图维护千古一挨的制度，保留原有的地位和特权，他们竭立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不思不变，终子堕落成为阻碍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反动势力，遭到素丹马赫默德二世的残酷镇压，落得个曲终人散的悲惨结局。实际上，早在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平息过一场任性妄为的近卫兵团的叛乱，但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每一位素丹登基时，为了拢络和安抚近卫兵团，都照例要分发一批“近卫兵团铜银”，以确保近卫兵团的忠诚。这种怀柔政策的实行，使得近卫兵团在以后帝国的政坛上更加自命不凡，肆无忌惮、骄横一世。
在征募的基督教青少年中，素丹也选取一些优秀人才，让他们在各类宫廷学校内太监的监督下分组接受严格的培训。其中学习优秀者让其在帝国宫廷中担任侍从官，在所谓的“内廷服役”中继续接受教育。他们训练的第一期大约为两年到八年时间不等，在这一阶段的训练结束时，他们要接受全面的综合考察。其中成绩最优秀的人，要留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素丹居住的托长皮宫接受进一步的严格训练，而那些成绩不太理想，不够资格提升的人，通常被派往由素丹发给薪铜的王室骑兵部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这种选择和提升的程序，是奥斯曼帝国“古兰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之为“契满”（毕业）。在16世纪，通常每两年到五年有一次“契满”，到17世纪时，演变成为每七年或八年有一次“契满”。另外，每当新素丹即位时也有一次“契满”。被新选拔的侍童们到素丹托尔皮宫的内廷各部门中，为他们将来的职位作预习准备。内廷服务包括在宫院和有关部门中专门为素丹而设的一系列私人服务。侍童们开始服务的地方主要是大院和小院，也称之为大小书院，这里是内廷服务的侍童们专心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地方，素丹的主要私人生活也大都是在这个环境中度过的。
在16世纪上半叶，接受训练的侍童大约有600到700人，这与同时期帝国近卫兵团和王室骑兵1.2万人的总数相比，内廷服务侍童的优越性是明显的。内廷服务侍童所接受的教育，是向他们这些新改宗伊斯兰教的人传授高级伊斯兰教教义和古老的伊斯兰传统。他们每天研读《古兰经》和学习其他有关的宗教课程，并学习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历史、数学、书法和音乐。此外，对提高他们的体质，也是日常训练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们不但要刻苦地学习骑术、射箭、角力和掌握各种武器的使用，而且规定每个侍童还要学习和掌握一门工艺技能，以及各种宫廷礼节。在大小书院学习大约四年之后，侍童们还要再经历一次严格的淘汰过程，成绩最突出的人将获准进人上等宫院，在那里他们接受一种更加严格和特殊的训练，以便将来做素丹的个人侍从。那些被淘汰离开宫廷的人，则被安排在王室骑兵部队里，他们享受高薪，因为在训练过程中，这些侍童领到的生活津贴，是随着他们的进步而增加的。那些继续留在宫内学习的侍童，最后根据其资历和工作效率提升到重要的宫职上去，管理和指挥宫廷的日常事务。资历和工作才能，是奥斯曼帝国“古兰制度”的两个主要原则。那些没有被提升的高级侍童，不再在帝国内廷服务，而在宫外服务，主要从事于素丹宫廷以外的帝国事务。由于奥斯曼帝国致力于对外征服扩张，所以它的宫廷以外服务的各部门主要与军事密切相关是不足为奇的。这些部门包括近卫兵团、王室骑兵、炮兵、宫廷卫队、军事总部、军械制造、养鹰、养马，以及制造兵器等工艺部门。那些担任帝国各个部门首长的高级侍从，骑着马随着素丹左右英勇作战。当这些高级侍从离开宫外服务部门时，便会委派他们去担任各省的总督，或各地的县长，并保持着较高的收入。
从宫廷毕业的基督教青少年，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经过长达十几年的精心教育和培养，当他们成入的时候，每个人不但是优秀的穆斯林、素丹忠实的仆人，而且还是已经具备了学者、军入与绅士兼集一身的社会英才，足以胜任奥斯曼帝国素丹王室的内廷官员或是帝国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如苏莱曼大帝的大维齐之一鲁蒂帕夏的经历，可以充分证明“古兰制度”在奥斯曼帝国选用入才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鲁蒂帕夏是在巴耶济德二世统治时期，作为基督教青少年被选进内宫的。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和严格的训练之后，他历经了几个宫院而被提升为素丹的御前侍从。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精通奥斯曼的文字、语言和习俗，熟谙帝国上层社会的规矩和礼节，视宗教信仰和国家服务为第一生命。当1512年塞利姆一世继位素丹时，他离开了帝国的内廷而在宫外的一个高级禁卫部队担任重要宫职。在宫外政府行政部门几度担任最高行政长宫后（包括宫门禁卫长），他又成了安纳托利亚卡斯塔莫努县的县长。凭着他的不凡的才能和辉煌的政绩，数年后他又成为了安纳托利亚省的总督，上升到了地位显赫的大臣地位。1539年，因他管理有方和作战勇敢，备受素丹苏莱曼大帝的器重，从而成为了帝国的大维齐，达到了帝国权力的顶峰。
奥斯曼帝国的“古兰”这种选才制度，它所具有的合理性是非常清楚的。被帝国政府征募来的大部分基督教青少年，来自于帝国偏远的贫困家庭，然后他们接受了一种全新的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他们把自己得到的权力和财富完全归功于帝国政府的素丹，于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中，便忠心耿耿地报效帝国和素丹。这一制度与同时期欧洲那种从王室和贵族当中选拔人员担任政府高官要职的机制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此，博得了当时一些欧洲有识之士的一致好评。例如，在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匈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驻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就曾经这样写道：“在奥斯曼人当中，对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丝毫不是看他的出身，或是对某个人的尊重程度，而完全是按照他在公务当中所担任的职务来衡定的。素丹在对某人作出提拔任命时，也并不注意他的财富和等级这一类假象，他完全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考虑取舍的。人们在政府部门中得到升迁，靠的是功绩，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这种制度保证了各种政府重要的职务，只委派给那些能力相称的人。在奥斯曼帝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祖宗家系，还有个人的前程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至于是成是毁，那就全看他自己努力的情况了。”
除了近卫兵团和王室骑兵以外，地方骑兵也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奥斯曼帝国这个庞大战争机器对外征服扩张的强大支柱。地方骑兵称之为“西帕希”，它来自帝国各地的封建领主，完全依赖于采邑制度。根据奥斯曼的有关法令规定，一切领有采邑的封建领主必须每年向素丹提供一定数额的兵源，组成地方骑兵部队。
经历了包括苏莱曼大帝在内的最初十位素丹的统治，奥斯曼人精心创造出了一套高效的政府管理机构，它既可以让奥斯曼人兼并新征服的领土，又能把新征服的领土相当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它既可以有效地管理社会治安、税收，又能维持一支晓勇善战、特别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对于新征服来的领土，奥斯曼帝国起初一般采取这样的兼并办法：仍由当地的统治者掌权，不管这位统治者是穆斯林也好，还是基督教徒也罢，都处于一种藩属的地位，每年必须向素丹缴纳一定数额的贡金，并提供由帝国政府规定数额的兵员。有些日后被帝国政府授之为“特许区”的边远地区，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等多瑙河邦国，一直保持着这种藩属地位。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军力不断加强，此后奥斯曼帝国往往是将已经被征服的领土直接并人自己的版图，并通过军事采邑制度来确立奥斯曼人的统治。奥斯曼帝国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都与采邑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素丹一般把新征服来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授予当地的封建领主，由他们为帝国提供一定数额的封建骑兵，这既有效地加强了对那些封建领主的统治，又解决了国家维持一支庞大军队而无须支付巨额现金的问题。
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有关法令规定，帝国的全部土地的终极所有权都属于素丹。他可以把大片的田产划归己有，由手下的官员来管理，每年向他缴赋纳税。他也可以把一部分田产赐予私人和宗教慈善基金管理机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不断对外进行扩张的历史时期，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则给予了封建领主，他们也就成为了采邑承受人。这些采邑承受人既要履行地方的行政职能，又要履行帝国军事的有关职能。
奥斯曼帝国的采邑封地一般被分为三部分：采邑年收人在2万阿克切（奥斯曼帝国早期的货币名称）以下的属于“蒂玛”，采邑年收人在2万以上，10万以下阿克切的叫做“扎美”，采邑年收入超过10万阿克切的称为“哈斯”。“哈斯”一般都被授予素丹的宠臣，甚至授予后宫受宠的妇女。这种不良的倾向也是导致日后奥斯曼帝国采邑制度腐败和帝国濒于最后衰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采邑的岁人都由承受人征收，这实际上也就是他的薪棒。农民缴纳的农产品什一税，是他最主要的收人来除此之外，采邑承受人还享有其他的一些政治权益，如参与地方政务和军事的管理；监督司法公正等。他所应尽的义务是：和平时期要进行军事训练，战时要根据采邑的规模和价值，向素丹提供一定数额的戎装骑兵和轴重。采邑这种办法，以前突厥塞尔柱人和拜占廷帝国也都使用过，到奥斯曼人手里也多系承袭沿用，并未作重大改革。随着奥斯曼帝国采邑制度的确立，以及那些被征服的当地封建领主和军事头领，甚至安纳托利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的部落首领，都被素丹授予采邑之后，他们就逐渐地融汇进了奥斯曼帝国的整个社会。
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年代，有好多采邑承受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是被奥斯曼人所征服的巴尔干地区的军事贵族成员，当他们被帝国素丹授予采邑之后，他们就与奥斯曼人从此同命运共患难，随着奥斯曼帝国社会体制的发展变化，原有的许多基督教徒采邑承受人或是皈依了伊斯兰教，或下降变为一般的平民。
为了计算财政税收和分封采邑，素丹每年都要对每个省细加调查，这种调查叫做“塔里尔”，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调查时，素丹派出的官员将村落人口、土地、庄稼、牲畜-一一登记人册。尽管现在所保存在土耳其共和国博物馆的登记册，最早的日期是1431年，但根据有关历史资料的记载，这种调查登记册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在当时巴耶济德一世使用这种调查登记册时，许多保守分子就加以坚决的反对，从而不自觉地重复了盎格鲁萨克逊年代史编者对《末日裁判书》的评语：“要是把每头公牛和每头母牛登记人册的经过情况都讲出来，实在有失体面。”这些调查登记册，在当时是帝国政府对采邑承受人实施控制的有效工具，可以从中了解采邑变化的情况，如采邑承受人的死亡及其采邑的重新分配等。这样素丹可以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帝国的军队达到满员，什么时候采邑还有空额。在今天，这些调查登记册，是了解奥斯曼帝国社会发展现状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在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据有关史料记载，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各采邑封建领主向素丹提供的地方骑兵数额为8万人，亚洲部分的各采邑封建领主提供的地方骑兵数额为5万人。各采邑封建领主军队的指挥官称为“贝伊”，“贝伊”之上是“贝勒贝伊”，即总司令。奥斯曼人称其领土的亚洲部分为“安纳托利亚”，欧洲部分为“罗姆尼亚”，两部分的地方骑兵各设一名总司令。两部分地方骑兵的军旗上分别以两支马尾巴和三支马尾巴为标志，加以区别。
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执掌大权的多是素丹的直系亲属和宠信的近臣。如奥尔汗统治时期，他的长子就是帝国驻守欧洲地方骑兵部队的第一任“贝勒贝伊”。“贝勒贝伊”除了指挥地方骑兵之外，还兼有总督的职能，在其管辖区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贝勒贝伊”可以不用请示素丹，而直接把占领的土地作为采邑赏赐给那些作战英勇，屡建奇功的人，也可以采取极其严厉的手段，直接惩罚那些临阵怯敌者。居子“贝勒贝伊”之下的，是拥有“帕夏”和“贝伊”头衔的文武官员，他们中的等级，完全由他们旗标下面所挂马尾巴的多寡来表示。奥斯曼帝国的地方骑兵，由于长年累月不断地从事征战，而且他们又总是子承父业，沿袭不断，因此个个武技娴熟，英勇善战。同时，他们越是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采邑。所以，直到16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地方骑兵的战斗力，仍然堪与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的封建骑兵相匹敌。
除了地方骑兵之外，“阿金日”和“阿扎布”也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一支0勇善战，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阿金日”是奥斯曼帝国非正规、无军响，并且作战时要自己带一匹战马、一个护胸和一顶帐篷的志愿骑兵。他们一般是为了荣立战功，攫取战利品而志应召服投的。“阿扎布”是奥斯曼帝国非正规、无军晌，自备相应武器的志愿步兵，他们与“阿金日”类似，也是为了荣立战功，攫取战利品而志愿应召服役的。在奥斯曼帝国每次的对外征服战斗中，“阿金日”和“阿扎布”总是被派遣到第一线打头阵，因面有时伤亡比较惨重。
此外，奥斯曼帝国还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由于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再加上海岸线又特别的长，因此，从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发展海军就成了奥斯曼帝国发展军事中的重点。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海军逐渐成为了帝国各军种各兵种中的一支特别具有战斗力的队伍。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的许多港口，奥斯曼帝国政府用重金聘请的威尼斯造船专家和帝国的造船工人们在一起，经常在火炬的照耀下，加班观点，拼命地建造船只，以确保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有足够的船只可以随时下海投人战斗。因此，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战舰始终保持在三四百艘左右，装备精良，武器先进，并配备有来自欧洲各地经验丰富的航海人员和训练有素的水手，其实力均能同当时的海上强国西班牙、法兰西和威尼斯的海军舰队相匹敌。在和平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将领，其中包括许多希腊或意大利的叛教者，自作主张出海肮行，经常干一些袭击欧洲基督教国家商业船只的海盗勾当，其情况同奥斯曼帝国早年加齐们在陆地上侵扰拜占廷帝国的边境一样。到了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已经发展成了一支驰骋于红海、黑海、地中海等领域的海上劲旅，其威力震慑于整个欧洲和亚洲。
到了15世纪后半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式火器的出现，用兵打仗的特点此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骑兵的作用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要组织和训练掌握新式火器的步兵和炮兵，奥斯曼帝国就不能够再依靠采邑制度了，因为组建新式军队，得由帝国中央政府来领导实施，这就需要用大量的现金购买和制造新式武器装备军队，用采邑提供兵员的传统办法已经解决不了此类重大问题了。于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有关社会体制，就开始激烈地反映出这种变化。例如，有些早期采取岁人形式的采邑封地，后来就逐渐地转化成为了缴纳税金的农庄，成了为奥斯曼帝国提供现金税收的行政单元。匈牙利和叙利亚刚并人奥斯曼的同时，采用的就是岁人制，到了1670年，两地相继改用纳税制。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基本上一直采用以纳税农庄为基础的赋税制度，每年向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输送大量的资金，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守备部队的日常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