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石斧为男性的象征，而“X”据赵国华考证是初民用以表示“五”的符号，初民以“五”为极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鹳鱼石斧图》中，鹳衔鱼是象征男女性结合，石斧是男性的象征，石斧柄上画有一个“X“（五），是远古先民表达男女交媾能多多生男子的愿望，类似的”X”字形符号还有许多，比如中的陶瓶。
（三）两性交媾的隐喻
在双性崇拜符号中，其实就已经表达了男女性关系的意味，但是还不明确，往往会因时间久远，被后人误解而远离其原始含义。而有一些神话和出土纹样，却明确向人们昭示着两性交媾的意味。这些神话和图案主要有：吞卵、履大人迹、射柳、旋纹和蛇身交尾。
关于“吞卵”的神话故事，多处见于古代文献。比如，中国古代有一个着名的神话故事，说的是商人的女性祖先简狄，她吞鸟卵而生契。据《史记·殷本纪》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一记载中的许多内容显然有晚出的成分，比如“帝喾次妃”，这完全是男权社会的概念。但其原初形态还是清晰可见的，就是讲述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吞卵而生，似乎还是民不知其父的时代，但是显然该神话产生时期，远古先民已经认识到生育后代不是女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事了。
与此类似的神话还有秦人的女性祖先女修，也是因吞鸟卵而生子大业。据《史记·秦本纪》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这写于西汉时期男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的史学着作，自然充满了男权社会的话语。既然已知是颛顼帝的后代，那还有吞卵生子的必要吗？所以说，女修吞卵生子是神话，而她的身世则是后代史学家的编撰了。结合前文提及的“卵”所具有的男性生殖崇拜的意味来看，“吞卵”就是包含着两性交媾的隐喻。
关于“履大人迹”感而有孕的神话，在古代文献中也常见到。据《史记·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姆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前文说到“足”或“脚”都是男根的象征，那么履大人迹，也就是踩某男人的脚印，也是男女性关系的隐喻。这段明显留有后人编造内容的神话，依然保留着原初的内容，就是贱巨人迹而有身孕。这样的神话虽然表明远古先民还处于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但是男性的生育功能显然已经被认识到了。这个巨人当然是姜嫄所爱慕的英雄，所以“心忻然说”地“践迹”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爱情故事，是对两性关系含蓄的表达。
不过，将这段神话与秦先祖女修吞燕卵的神话比较就会发现，这两段神话都是周代后人所记，他们将殷人说成是帝喾次妃之后，将自己说成是帝喾元妃之后，元妃之后自然是嫡系，这显然是宗法制的观念，是在为周取代殷进行辩护。而吞卵生子，与践大人迹生子，也有着身份和地位的差别。因为这段文字记载于男权社会，虽然留下了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历史痕迹，但是却通过吞卵和践足迹暗示着男性的价值与父亲的存在。殷人的父亲是只燕，而周人的父亲则是巨人。这种贬低前朝，提髙当朝，从而为现政权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做史方法，被中国古代史学所继承，形成中国史学领域一个很坏的传统。也正是这种利用神话为自己王朝辩护的做法，导引了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先河。
在唐代司马贞编写的《三皇本纪》中履大人迹的神话就追溯得更久远了。据《三皇本纪》载：
太皞庖牺氏，的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这段文字是研究伏羲文化的学者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并没有人想到“履大人迹”的隐喻是什么。这与践“巨人迹”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过去人们将其当作历史来研究，居然寻找湿地以确认华胥国之所在，却不懂这是神话。这也正是司马迁当年不写三皇本国的原因，他知道神话不是历史。按照古代神话理解这段文字，以生殖崇拜的观念看待这段文字，其内在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
同样是传说伏羲身世的神话故事，但是《路史·后纪一》注引《宝椟记》中却有不同的记载：
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地而孕，十二年成庖羲。所谓“感地而孕”，当是“履大人迹”的另一种说法。有感而孕，依然具有两性交媾而怀孕的意思。虽然伏羲的父亲依然不知是谁，但是人的生育和繁衍是两性交媾的结果，这已经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前文说到，箭镞也具有象征男根的意义，这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殖崇拜现象。中国上古时候，在天子祭祀高楳和祈求子息的仪式上，天子必须亲往，后妃率九嫔跟随，在高楳之前授象征男根的弓矢。远古人类以箭象征男根，以柳叶象征女阴，以箭射柳的仪式隐喻男女交媾。以此为基础，还发展出了隆重的“射礼”，再到后来，这种生殖崇拜的意味完全消失，射礼演变为“投壶”的游戏。
直接表现两性结合的形象就是双性同体雕塑的出现。1964年，青海乐都县柳湾六坪台遗址出土一件男女双性同体彩陶壶。器表有浮雕式裸体人像，人胸前一对男性乳头，两边又各有一个丰满的女姓乳房；生殖器呈圆形，有男性性器特征，又有两个小孔，具有女性性器特征。
也许嫌这种双性同体的形象太过于直露，所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两性关系的表达越来越含蓄。不再直接使用性器官表达性关系，而是利用动物的肢体和交媾动作，来暗示两性关系，这也许就是“蛇身交尾”图出现的原因。据张光直先生的论点，早在殷商时期，女娲、伏义的原始形象就已出现在装饰图案中。他说：
商代安阳西北冈殷王大墓出土木雕中有一个交蛇的图案，似乎是东周起墓交蛇雕像与汉武梁祠伏羲女娲交尾像的前身。到了东汉时期，在墓葬的砖画上，开始出现大量的女娲与伏羲的交尾图案，而且两者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这是生殖器官崇拜物的人格化发展，而交尾则是两性交媾的明确表达。这种形象虽然大量出自东汉，但是这形象的形成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一定比东汉早得多。汉代的文化源头在楚汉，那里自古巫祝文化盛行。汉朝建立以后，一改秦朝的理性主义精神，浪漫主义风格盛行一时。这种气氛是极其利于神话的传播和发展的。这也就是汉以后女娲、伏羲神话开始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的原因。东汉贵族的生活非常奢靡，他们有厚葬之风。装饰华丽的墓穴，绘制各种反映贵族现实生活和精神理想的画像。伏羲、女娲交尾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量出现的。所以，不能说伏羲、女娲交尾形象是东汉的文化现象，它应该是中国古代神话长期发展的结果，只是到了东汉被人们以墓道画像砖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屈原发出“女娲有体，熟制匠之”的疑问，没有提及伏羲，所以既无法得知当时的女娲是什么形象，也不知道伏羲和女娲这两大神话是否于此时融合在一起了。只能知道最迟到战国时代就已有了将女娲像画在庙祠之中的现象。不过东汉时期的王延寿在观西汉鲁恭王时期（公元前154年～127年）的建筑灵光殿而作的《鲁灵光殿赋》中就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明确记载。可见，将人首蛇身的女娲、伏羲像画于庙祠之中，是有着悠久传统的。
由于考古工作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到的较早的女娲画像，是湖南长沙发掘的公元前2世纪的马王堆帛画，上面的女神蛇身着蓝袍，蛇尾在其四周环绕，帛画上部当中绘着立有金乌的日轮，在其下部则绘着立有蟾蜍的月牙。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位天神就是女娲。
比这幅帛画时代稍晚些的还有各地出土的大量画像砖、画像石、壁画、帛画等等，其中人首蛇身交尾画像是一个颇为普遍的题材。有些画像旁刻有榜题，如武梁祠石室画像第一石，原图左柱有隶书“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的画像砖上有表现人首蛇身交尾的图纹，应是伏羲女娲的画像无疑。
杨利慧女士在《女娲溯源》一书列举了女娲、伏羲交尾像的明细表，包括画像石、画像砖、石刻或壁画总共78件，非常翔实详尽气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形制相近而特色各异的交尾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而且延续时间长久，这说明原始双性生殖崇拜的形象化，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
二、氏族联盟与两盒婚制
神话不是凭空产生的，虽然它不是信史，但由于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必然折射出其产生的年代的历史风貌，所以神话自有其历史价值。神话不是个人的创造，这就如同神话人物不是个体人物一样。神话是群体的产物，离开了群体，神话便无由产生。一个特定的神话是特定的社会组织的产物，它流行于这个组织之中，随这个社会组织的兴盛而兴盛，一旦这个组织崩溃了，其神话也就随之消亡。因此，我们既可以通过特定的神话，寻找历史的影子，也可以通过历史，确认神话出现的依据。中国古代神话主要是氏族的神话。中国古代氏族不仅是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日益成为神话的中心和宗教发展的源泉，氏族是神话发展的核心和宗教仪式的发祥地。因此，氏族社会的神话是关于氏族群体的神话，而不是个人的神话。神话是氏族内部的凝聚力量，为氏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着精神支持。中国古代神话主要产生于远古氏族时期，氏族社会的形式和结构就为神话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所谓“两合婚制”是指一种氏族联盟的形式，就是成对的氏族联合在一起，彼此为对方提供着婚姻的配偶，两个氏族完全是通过婚姻关系结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这种特有的“两合制氏族婚”就是兄妹成婚神话的现实基础。根据有关材料的考证，中国远古时期有着悠久的两合婚制的历史，而女娲和伏羲也许就是中国远古氏族社会时期第一代“两合婚制”的氏族联盟。
（一）氏族的两合婚
氏族发展与其婚姻制度密切相关。婚姻制度经历了从杂婚到群婚，从群婚到对偶婚，再从对偶婚到个体家庭这样三个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也经历了从氏族到部落，从部落到部落联盟，最后到国家这一过程。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结合神话的发展，我们在此主要谈氏族到部落，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与之相适应，主要谈杂婚到群婚的转化过程。
所谓杂婚是没有任何伦理限制，只要是两性之间都可以有性关系的混乱时期，此时是没有进入文明朝代的野蛮时期，也是氏族没有完全形成的时期，人类还没有认识到两性关系与生育之间的直接联系。一旦人们认识到性关系与生育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人类便开始由杂婚进入到群婚时期，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的进步。群婚与杂婚的一个重要区别或重大进步表现为，它是原始人类的第一个婚姻形式，被人类学称之为“血族婚”，也称“族内婚”，即在氏族内排斥不同辈分之间的性关系，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关系。所以，伦理的最初含义就是辈分的确立。通过血族婚，形成氏族，而氏族的建立进一步使血族婚得以巩固。可以说，从杂婚到群婚是人类进入文明门槛的第一步，所以它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
当远古先民认识到早先曾流行于氏族内部的通婚习俗，会由于血亲造成种族退化，使人类蒙受灾难，族外婚制便逐渐形成，从而在氏族内部制定了内婚禁忌。正如摩尔根所说：
由于氏族内部禁止互婚，其成员才得免于血亲通婚的弊害，从而促进种族活力的增长。氏族的出现基于三个主要的概念，即：亲属的团结；完全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以及氏族内部之禁止通婚。
这种禁忌给氏族的发展带来活力。这就使早期人类从杂婚发展到群婚。群婚制度本身也划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血族婚，当人们认识到两性关系决定人类的繁衍和血族婚的害处之后，人类的婚姻制度便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排除本氏族内部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两性关系，即氏族内部不能通婚，本氏族的兄弟或姐妹必须在相互通婚的对方氏族中寻找配偶。同样，对方氏族中的兄弟或姐妹则在本氏族中寻找配偶。丈夫是对方氏族的兄弟群，妻子是对方氏族的姐妹群。这样，父亲是集体父辈，母亲是集体母辈，所谓共夫共妻制，就是指这种形式的群婚制。
这种共夫共妻的“亚血族婚”，使父亲无法知道自己的子女，子女更无从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只有母亲可以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子女，子女只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所以世系（即代代相承的血缘关系）只能从母亲来确认，这就是古代文献所谓：“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或“感天而孕”、“履大人迹感而孕”的时代。这样一来，氏族间通过互通婚姻而形成了部落。
群婚制的第三个阶段，是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对偶婚。亚血族婚的配偶范围逐渐缩小，异性同辈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对偶同居，也就是配偶相对稳定为某一对象，便成为对偶婚。对偶婚的男女分别在自己母系氏族内生洁，成年男子到异姓女子的氏族过着“暮合朝离”的同居生活，两性的结合并不固定，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虽然存在，但为确认父亲身份提供了现实可能。世系仍按母系计算，女子在家族和社会中仍然享有崇高的地位。但男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甚至开始出现以父系计算世系的氏族。“两合婚姻联盟”是族外婚的一大特点，也就是氏族间婚姻造成氏族成双配对出现。这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比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就记载了这种社会现象：
当氏族观念日益发达时，很自然地就会出现成双配对的氏族。因为男性的子女既摈斥于本民族之外，而对于下一代的子女又同样地需要加以组织。只有同时出现两个氏族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个氏族的男子和女子才能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和男子通婚；而子女们则各随其母亲而分属于这两个氏族。氏族既以团结亲属为其原则，所以它对于每一个成员所尽的保护之责，是现有的任何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
正是这种族外婚的习俗和制度，使氏族在一定的区域内成对地出现，一个区域内，不可能仅为一个氏族所统治，否则这个氏族不可能健康发展。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某一区域只有某个氏族或者氏族集团单独活动，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说云南纳西族的祖先进入泸沽湖时就是成双成对迁来的。严汝娴、宋兆麟在《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一书中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