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渠渠”典出《诗经·秦风·权舆》：“於我乎夏屋渠渠。”“渠渠”是“高达、深广”的意思。“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书院，十三年（公元725年）改称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唐贞元中，李渤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号为庐山国学。宋改为白鹿洞书院，为藏书讲学之所。宋代的书院中影响较大的有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岳麓书院，号称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这些书院的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一般是选择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不少有名的学者讲学其间，元代路、州、府各级皆设书院，明清时期书院更加盛行，一般的县和城邑都办书院。
宁夏地区设书院始于明代。从现存的文献资料考察，明庆王朱栴编修的《宁夏志》一书首次记载了宁夏办学的情况。该志中有“宁夏等卫儒学，洪武间立，为宁夏中屯等卫儒学。辛巳年（公元1401年）革。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复立，为宁夏等卫儒学，设教授一员，教训官兵子弟”。在清《乾隆宁夏府志》中对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的书院作了详细记载。
在明代，宁夏地区创办比较早的书院为“养正书院”，嘉靖时期曾任宁夏巡抚的吴铠创立，宁夏巡抚王崇古移于奎星楼西，更名为“揆文书院”，提学佥事殷武卿作《揆文书院记》详细介绍了从“养正书院”到“揆文书院”的全过程和办学宗旨。万历年间宁夏巡抚罗凤翱、黄嘉善相继增修。大学士彭时写了《重修儒学碑记》、宁夏巡抚张蓥写了《儒学乡会题名记》详细记载了增修情况。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户部郎中蔡国熙创办了“朔方书院”，参政王道行作《朔方书院记》记其事。该记指出：“宁夏卫，古之朔方也，其后卫在花马池，一墙之外即为殊域。”“建学自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始，则巡抚王公凤泉之奏也。”“岁癸亥（公元1563年），广平蔡君国熙奉命督饷至，使事之暇，进诸生迪以圣贤之乐，咸惕然有省，愿请卒业。君视学宫制未备，又难数往，则相城中隙地为书院：中作堂三楹，曰‘体仁堂’，两翼为号房十二楹。前为仪门，又前为大门。堂之后，为厅三楹，左右厢各三楹，后为堂一楹，以祀夫子，而有宋横渠先生配焉，曰‘是其乡先生也’。又最后起土为台，高若干尺。登台远眺，则内夏外夷若指诸掌。诸生以君之别号请名曰‘春台’，志不忘也。盖仁者与物同体，熙熙然如登‘春台’，其乐可知已，是亦有微训焉。台之右为射圃，若干武命诸生，辍讲则习礼其中，正以示不忘御侮之意。即成而坊于大门之外，曰‘朔方书院’云”。蔡国熙作《体仁堂记》介绍了创办书院的经过，同时也介绍了宁夏后卫这座位于戍边前沿的荒漠中的一小邑，即《诗经·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狁于襄”中之南仲“城彼朔方”即兹地也。借解说“体仁”这个典故的来由说明了办书院的宗旨：“惜边地士子讲习多疏，因建‘朔方书院’。作讲堂，扁（匾）曰‘体仁堂’。”
在清初，宁夏府还办过“岩绿书院”，但缺少文献记载。清代在宁夏地区的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且影响最大的书院是“银川书院”。在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始任宁夏知府的浙江上虞人赵本植于上任的当年创办了这座书院。知府赵本植的家庭塾师浙江钱塘人汪绎辰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纂成的《银川小志》详细记载了银川书院的创办始末。在《银川小志》中有如下记载：“康熙年间仿前明揆文遗意，创立书院，不久旋废。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四月，宁夏太守赵公本植，浙之上虞人，抵任后，政修事举，念文士囿于陋俗，不知讲学，欲创立书院，条其议上之大宪。报中，爰鬻城西张氏屋，增修为‘银川书院’。讲堂肆舍、会课之馆。燕息之室咸备。继思无以供脩脯，给膏火，何能持久？开垦新渠、宝丰二裁县废地139顷，岁入租粮1599石，永为书院廪。”《乾隆宁夏府志》中记载：“国初以来，宁夏未有书院。本植捐买民房一所，创立‘银川书院’，因平罗新户河滨余地，农人试垦有成者，请于上宪，量收其租，以供诸生膏火暨掌教脩脯之资。至今相延不废。”从以上记载不难发现，银川书院的创立与办学经费的筹措途径都是上奏乾隆皇帝批准的。“银川书院”在创建之始就考虑到办学经费的问题。这是在偏远地区办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即便办起来也很难维持下去。银川书院把解决办学经费与发展地方经济相结合，保证了经费的可靠来源。这样就使办学有了经费保障。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宁夏知府顾光旭增扩重建。重建竣工后，乾隆丙辰科进士，夏县（今银川市）人，翰林路谈写了《银川书院碑记》详细记载了重建后的银川书院的规模：“旧基之深百七十尺，广仅九十尺。今广其东偏地益之，深如旧，广倍之而有加焉。购之民，酬其值百十有余金。于是书院方广之数七百一十尺。投土筑之，增其旧址且三尺，去湫隘，登爽垲也；缭以垣，高仞有三尺，崇体势也；归其南之中为重门。门各有屏，蔽内外，远嚣杂也。为堂二，题其外曰‘大雅’，内曰‘岩绿书堂’。中布函丈之席可数十。外者施阖扇，内有牗，凉燠之宜惟所适，可无撤讲也。东西之序各三楹，内如外，诸生所伫立也。阁于其东之南者，曰‘文明，’祠文星，从士请也。下有斋三楹，监院者憩息之所也。东之北别为一区，上为楼，曰‘探源星宿’，所以贮图书，恣远眺，右山而左河，旷如也。下以居主院事者。东西屋可以栖仆隶，庋什物。西有斋，比乎内堂，宾客之所晋接也。肄业之舍，东二区，西五区。区各五楹，户牗必南向，足以披心颜，宜诵读也。外堂东西各一门，达乎东西舍。内堂东西各二门，东皆达乎楼，西之南者达西舍。其北者出为间宇。其余庖溷之次，阍隶之藏，各置以隙，无不备也。其材之数增其旧十七八。郊之南有分囿，废且圮，并撤以益之。凡用工若干人，钱若干缗，总为百余间，经始于七月下旬，落成于十月初吉。门之额仍曰‘银川书院’。不欲以踵事掩前美也。”竣工以后宁夏知府顾光旭写了《银川书院诗》三首：
天临秋塞河声落，绕城虚堂树色侵。
为对银川思锡麓，欲从西夏续东林。
可无大雅扶伦手，共此名山敬业心。
作者何人今未晚，吾侪当为惜分阴。
（大雅堂）
岩疆地辟开文苑，今日堂成踵旧名。
秦地著书周柱史，汉家说礼鲁诸生。
隔帘小草自春色，当径疏槐时鸟声。
师友百年风义在，半庭幽绿眼犹明。
（岩绿书堂，旧有岩绿书院，今废）
治水定知由积石，修文先与访遗经。
缥缃满架耽幽讨，风雨登楼念典型。
洗砚远分星海渌，检书长对贺兰青。
源头识得从天落，好为陶熔到性灵。
（探源星宿之楼）
这一组诗分别介绍了银川书院的主要建筑“大雅堂”、“岩绿书堂”、“探源星宿之楼”（藏书楼）。第一首诗先写银川书院的大环境，书院是在深秋竣工的，在塞外的深秋奔腾的黄河已没有了夏季的波涛声。银川城（宁夏府城）和银川书院都被树木的颜色所笼罩。顾光旭指出为了报答朝廷对在银所受的恩赐和俸禄，打算在“西夏”之地延续东林书院的教育事业。“西夏”是明清时期在诗文中常见的宁夏的代称。明清时期的宁夏府和治所所在地同名。“东林”指东林书院。“东林书院”的院址在江苏省无锡市。北宋杨时（号龟山）讲学于此。后即以此地为书院。元代废为僧舍。明万历间顾宪成重修，并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以清议为武器抨击阉党。被称为“东林党”。及兴党狱，诏毁书院，东林居其首。崇祯年间又稍修复。此诗中以“东林”代书院。第三联以“大雅”之名道出银川书院的办学宗旨，提倡的办学精神是敬业。尾联写对学子的殷切希望：珍惜光阴，努力进取。
第二首诗借“岩绿书堂”之名，写在宁夏府办学的传统。在《银川小志》中指出，“康熙年间仿前明揆文书院遗意，创立书院，不久旋废”，但未言明所创立的书院的名称。顾光旭在题下小注中指出“旧有岩绿书院，今废”。小注虽简短，却与《银川小志》的记载相吻合，岩绿书院即康熙时所创立之书院。之所以把讲学之所称为“岩绿书堂”，“堂成蹱旧名”是表示办银川书院是继承历史传统，是前人办书院的继续。第二联借秦地的传统是重视周代的历史，汉族说“礼”离不开孔门弟子这个人人尽知的道理，说明书院以儒家的经典为教学内容。第三联写银川书院优美的环境。尾联表达了作者的愿望，让良好的学风永传。
第三首诗以治理黄河水患首先要知道黄河的源头作比喻说明，探讨学问首先要读前人的著作，从经典中找源头，那些青白色封面和淡黄色封面的书籍都是负载着丰富的知识的典籍，汲取知识的人应该是风雨无阻，珍惜光阴地苦读。第三联用两个对比的喻辞说明当你用墨写字时要记住磨墨的水来自星宿海，阅读书籍时要明白知识的高峰远比贺兰山高。诗后的小注点明：藏书楼取名“探源星宿之楼”是以黄河之源星宿海作比喻，知识也有源头，需要人们去探讨。元朝人潘昂霄在《河源记》中指出：“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眼，或潦水沮洳，涣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弱不胜人迹，近观弗克。傍立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脑儿，译言星宿海也。”“探源星宿”的寓意在于对待学问也像探索黄河之源，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寻找河源一样，拨开迷雾，抛开枝节找到真正的源头。找到了知识的源头，并深刻领会了，就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从这三首诗中可以看出银川书院的教学方式是讲学，学习方法是研究探索，说它是宁夏古代的高等学校，似不为过分。诗中还指出“欲从西夏续东林”，东林书院是中国古代较有名的高等学府，也暗示银川书院是高等学府。因此“银川书院”在宁夏教育史上占何等地位，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顾光旭的三首诗通过对银川书院的几处重要建筑物的描写，展示了重修的银川书院的规模与学风。正如平罗人，廪贡王瀚的《屋渠渠行，银川书院落成赋》的开头以“屋渠渠，好读书”赞扬其宽敞明亮，足见当时的学人对重修的银川书院规模的评价之高。
“银川书院”不仅反映了乾隆中期以后宁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水平，而且是把“银川”作为地理实体名称的开端。这与“银川”二字出现在明清诗文中的作用有质的区别。“银川书院”的出现是“银川”首次用于称呼“宁夏府城”。清康熙戊戌（公元1718年）科进士，宁夏籍人解震泰在《游贺兰山自后沟至顶，寻元昊台及李将军思源亭故址，慨然有作》一诗有：
古木踞虬龙，连山似本浪。
黄河一带宽，城郭渺如舫。
银川亦寥廓，微茫但一望。
凭眺夏王台，慷慨复惆怅。
根据现有资料考察，这首诗是使用“银川”一词作为宁夏府城之名代称较早的诗作之一。在明朝和清乾隆以前的诗文中曾用“西夏”、“夏城”、“夏州”、“银夏”、“银城”、“银州”、“银川”等称谓指代“宁夏府城”，仅仅是文人笔下的所谓“雅称”而已，并非是实指地名。“银川书院”是历史上首次把“银川”作为地理实体名称使用。在“银川书院”创立不久，由创办人赵本植的家塾先生汪绎辰编纂的《银川小志》中记载的“欲创立书院，条其议上之大宪。报中。”这区区十八个字明确地告诉后世人，“银川书院”是上报朝廷批准而创立的，并说明“银川”一名是经皇帝认可的。在《乾隆宁夏府志》中收录《银川书院碑记》一篇、有关银川书院的赋1篇、诗13首。在这些诗文中“银川”作为地名而多处出现，这个地名也就被反复强化。
“银川书院”的影响日益远播。把办书院作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的一个方面也影响了宁夏地区的各州县。在宁夏地区先后开办的书院有灵州的“钟灵书院”，平罗县的“平罗书院”，中卫的“应理书院”等。
银川书院在创立之始就影响着宁夏地区的教育事业，在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宁夏知府李藻于府城文庙重建“银川书院”，此时距银川书院创立已历时118年，这也证明了“银川书院”的影响之大。从“银川书院”正式创办到“银川”这个词在1947年作为宁夏首府的正式名称，历时186年。因此，“银川书院”的创立是银川市得名的开始；《银川小志》是记载“银川”这一名称的第一部地方志。这部著作是扩大影响并强化“银川”这一城市名称的社会知名度的一部著作。
1945年1月9日宁夏省市镇筹备处公布《银川市筹备处组织规程》，宣布改宁夏省城为银川市。1947年4月18日银川市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