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38)
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这遗嘱的事，但是在我是否确已去世这点上却无证明，因此不能成为合法继承人；再说，这件事天南地北的，也就不想去管这事了。不过，他曾将我的遗嘱送有关部门登记注册，而且也提出过产权要求，只要他当时能说清我到底是死是活，那么他早就接管了我的制糖工场，早就叫他儿子去那儿做事了。
“但是，”这位老朋友说，“我还有一件也许你不愿接受的事要告诉你。由于你的合伙人和大家一样以为你不在人世了，所以曾提出把你名下六七年的收益算给我，我接受了。不过在那段时间要扩大生产，购买奴隶，开支很大，所以整个数目并不多。但是，我收到了多少钱，又是怎样处理的，我将如实告诉你。”
同这位年高德勋的朋友又谈了几天，他给了我一张清单，列出了我那种植园前六年的收益。这些收益都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从这份清单上可以看出，每年的收益都有较大的增长，但确实每年的收益都不很大。从清单上得知，这位老先生欠我四百七十个金莫艾多，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十五大卷烟叶在一次海难事故中损失了，那次海难发生在他驶回里斯本的途中，大约在我离开巴西的第十一年。
这诚实的人于是谈起了他一连串倒霉的事，说到他迫于生计才动了我的款子，在一艘新船上入了股。“不管怎样，老朋友，等我的儿子回来，我一定要把钱还你，你现在也很穷。”他说。
说着，他拿出一支旧钱袋，付给我一百六十个莫艾多，又拿出一张字据，证明在他儿子驶往巴西的那艘船上，他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他把这交给我，作为其余欠款的担保。
他自己处境不佳，却这么善良正直，这使我极为感动，哪能接受这种做法，我想起他为我做的一切，想想他把我从海上救起，尤其想到他现在对我还这么真诚友善，我简直感动得要流泪。于是我问他，眼下他是不是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这样会不会弄得他很拮据。他说那没关系，这钱是你的，一定要还。你现在比我更需要钱。
这位好心人说的话全都来自真心实意，我听着听着，差一点流下眼泪来。最后，我收下了他的一百个莫艾多，同时向他要了笔和纸，写了一张收据给他；把余下那些金币还给他，说如果我要回了种植园，这一百个莫艾多也要还给他。这一点后来我确实做到了。至于他的那张占四分之一份额的字据，我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下，就算我今后要这笔钱，他的诚实就足以保证他会把钱还给我；而且如果我收回了我的产业，我便永远不会要他一个铜子了。
这事结束以后，老先生问我要不要他帮我想想办法去收复那种植园。我说我想自己去把这件事办好。他说，如果我愿意亲自去，那就不妨试一试；如果我不想去，反正有的是办法，足以保证我收回产权，并且立即把我投资的收益拨回我名下，归我使用。他说，目前在里斯本的河道里，有些船正驶往巴西，他让我去官方把我的名字登记好，他还给我写了一份书面证明，他保证我不仅还活着，而且就是当初取得土地，建立那个种植园的业主。
这份书面证明按正常手续经公证处公证，又附上一份委托书之后，他又为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把这文件和信一起寄给他在巴西的一位商人朋友，同时要我住在他家里，等待回音。
这次回收财产的事进行得十分顺利，有关各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得体。因为两个月不到，我一下子就收到了一批信函，寄件人是两位商人的儿子，当初我就是受他们的父亲之托而出海的，我也委托他们做我的代理人。这批函件包括下列重要内容。
第一，有关我那种植园的一本帐目。这本帐从他们父亲同葡萄牙老船长结帐那年算起，一共有六笔帐，我总计应该获得一千一百七十四个莫艾多。
第二，是其后四年的帐，这是政府接管我的财产之前因我失踪而被认定死亡，这期间的财产由他们代管。在这四年的帐目上，我结存的金额是三千二百四十一个莫艾多。
第三，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也给了我一份帐单。尽管现在用于医院方面的钱已无法收回，但他非常诚实地承认，他那里还有八百七十二个莫艾多尚未分配掉，应当还给我。
至于上缴国库那部分，那是一分钱也不会还的。
另外还有我的合伙人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十分亲切地祝贺我回来，同时为我详述了种植园的发展情况，每年有多少产量，还说到了种植园的种植面积、种植作物，奴隶数量；为了祝福我，他还在信中划了二十二个十字架，说是他已诵念了同样遍数的“万福马利亚”，以感谢圣母对我的保佑。他热情邀我亲自去巴西接管我那份产业，如果我不能亲自去，就把代理人告诉他。最后，他和他的全家由衷地祝福我，并送我七张豹皮作为贺礼，此外还有五箱精制的果脯，一百个比莫艾多略小的金块。
也就是凭这个船队，我那两个经商的代理人还给我运来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卷烟叶，至于我帐目上的积余，则全部以金币支付给我。
现在我倒真可以和约伯相媲美，晚景好于当初了。我读着这些信，知道我有了这么多财富，我的内心激动得难以言表。总之，我当时脸色惨白，头昏目眩，要不是老船长给了我一瓶酒，我相信我一定会心律失常，当场一命呜呼。
但喝了酒之后，我还是感到很难受，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仍旧没有改变，只好去请医生；他了解我发病的真正原因后，给我作放血治疗；放过了血，我感到轻松了许多。
突然之间，我已经是个拥有五千英镑的财主，而且在巴西有种植园，每年有一千英镑的收益，而且这份收益相当可靠。总而言之，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更别说安安心心享用这份财富了。
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报答这位好心的船长，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把收到的东西都拿给他看，并说除了主宰一切的上帝之外，我得感谢的第一个人就得数他。于是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个莫艾多还给他，然后派人请来一位公证人，要他写一份严密而坚决的文书，把船长欠我的四百七十镑一笔勾销；随后又写了一部委任书，指定由他管理我在种植园上的收益，要求我的合伙人向他报帐。最后我还在该文件上附了一条：在他的有生之年，每年从我的财产中拨一百个莫艾多给他，在他去世后，每年拨五十莫艾多给他儿子，直到他也去世。这样，我算是报答了这位老人。
这时我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说实在的，以前在岛上过那种安安静静的日子，我需要的东西都是我有的，我有的都是我需要的，可现在我脑子里的牵挂就太多了，现在我既没有藏钱的山洞，也没有一个地方放了钱之后不用锁又不会丢，等到别人发现时，那些钱早已长霉的长霉，生锈的生锈。我既不知道该把钱放在哪里，也不知道把钱交给谁。只有那老船长是我惟一可以信托的人。
其次，我在巴西的产业似乎需要我亲自去跑一趟，但没把这儿的事处理好之前，我根本没法去巴西。我想到了我已认识多年的那位孀妇，她为人诚实，真心待我，但现在她年事已高，还有债务，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我必须先把这笔资产带着回一趟英国。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决定这么做的。在此之前，我找了里斯本的一位商人，要他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商家，请他们兑一张汇票并找到她的住处，替我送一百镑的款子给她，并转告她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接济她。与此同时，我也给乡下的两个姐妹每人寄去一百镑。她们生活虽不算困难，但也不算好。一个嫁了人之后丈夫死了；另一个的丈夫待她也不好，不像个做丈夫的样子。
然而，在我的全部亲友中，我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在我去巴西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我的大笔财产交给他，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本来想干脆去巴西，在那里安家落户算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适应那儿的生活的。但由于找不到可靠的人，我最后还是决定回英国，我觉得到了那儿之后，自会结识一些朋友，慢慢再从长计宜吧。于是我开始准备起来，打算带上钱回英国了。
但回国之前我必须回答我收到的信件，以便无牵无挂地走。我第一封信写给修道院院长，我在信中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感谢他提出的建议，要把没花掉的八百七十二个莫艾多还我；但我表示，我将把那笔钱中的五百莫艾多捐给修道院，余下的三百七十二个莫艾多则在院长指导下用来赈济贫民。
第二封信是写给我代理人的两位后人。在信中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充分赞扬了他们的公正和诚实。至于送他们什么礼物，我觉得他们条件都很优越，已完全没这种必要了。
最后一封信写给我的合伙人。我对他为种植园的发展付出的心血表示感谢，对他在处理我的财产的正直表现上给予高度的赞扬。同时我要求他在接到我的进一步通知之前，把我的收益交给老船长。我告诉他我不仅想去巴西看他，还想在那儿度此余生。我还给他的妻子和儿女们送了一份厚礼，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做工精细的英国绒面呢，五匹黑色台面呢和一些昂贵的佛兰德花边。
就这样，我料理了一些事务，卖掉了我的货物，把所有的钱都换成了汇票。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怎样回英国?对于飘洋过海的事，我是再熟悉没有了，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回我却非常不愿意从海上回英国。甚至我已决心要走，而且行李都上了船之后，结果还是改变了主意。而且不止一次这样，前后这么折腾了两三回。
是啊，我在海上总是运气不佳。在这类事情上，人们千万不要忽视当时自己不详的预感。我原先挑中了两艘准备搭乘的船，也就是说，这两艘船是我特意从很多船里挑出来的，但结果这两艘船都出了事：一条被阿尔及利亚人抢走了，另一条在托贝附近的斯塔特地岬失事，只有三个人生还，其余都淹死了。不管我上了哪一条船，都会大倒其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就不好说了。
对那位船长，我是无话不说的。他得知我心里这么拿不定主意，便劝我别走海路，最好还是走陆路去拉科鲁尼亚，在那儿渡过比斯开湾到拉罗谢尔，从拉罗谢尔到巴黎是条又好走又安全的陆路，从那儿到加来和多佛尔也是同样又好走又安全的；要不；也可以取道马德里然后由陆路通过法国。
总之一句话，除了从加来到多佛尔的这段水路非走不可，我已抱定了不走水路的宗旨，只走陆路了。好在我不需赶时间，也不在乎路费多少，走陆路毕竟放心多了。为了使我的旅途更加愉快，老船长给我介绍了一位英国绅士，他父亲在里斯本经商的，他本人则愿意同我一起旅行。在这以后，又有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年轻的葡萄牙绅士参加进来，但后者只到巴黎。这样一来，我们一共有了六个人，还有五个仆人；两位商人和两个葡萄牙人为了节省开支，分别合用一个仆人；而我除了礼拜五之外，还雇了个英国水手一路上供我使唤，因为礼拜五语言不通，一路上没法按我的吩咐去办事。
我们就从里斯本出发了，我们这一行人个个骑马带枪，倒像一支小小的部队；承他们的情，我是队长，这不只是因为我的年纪最大，而且还因为我带了两位仆人，再说，这次旅行又是我发起的。
我们到了马德里之后，个个都是异乡来客，自然愿意待上一段时间，到各处去观光；但这时已是夏末，我们得赶紧上路，于是在十月中旬从马德里出发了。
然而，刚走到纳瓦拉地界，我们就从沿路的几个城镇听到一点风声，据说在法国境内的比利牛斯山区，已下了大雪，很多旅客虽然冒了大险打算翻山过去，但都没有成功，被迫返回潘普洛纳。
我们来到潘普洛纳之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对我来说，我习惯于热带气候，习惯于热得不必穿衣服的地方生活，所以实在耐不得寒冷。我们离开旧卡斯蒂利亚不过才十天，那儿的天气不但温暖，而且可以说很热；而这里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比利牛斯山上吹来的寒风，真是冷彻骨髓，根本叫人受不了。
可怜的礼拜五看到白雪覆盖的大山，感受到刺骨的寒冷，可把他吓坏了，这是他一生中从没看到和感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