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前家里进行大扫除。一切东西都挪动了，乱七八糟。
扫除提前开始，持续了近两个星期，那是乱糟糟的日子。人人都无暇顾及我，我经常妨碍了他人的行动，因而或者被推到一边，或者被打发走开，甚至在厨房里——这儿准备着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顶多也只能看一眼。我最喜欢那些褐色的鸡蛋，这些蛋在咖啡里煮了好多天。
为了逾越节[1]晚会，客厅里摆放了一张长桌，作为晚会的场所，桌子能容纳许多客人。在逾越节晚会上，全家人聚首一堂，另外，我们还把两三位陌生人从街上请进来，让他们坐到宴会餐桌旁，并参与一切庆祝活动，这是风俗习惯。
爷爷坐在首席位上宣讲Haggadah——犹太人从埃及迁出的故事。那是他最骄傲自豪的时刻：他不仅高踞于他的儿子们和女婿们——他们对他表示尊敬，遵从他的指令——之上，而且也是性情最暴烈的人。这位年龄最大的长者，目光锐利，什么东西都逃脱不了他的目光，在以枯燥的吟唱似的语调宣讲时，他能察觉到餐桌旁最微小的动作，每个最细小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轻微的手势他都能立刻察觉出。古老的故事造成一种非常温暖、亲密的气氛，在故事中，一切都做了精细的安排，都有它的位置。在逾越节晚会上，我非常钦佩爷爷，也赞赏他的儿子们（他们和爷爷不能很好相处），他们情绪高涨，轻松愉快。
我是年纪最小的，我也有自己的并非不重要的职责：我必须讲Ma-nischtanah，即配合讲述犹太人从埃及迁出的故事，是趁举办节日的时机讲的。晚会一开始，出席者中年纪最小的就询问宴席上备办各种东西的含义：没有变酸的面包、带苦味的卷心菜和其他风味独特的食品。故事讲述人，这种场合就是爷爷，用犹太人从埃及迁出的详细故事来回答年纪最小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我的问题，我背得滚瓜烂熟，提问时我手里拿着书，装出读书的样子，没有我的提问，就不能开始讲故事。故事的细枝末节，我都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为以前人们常常给我讲，但在这次讲故事的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失去这种感觉，即爷爷在回答我的问题，因此，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次盛大的晚会。我觉得自己重要，甚至不可缺少，庆幸的是，没有比我年纪更小的堂弟把我的职位挤掉。
我虽然倾听爷爷的每句话，留意他的每个动作，但也盼望故事尽快结束。因为讲完故事后会有最精彩的节目，男子们突然全都站起来跳舞，四下里跳来跳去，大伙一起边跳边唱“Had gadja, had gadja”（“一只羔羊，一只羔羊”）。那是一首有趣的歌曲，我很熟悉，这与此有关，就是一唱完歌，一位叔叔就招手叫我到他那里去，他给我把每行歌词都翻译成西班牙语。
父亲从商店一回到家里，就立刻跟母亲攀谈起来，在这个时期里，他俩相亲相爱，亲密无间。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我听不懂，他们说德语，那是他们在维也纳度过的幸福的学生年代的语言。他们最喜欢谈论城堡剧院，在那里，还在他们相识之前，他们观看同样的戏剧，见到同样的演员，回忆起这方面的情况时，他们谈个没完。后来我获悉，他们是在这种交谈中互相爱上的，他们渴望当演员，但未能如愿，而由于他们通力合作，却使其遇到许多阻力的婚姻获得成功。
出身于保加利亚一个最古老和最富有的西班牙被逐之犹太人后裔家庭的阿尔迪蒂外公，反对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同一个阿德里安堡暴发户的儿子成婚。卡内蒂爷爷年轻时流落街头，从一个希望落空的孤儿艰难地爬了上来，他虽已发家致富，但在外公眼里，依然是个江湖骗子、伪善者、说谎者。“Es mentiroso.”（“他是个说谎者。”）我有一次还亲自听他这样说，那时他不知道我在注意听他说话。阿尔迪蒂一家的蔑视，使卡内蒂爷爷指责他们态度高傲，他的儿子可以娶任何一个姑娘做妻子，而要是他偏偏跟这个阿尔迪蒂的闺女结婚，他卡内蒂就感到自己深受侮辱。因此，我的父母亲起初隐瞒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年岁较大的兄弟姐妹和心地善良的亲戚的积极帮助下，才使得自己的愿望渐渐地接近实现。两位老人终于让步了，但他们之间总是保持紧张的关系，彼此相恨，永不和睦。在秘密联系的岁月里，这对年轻人通过德语交谈不断地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可以设想，不知有多少对登台献艺的情侣从中起了促进作用。
当父母开始谈话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感到他们的话不可思议，交谈中他们非常活泼，兴高采烈，我觉察到这个变化，便以德语声调与它联系起来。我聚精会神地倾听他们谈话，听完后便询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咧口笑了，说要了解我所问的事情，对我来说为时太早，这些事情我以后才能明白。他们把“维也纳”一词（仅此一词）告诉我，已是过分的了。我想，他们用这种语言交谈的必定是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久久地徒劳地恳求后，便愤然跑开，跑到另一间很少利用的房间里，以完全像咒语那样的语调背诵几句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话。我常常独自一个人练习说这几句话，单独一人的时候，就把我已背熟的所有句子或者个别词连续不断地说出来，说得非常快，肯定无人能听明白，但我小心从事，谨防父母觉察到，我以自己掌握的秘密来报答他们的秘密。
我发现，父亲给母亲起了个名字，只有当他们说德语的时候，他才使用这个名字，她叫玛蒂尔德，他则称她梅迪。有一次，我站在花园里，尽可能出色地伪装自己的声音，向屋里高声呼叫“梅迪！梅迪！”父亲回家的时候就是这样从花园里呼叫她的。呼叫后，我就迅速绕着住宅奔跑，过了一会儿，我又带着清白无辜的神情抛头露面了。只见母亲无可奈何地站着，问我是否看见了父亲，她把我的声音听作是父亲的，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胜利。她在他回家后马上就给他讲了这件事，说它是无法理解的，此事我守口如瓶，不告诉他人。
他们哪里想到是我干的，在这个时期众多的强烈愿望中，我最强烈的愿望是想掌握他们的秘密语言。我无法解释，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对父亲没有愠色，却对母亲怀恨在心，多年以后，在父亲去世之后，她亲自教我学德语，我的怨恨才消除了。
一天，庭园浓烟滚滚，我们的女仆中有几个跑到街上去，很快便激动地带着一个消息跑回来，说邻近有一家着火了，房子在熊熊燃烧，整个房子都烧毁了。除奶奶外——她向来不从她的沙发站立起来——院子周围三家人，都走出了家门，所有居民都朝着着火的方向奔去，行动非常迅速，以致人们把我忘了。我孑然一身，有点害怕，也许我也想去看看火灾，也许更想朝着大家奔跑的方向跑去，于是我就走出敞开着的院子大门，来到大街上——我被禁止到街上去——卷进了仓促奔跑的人的洪流之中。幸亏我很快就见到了我家的两个年纪较大的女仆，由于她们无论如何不改变方向，她们便把我夹在中间，拉着我匆匆快跑。在离大火有一些距离的地方，她们站住了，这时我头一次见到一幢熊熊燃烧着的房子。它已大体烧光了，横梁倒塌下来，火花飞溅。已经临近傍晚，天色渐渐昏暗，而大火仿佛越烧越旺，但是所留给我的远比熊熊燃烧着的房子还要深刻的印象，就是围绕着房子奔跑的人们。从我们站立的地方看去，他们又小又细，某些人站在房子的近处，另一些则从那里离开，他们个个背上都驮着东西。“盗贼！”女仆们说，“这些人是盗贼！他们在被逮住之前，从房子里背走东西！”她们对盗窃行为比对火灾更感到激动不安，她们屡次三番地呼喊“盗贼”，我也跟着激动起来了。那些远远看去又小又黑的人们不知什么是劳累，他们低低地弯着腰，向四面八方散开，一些人肩上扛着包裹，另一些人在多角形东西的重压下弯着腰走路，我不知道所背的是什么东西，我问：“他们背的是什么？”女仆们总是重复道：“盗贼！他们是盗贼！”
此情此景，我难以忘怀，后来我发现在一位画家的画里反映出来了，我无法再说清本来是怎样的，画里又添加些什么。我在维也纳观看勃鲁盖尔[2]的绘画时，已经十九岁了，我马上认出了童年时代发生的那次火灾中出现的许多卑贱的人物。这些绘画，我非常熟悉，仿佛我老是在它们中间活动似的，我感到它们对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每天都去观看。以那次大火为开端，我的生活一直是在对这些绘画的观赏中度过的，仿佛其间并没有相隔十五年。勃鲁盖尔成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画家，但是我并非通过观察后的思考明白他，我遇见他，就好像他已盼望我好久，肯定无疑，我必须到他那里去。
注释：
[1]犹太人的一个节日。
[2]此处指老彼得·勃鲁盖尔，历史上有五位姓勃鲁盖尔的荷兰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