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者人恒爱之。”现在在房山提起法院的厉莉，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次，有一位盲人到法院立案，厉莉亲自帮他完成立案程序，之后和同事送他去公交车站。途中遇到一名出租车司机过来打招呼：“你是厉莉吧？你这是干吗去呀？”得知她要送人后，出租车司机主动免费送盲人回了家。还有一些“不速之客”直接到法院去找厉莉。一名叫邓凤龙的工人在广播里听说了厉莉的事，非常佩服她，希望能见见厉莉，于是就跑到法院找她。身为人父的他问厉莉：“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教育你的？我要向他们学习。现在社会变复杂了，需要你这样有一颗慈悲心的人。”
谢博闻：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
【北京人物】
谢博闻（1976～），中共党员，1993年12月入伍到北京，1996年3月入党，任总参陆航部北京市通州场站军需股政治指导员，中尉军衔。在回家探亲途中，发生近百名不法分子特大恶性抢劫案，他迅速召集列车上的二十三名军人组成临时战斗小分队，同时向警方报告情况。近四个小时的英勇奋战后，不法分子全部落网，而谢博闻却悄然离去。后经铁路警方多方查找和新闻媒体的追踪报道才找到他。获“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为他记一等功一次。
2001年2月11日，正逢春运高峰，谢博闻乘坐开往武汉的K148列车回家探亲。晚上十点多，一个乘警走来，一路不停地问：“谁是军人？”他赶紧站出来说：“我是军人！”一问才知道，K148列车上出事了。原来七八十名不法分子在成都站强行上车。他们手持凶器，霸占了4、5号两节车厢，抢劫财物，调戏妇女，还向后来上车的乘客索要“座位费”。知道情况后，谢博闻二话没说，火速赶往出事车厢，沿途还召集了五名军人。
在餐车里，十几名受害乘客正惊慌失措地向乘警诉说自己的遭遇。情况比预想的更为严重，必须组织足够的力量才能制伏这伙歹徒。和大家商议之后，他迅速制订了行动方案，并得到乘警长同意。
达成共识后，他和乘警长带头奔向出事车厢，边走边动员：“我是总参的，是军人的跟我走，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很快就有二十多名军人加入了进来。他将在场的军人编成四个战斗小组，其中三组负责抓捕歹徒，剩下一组负责监视和接应。
行动开始，他向第一组作出指令：“随我跟进，制伏歹徒头目王岗。”他上前跟王岗套话，分散他的注意力。乘警长乘其不备，一把夺走了桌上的砍刀。另一个歹徒见势不妙，大喊一声：“老子劈死你们！”就要从腰里掏刀，可他话音未落，第一战斗小组就扑了上去，把他摁倒在小桌子下。
谢博闻马上让参战官兵把这两个歹徒带到餐车，其余人员把守6号车厢过道门口，防止其他歹徒闯过来增援。随后，他又指挥各小组按照预定方案，由5号车厢向4号车厢推移，对歹徒实行分隔包围、化整为零、逐个击破的战术，被制伏的歹徒都用腰带牢牢捆住。这时，被反锁在4、5号车厢的歹徒才明白过来，发疯一样向6号车厢进攻，一尺多长的砍刀雨点般地剁在车门上。但只是徒劳，这里已被谢博闻和战友们牢牢把守住了。12日凌晨，防暴警察赶来，迅速登车，十名主犯无一逃脱。
经认定，“2·11”K148次列车持刀抢劫案是我国建国以来铁路史上作案人数最多、情节最恶劣的特大恶性抢劫案，而且还是参战官兵最多，众多歹徒全部落网，没有出现一例伤亡的成功处置范例。
【在京档案】
谢博闻成了名副其实的“英雄”后，全国各地的赞誉也接踵而来。然而，面对这些，谢博闻的却表现得相当谦逊和淡然。2008年奥运会，谢博闻随同部队全身心地投入奥运安保工作。已过而立之年的谢博闻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有了新的思考。一方面，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日渐老去的父母身边尽孝，同时尽快解决一直以来因为工作而忽视的个人问题，建构自己的幸福家庭；另一方面，十五年的军旅生活之后，谢博闻也开始认真考虑今后的选择，他希望能依靠更宽阔、更靠近群众的平台，多为人民做些实事。
李桓英：除“麻”的巾帼英雄
【北京人物】
李桓英（1921～），北京市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年后进入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学习，1950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技术专家，1958年，她放弃了世卫组织续约五年的聘请，毅然回国。她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首都十大道德模范”等数十项荣誉。2005年11月8日，以她名字命名的“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成立。
面对世卫组织的挽留，李桓英选择了回国，她的理由是：“我的祖国现在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医疗事业更是亟待发展，我作为她的儿女理应尽微薄之力……”
“文革”时期，李桓英被下放到苏北麻风村，在那里真正领教到了麻风病的恐怖。参与治疗时总要把自己像防化兵一样包裹起来，只剩两只眼睛露在外面；发药时，许多医生用木棍把药递过去，这里医生成了滑稽的“渔翁”，病人成了“鱼”。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李桓英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她不仅握住了病人刀建新缺了手指的手，还紧紧地拥抱了他。在场的医生、地方官员、群众，所有人都惊呆了！整个麻风村沸腾了：“天哪，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不怕麻风病！”
李桓英郑重地向大家解释：“人类是麻风菌的主要宿主和传染源，没有经过治疗的麻风病人（主要是多菌型患者），其皮肤和黏膜损害处可能带有麻风菌，所以麻风病可通过皮肤和呼吸道传染，但并不代表它是一触即发的传染病。与传染性麻风患者接触，只有极个别人可能发病，绝大多数人有自然免疫力，不会患病！而且，新的治疗方案非常有效，即使是多菌型病人，只要一周的接受联合化疗，其传染性也会基本消除。因此早发现才是预防传播和防止残疾的最好方法。”
李桓英说，只要医生与患者联手，相信总有战胜病魔的那一天。在新中国防治麻风病的历史上，李桓英算得上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
在对麻风村的走访中，李桓英总结出了一个早发现麻风病的小方法：学生们每天回家检查父母的手脚，看身上是否有不痛不痒的浅色斑块或凸起的肿块；如果有发现，马上报告老师，由老师通知麻风病防治人员，进行确诊病情记录和追踪、诊治。方法虽然简单，却实用、有效。
李桓英还研究了新的治疗方案，治疗效果显著，而且治疗周期也缩短了。1985年，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推广到云、贵、川地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也取得了显著疗效，上万名麻风病患者被治愈，经过十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巨大成功很快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经十年的监测期考察论证后，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
【在京档案】
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在北京召开，李桓英教授被推选为本次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她推行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由衷地称赞李桓英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做得最好。”
如今，李桓英教授已经年过八十了，虽然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常年战斗在防麻第一线，但她仍然坚持每年到麻风村进行一次调研，并且从2002年开始已经更上一层楼——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开展早发现工作，以实现防治麻风病的最终目目标——及早治疗、预防残疾。
林巧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北京人物】
林巧稚（1901～1983），著名女医学家、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林巧稚一生亲手迎接了五万多新生儿的降生，在胎儿宫内呼吸、新生儿溶血症、妇科肿瘤、女性盆腔疾病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她也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和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
1921年，20岁的林巧稚考入了刚刚建成的协和医学院。在当时的年代，20岁还未出嫁的姑娘可以是非常少见，和她同时毕业的厦门女子师范的同学差不多都结婚了。家里人跟她打趣，说读完八年的医科，恐怕就嫁不出去了。林巧稚对于当时女子必须依附于丈夫的观点十分不认同，她坚持参加了考试，还撂下了一句狠话：“那我这辈子就不嫁了！”
1929年，林巧稚顺利毕业，当时和她一起入学的另外四个女孩，只有两个坚持到了毕业。毕业后的林巧稚留校任职，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个毕业留校的中国女生。聘书上写着：“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
当时的协和管理者认为，女人是无法同时兼顾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身份的。在矛盾纠结的心情中，林巧稚接下了这份好似枷锁一般的聘书。据说林巧稚也曾有过一段隐约朦胧的爱情，但是因为她业务上的出色表现，医院送她前往欧美进行考察深造，这段爱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0年，林巧稚回国，没多久就被提升为妇产科主任，于是她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林巧稚不仅拥有高超的医术，更具有崇高的医德、医风，她的奉献精神在整个业界都是有口皆碑的。从她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她的心里就只有妇女、儿童。在生活与事业发生冲突的时候，她选择了事业，并为了事业而终身未婚。
林巧稚接生的每一个婴儿，出生证上都写着她亲笔签名的英文字：“Lin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宝宝）。林巧稚曾说：“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在对待病患这方面，林巧稚极其耐心细致，很多妇女都是特意到协和医院找她看病的。据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她曾亲眼见到林巧稚拿出几十块钱给一个贫困的流产妇女，让她去买些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三百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
无论是有钱有势的妇女，还是家境贫寒的妇女，林巧稚永远一视同仁。对那些没钱看病的病患，她就免费治疗。林巧稚有一个出诊包，里面总是放着钱，以便随时可以帮助贫困百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对贫困病患说不要挂她的专家号，挂她的普通号就可以，一样都是她来诊治。她对妇产科的医护人员说，救一个产妇或是孕妇，就是救了两条生命。一些产妇为了感谢林巧稚的救命之恩，就把自己的孩子起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等，借以表达对林巧稚的感恩和纪念。
晚年的林巧稚，身体极度衰弱，但仍然坚持工作。面对家人和学生的劝说，她说：“如果上帝让我继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就是医院的病房，我存在的价值就是治病救人。”虽然她早已不再担任住院医师，但她还是要求值班的医护人员，一旦病人出现问题，哪怕是半夜也要立刻通知她，否则她就会极为生气。林巧稚曾说过：“我的唯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林巧稚去世后，她的追悼会上有一幅四米多长的幛联极为醒目：“创妇产事业，拓道、奠基、宏图、奋斗、奉献九窍丹心，春蚕丝吐尽，静悄悄长眠去；谋母儿健康，救死、扶伤、党业、民生，笑染千万白发，蜡炬泪成灰，光熠熠照人间。”这短短六十个字就是她六十多年工作和业绩的总结。
【在京档案】
自1921年林巧稚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开始，她在北京整整居住了六十二年。协会医院的大门正厅堂里树立着一座林巧稚的半身铜像，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万婴之母”。林巧稚的故居位于东单北大街的东堂子胡同东口十号。1941年，日本人占领了协和医院，林巧稚就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建起一个私人诊所，名为“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