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他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称柳河东。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考取博学鸿词科，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唐顺宗即位后，王叔文掌握了朝政，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了王叔文集团的核心人物。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诸如罢黜罪恶昭著的贪官污吏，取缔劫掠民财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免除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把长期被藩镇垄断的盐铁转运大权收归中央，释放部分宫女和女乐，裁减闲杂人员，并着手接管宦官兵权(因遭抵制未能实现)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和藩镇为代表的腐朽势力，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宦官和藩镇的势力相当强大，革新派缺乏广泛、坚固的社会基础，所以这次革新运动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攻下失败了。王叔文等遭到了残酷地镇压，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唐宪宗元和十四年，病逝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和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并称“韩柳”。所谓“古文运动”，就文学上言，是指唐代韩愈提倡秦汉时期流行的散文，反对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就政治上言，则表面提倡复古，实质力求创新。但二者之间，还是以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为主要内容。它是唐代中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散文本身长期发展的结果。在这场“古文运动”中，柳宗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在理论上，针对形式主义的骈俪文风的流弊，柳宗元强调要注意内容，主张“文以明道”。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
在这里，他通过说明“道”(思想)、“辞”(辞藻)、“书”(书本)三者的关系，说明了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明道”——宣传某种思想或主张。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文辞来表达，而文辞必须根据思想内容的需要来选择。他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他把“褒贬”、“讽谕”看成为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写作应该是为了对美好事物进行歌颂、宣扬，对丑恶事物给予批评和讽刺。他讲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他看来，不顾内容，片面地追求辞藻华丽，就等于“用文锦覆陷阱”(《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是要害死人的；另一方面，对光有充实内容而忽视作品形式的偏向，他也持否定态度。他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少耶”(《答吴武陵论〈国语〉书》)，又说：“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以内容为主，又必须有好的形式(文采)，这样，作品才是完美的。
在实践上，柳宗元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包括大量散文，对推动“古文运动”的开展起了良好作用。如果说他早期的散文，还多少带有一些华丽气息和应酬成分的话，那么，在他遭到贬谪以后就不一样了，长期的贬谪流放生活，使他比较深刻地观察到社会的黑暗，体验到劳动人民的疾苦，从而使他的散文有较丰富的思想内容。
柳宗元的散文，有论说文，有寓言，有传记，有游记等。
柳宗元的论说文，笔锋犀利，论证剀切。他的《天说》《礻昔说》等，笔势纵横，间架细密，否定了神的存在，认为物质性的“元气”是世界的起源，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他的《封建论》，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历地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他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而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从而深刻地表现了先进的历史观。柳宗元的论说文不发空论，针砭时政，富有战斗精神。
柳宗元的寓言短小警策，含意深远。他的《三戒》，通过麋、驴子、老鼠悲剧的描写，对封建社会那些狐假虎威、恃宠而骄、吹牛拍马、作威作福的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临江之麋》用麋来隐喻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黔之驴》是那些妄自尊大、外强中干的人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消灭的惨祸。他的《罴说》，通过一个猎人，学老虎叫来吓唬豸区，学罴叫来吓唬老虎，然而当罴出现的时候，这个毫无实际本领的猎人却无计可施，最后落得个葬身罴腹的下场。这说明，那些专靠蒙混和吓唬过日子的人，到头来终是混不下去的。柳宗元的寓言，造意奇警，遣辞洗练，善于体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像、夸张，塑造成为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寓言文学在战国时期已有较大发展，但那时还只是在文章中用寓言故事作比喻，很少单独以寓言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出现。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就，使寓言完全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柳宗元的传记，叙写细腻，结构工致。在他写的传记中，有许多取材于当时那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人物，作品通过他们遭遇和处境的具体描写，反映了中唐时期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童子亲手杀死两个劫人取财的贩子的故事，暴露了当时买卖人口的社会罪恶，谴责了地方官吏从中取利、放纵暴徒的罪行。《种树郭橐驼传》记述了善于掌握树木生长规律的郭橐驼，以“种树之道”来说明“为政之理”，斥责了封建统治者骚扰人民，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灾难。在柳宗元的传记中，也有一些是写统治集团中的开明人物的。在这些传记中，他通过对人物、事件的描述，反映出历史真实的面影。在《段太尉逸事状》中，柳宗元通过对段秀实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百姓的具体描绘，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封建军阀和地主豪强残害人民的历史画面。
柳宗元的游记，状景名物，饱含诗情。柳宗元在对秀丽山川的描绘中，体现出主观上的审美感和对人生与社会的评价态度，在自然美中表现了一定积极的社会内容。比如在《钴钅母潭西小丘记》中，他着力描绘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先通过指出小丘与钴钅母潭的距离，来说明小丘的位置，接着便描写小丘上的竹树奇石。“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用形象比拟的方法，把石头的形状写得活灵活现。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景物的描写之中，抒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借小丘之被弃，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他借小丘主人之口，说小丘是“唐氏之弃地”，价止四百而不得售，反映了农村破产后土地荒芜、地价低廉的社会问题。总之，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崭新感受，丰富了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的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