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印货币各种消费不足理论
大约有200年光景，经济理论家与实行家都坚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某一国有特别作用，贸易逆差就有严重危险，假如后者引起贵金属外流，那么危险更大。可在最近100年内，意见倒有很大分歧。大多数国家之内，大多数政治家与实行家还忠于旧学说；英国虽然是相反意见的发源地，还是有一半的政治家与实行家效忠旧学说。相反，差不多所有经济理论家都目光太短浅地为这种事情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的举动；国际贸易机构会自动调节，任何设法干涉这种机构的人不仅徒劳无益，还会令本国经济贫乏；因为国际分工的利益将因此而丧失。我们可以按照传统，称旧理论为重商主义，称新理论是自由贸易(free trade)，可这两个名词都有广泛和狭隘两种意义，读者必须参照上下文来理解。
通常说来，近代经济学家不但认为国际分工之利益足以超过实行重商主义方法所可以取得的好处，并且认为重商主义理论是彻底彻尾的头脑不清醒，一团糟。
举一个例子：马歇尔提到重商主义的时候，总不可以算作是毫无同情，可他从来没有尊重重商主义者中最中心理论，甚至没有捍卫过他们论证中的成分。至于这些真理成分究竟是什么，我在下面部分再讨论。同样，在当代论争中的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人，尽管在鼓励幼稚工业、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愿意对重商主义者作理论上的让步，但是这些是无关紧要的。本世纪开头25年中，有很多关于财政政策论争。在这些论争当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愿意承认保护政策可能增加国内就业量。利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也许是最公平的了。在1923年，我还是古典理论的忠实信徒，服从旧理论，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毫无保留地提过：“假如有一件东西令保护政策束手无策，那便是医治失业。很多赞成保护政策的理由，由于基于可能获得的、可是可能性不大的各种利益而无法作简单的答复。然而如果保护主义者认为保护政策可以医治失业，那么保护主义的谬误可说是到了最荒谬最赤裸裸地境地”。
当时有关早期重商主义学说也没有好书可读，因此追随先辈，相信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言乱语。古典流派的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让我首先用自己的话说出我现在认为的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与重商主义者实际所使用的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主义所可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某一国，不会遍及全世界。
当某一国家财富正在急剧增加时，那么在自由放任情况之下，这种愉快状态可能会因从事新投资的动机不足而告中断。假设决定消费倾向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国民特性都不变，那么根据前述理由，要国家继续前进，这种投资引诱必须被满足。引诱投资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的累积，两者构成总投资。假设总投资量的多少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那么国内的投资机会在长时期之内取决于国内利率的高低，而对外投资的多少必须由贸易顺差的大小来定。因此假设在一个社会范围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那么政府在经济方面关心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两者，自然非常合理。
现假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作大量自动改变(这个条件差不多总是满足的)，又假设灵活偏好状况就短期变动的平均数来说也相当稳定，再假设银行所遵守的成规也不大更改，则利率的高低必须看国内有多少可以用来满足社会灵活偏好的、用工资单位计算的贵金属。在这一时代内，既没有大量国际借贷，又不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那么贵金属数量的是增是减主要由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来定。
因此当时政府当局关心贸易顺差其实是一箭双雕，并且也只有这个方法。在那时当局既不可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可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的其他引诱，因此增加顺差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的唯一直接方法；同时，如果贸易为顺差，那么贵金属内流又是政府可以降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的唯一间接方法。
然而这种政策的成就也受两种不容忽视的限制。如果国内利率降低，投资量增大，以致就业量突破许多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那么国内成本的增多对于国际贸易差额就开始有不利影响。因此增加顺差的努力，今后会物极必反而终归失败。其次，如果国内利率下降，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利率还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来越过顺差额，那么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越大，他的国际地位越重要，那么受这两种限制的危险性也越大；如果每年贵金属的产量非常小，那么一国的贵金属内流也就等于他国的贵金属外流，因此假设重商主义政策推行过度，就会带来更多的不利影响，不但引起国内的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也会引起国外的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15世纪下半叶及16世纪的西班牙经济史的例证可以说明一国的国际贸易会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到毁灭。20世纪以内，英国在战前的经济就可以说明：假如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于方便，那么往往使得国内利率不可以下降，于是充分就业就不可能实现。如果一国的灵活偏好太强，以致即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以令利率下降到能与该国的真实财富增加量相吻合的水平，那么本国常常处于贫困状态，这种实例只有印度存在。尽管如此，假设有一社会，它的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的国民特性以及灵活偏好三者都非常稳定，它的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且与货币数量和贵金属数量中间经常保持一个固定关系，那么政府当局为了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视贸易差额。如果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那么在发挥鼓励作用；如果为逆差，那么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是并不是限制进口越严，国际贸易的顺差就越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非常重视这一点，所以经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认为，如果把目光放远一些，那么贸易限制是不利于顺差的。在19世纪中叶英国所处的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怕是最能促进当时英国的贸易顺差的。就现在经验来说，战后欧洲各国都想办法限制贸易，增加顺差，但是结果适得其反。
由于以上各种理由，对于我们的主张应导致的实际政策是什么，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一般来说，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它辩护，否则的确比较容易受非议。虽然古典学派过分夸大国际分工细化带来的利益，但这些利益毕竟是真实存在的，是很可观的。并且某一国自由贸易顺差获得的好处往往就是别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明白这点。所以应该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让一国的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制；更何况假如这种政策推行过火，就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大家争取顺差反而都受损。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不一定达到预期效果，由于有私人利益、行政无力以及事情自身的困难等等这些原因，结果可能与意愿背道而驰。
所以，我的批评的要旨是说我从前师承并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理论的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和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的水平，所以关切贸易差额是浪费时间。反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失失的毛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努力追求的东西看作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不可能复加的方法来维持平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自由上涨下落。如此一来，国内利率就没法再与充分就业不悖。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不顾到国际支付差额，因此设计了一个方法来管理；这个方法，不但不保护国内利率，反倒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最近伦敦银行界得到了许多教训，我们希望从此之后，英国不再重蹈要保护它的国际支付差额而提高利率所造成的国内失业的覆辙。
古典学说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的行为以及解释雇用其一特定量资源收入产物的分配办法方面自有他不可以抹杀的贡献。在这几方面，不利用这套思想办法，简直就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由于我说他们忽视了前人学说中的有价值部分就认为我否认这点。可政治家所关切的，是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让该体系中的全部资源达到最合适就业。在这方面，16、17世纪的经济思想，反倒获得了处世智慧的一鳞半爪，而李嘉图的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而把这一鳞一爪首先遗忘，再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数额防止工资单位上涨而竭力想方设法压低利率；如果国内货币数量不可避免地造成贵金属外流，由于工资单位上涨货币存量呈现出明显的不足，因此不惜让货币贬值来恢复它。这每一种都表示出重商主义者的智慧。
也许有人说，早期的从事经济思想的人只是偶尔获得了些处世的智慧，并不非常了解背后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的建议全部作一番简短探讨。现在这件事情容易办到，由于现在有海克雪尔(Heckscher)教授的大著《重商主义》，把两个世纪的经济思想提纲挈领地写了出来，以供经济学上普通读者来参考。以下所引用的内容主要都录自此书。海克雪尔教授把重商主义者这一方面理论，总结起来如下：
（一）在某种程度之内，敏锐的重商主义者在这方面所采取立场，与在其他方面一样，十分明朗。在他们看来，用现在术语来说货币是一个生产要素，和土地处于相同地位；他们有时把货币看作是“人为的”财产，以区别于“天然的”财富。利息是租用货币的代价，性质就如地租。在这个时期内，重商主义者探讨决定利率高低的客观理由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总以为货币数量决定利率。这方面的材料有许多，这里只选几个典型例子说明这个观念为什么根深蒂固，因时甚久，而且还颠扑不破。
在17世纪20年代的早期，有关货币政策以及东印度贸易产生了一场论战，但论战双方面对于这一点的意见全部一致。杰拉毛·梅林斯(Gerard Malynes)说：“货币充足可以减少高利贷”，又列举出详尽理由，维护这句话(《商法》以及《维持自由贸易》)。他的劲敌爱德华·弥赛尔顿(Edward Misselden)也说，“医治高利贷的方法，也许是货币的充足”《自由贸易是贸易繁荣之道》。半个世纪之后，重要作家有蔡尔特是东印度公司的万能领袖，又最善为此公司辩护。他极力要求由国家制定出最高利率；他又讨论(1668年)，假如有人把钱从英国拿出去，那么对于法定最高利率即将发生什么影响。他觉得要对待这个威胁，最好用债券作为通货，随意转让，这样一来，“至少有一半我国所用的现款，交由此而得弥补”。另外有一个作家叫配第(Petty)，是超然于党派之争的，他也与别人一样。认为利率所以从1分降到6厘，是由于货币数量增加(《政治算术》，1676年)，他觉得如果一个国家铸币太多，那么放款取利是适当补救方法(《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82年)。
这种观念，当然不只限于英国，几年以后，法国商人与政治家都不满足于当时利率之高，都归罪于货币稀少；他们想用增大货币流通量的方法来减低利率。
洛克(Locke)大概是把货币数量和利率的关系用抽象语句表示出来的第一人，这见于他与配第的论争之中。配第主张让法律来限定一个最高利率，他加以反对，认为它不切合实际，一如规定最高地租那样；他说：“货币会从利息方面，每年产生收入；在这方面，货币的自然价值即利率取决于当时在一国流通的货币总量，以及本国的贸易总值。”洛克分析，货币有两种价值：[1]使用价值，它的大小取决于利率，在这方面货币的性质和土地相同，只不过一种收入称为地租，另一种收入称为利息罢了；[2]交换价值，在这方面，货币的性质和商品相同，因此货币的交换价值是决定于货币以及商品的多少，和利率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