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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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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29日..........星期一..........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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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随想
晚自习前，教室的灯突然灭了，教室里一片漆黑。黑暗中，一种力量在萌动，一种冲动在喷发。男生们兴奋起来，尖叫、口哨。我也兴奋起来，白天的静全然不见，心中的火焰在跳动，已坐立不安。
哧……，一个火光，在眼前闪亮，接着许多火苗跳跃起来。
灯亮了，火光很快熄灭。“我讨厌这明亮。”这话只能小声对自己说。灯又灭了，男生们更大声的喧闹起来。黑暗的教室里只听见男生们的喧哗。在黑暗中的我看来，这喧哗与广阔的黑暗相比，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我也想放声大喊。
火光再次跳跃起来，光很柔和，又很耀眼刺目。白天藏得很好的顽皮跳了出来，使我想尽力吹灭这些可怜的光，但最终，我手中竟也有了这么一团柔和又刺目的火光。
窗外，路灯把桔红的光撒在灯下的静物上，显得那么温馨，恬静。
有那么多人爱白昼，爱光明；我，独爱夜。
没有差异，没有对比，便没有向往；没有黑暗，没有冷漠，便没有对太阳的追求；没有夜，也便没有白昼。
夜，有让我独自思索的空间，有让我独自放纵的自由，也有让我独自哭诉的宽容。我不明白为什么敢对黑暗的夜暴露自己的一切弱点，对光明的白昼却要把自己好好隐藏。
我知道自己怕亮只是怕在光明中看到自己惨败后的遍体鳞伤，怕太阳把我照得无地自容，就像所有的星星躲避太阳一样。
夜，依旧广袤。昼夜，永世矛盾，对立统一，时间和空间已成为永恒，总爱用曲笔的我是否有一天能扯下这朦胧的纱，在光亮下坦露心灵的独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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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的生活枯燥无聊到停电也能让人兴奋、疯狂的地步。在短暂的黑暗里，很多人借此机会发泄、释放。陶然也趁我不备，抢走了我刚写完的小随笔。在还回来的随笔下多了这么一行字：“为什么独爱黑夜呢？黑夜固然美好，但并不能掩盖惨败后的遍体鳞伤，也不能遮住世人的丑陋。让我们一起在光明下激烈地竞争，迎接光明的七月吧！”
女人的第六感吧，不知怎的，他拿走随笔的一瞬间，我就有预感他会写下一段类似的话。这话听起来很熟，不就是我给人写纸条常用的口气吗？但读来多少还是觉得有些别扭，他并不真正地懂我，至少不像奚萍那般懂我。可谁又能完全懂另一个人呢？不必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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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9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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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检查的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我们学校得了个高分，估计有可能是最高分，也算是没辜负大伙这近一个月来的筹备。为犒劳大家近期的辛苦，校领导决定从明天下午开始放假。对于没有周末，只有月假的高中生来说，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喜事，一个个的心思都跑去筹划放假安排去了，剩下的一天半的课上得简直不明所以。
老刘语文课后把我叫到走廊，慢条斯理地说：“你把你们平时写的一些随笔文章啊、小品啊、诗词啊什么之类的整理下，呃……包括班上其他人写得不错的作品也都收一收，这个……我打算精选一些，出个小册子。”什么？出册子？是要出书吗？我写的东西能变成书了？这让我瞬间两眼放光，激动起来，赶紧回答：“哦，好的，刘老师。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例如文体类型啊、数量啊、题材内容啊之类的？”
“呃……都不限，先收，收上来再说。整理之后再看……再取舍。”老刘按他一贯稀里糊涂的做法说了这么句管总的话。
“哦，好的，刘老师。”我还处在要出书的震惊中，没回过神，也没想出什么还需要问的问题。收材料没多大难度，我和乐为最近本来就收集了一些觉得写得不错的同学的作品，没想到老刘和我们想到一处去了。回到教室，立马把老刘的意思广而告之，并专门跟语文课代表说，让他也参与进来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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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劳技课是组装收音机，在电路板上把各个元器件按图纸组装到对的位置把焊点焊好，然后再装上壳子。我和陶然一组，虽然合作愉快，但结果不佳。隔壁桌是莫凌波和江丰，他们的收音机都能收到台了，我们的仍然没动静。挨个检查，元器件位置没错，焊点虽焊得粗糙不光滑，但也都焊上了，没有万用电表，检测不了通电情况，怎么都找不出收音机不响的原因，就只能瞎臆测是哪个元器件坏了吧。
课后，从劳技室回教室，在教室门口碰到个隔壁班的男生把几本书递给从一旁经过的许瑞生说：“帮忙把书给汪帆。”许瑞生一脸惊奇和尴尬地望着他，肩膀两边空空的袖管在胸前交叉，底端的袖口扎在裤腰里。那个男生以为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说时迟那时快，我像被踩着尾巴的猫一样，冲过去，抢下男生手中的书，那个男生吃惊地转过脸，吓傻了似的愣愣地看着我，我没理他，径直走进教室，也没敢回头看瑞生，仿佛那个“受伤”的人是我，而不是他。瑞生想必只是吃惊，并不在意的吧，是的，他比我要坚强有韧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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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10日......星期五......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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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快要到元旦了，元旦晚会的节目也都陆续筹备起来。时隔一年，东霞又提起我写相声的事，让我继续再试试，我就把去年的段子改了改，增加了点配合元旦的内容。下午就开始放假了，陶然说这两天他不回家，问我下午去不去玩，我问他：“去哪玩？哪几个人？玩什么？”
他似乎没想到我一连串连珠炮似的问题问得这么彻底而直接，晃神地摇摇头说：“还没定。”
看他这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的计划，我说：“哦，那看情况吧。”
“看情况？……看情况？”他反问地重复了两遍，似乎不太相信我会拒绝他的邀请，看我没有改口的意思，他失望地转身离开了。对于地点、人物、内容都不确定的计划，我只能根据确定了内容后再决定参不参加啊，但对他而言，“看情况”就等于拒绝。
中午，回家的路上，我有些后悔说“看情况”了，又想不出什么补救的办法，突然想到我写的那个相声，于是赶紧调转车头，在瑞生家的馆子门口碰到一大队我们班的男生，陶然也在里面。我拿出揉得皱巴巴的一张纸，递过去说：“有个事忘记跟你说了，这是我写的相声，想找你和史辉在元旦晚会的时候说。”然后回头笑着对史辉说：“可以不？”史辉一开始推辞，后来拗不过我的央求，便答应先看看稿子。坐在一旁的尚小庆听说是为元旦晚会筹备的相声，也想说，就把稿子也抄了一份去。看陶然没有要留我说什么的意向，只好推车慢慢滑下校门口的那个大斜坡，很慢，很慢。但生活终究是生活，不是言情偶像剧，背后并没有响起那个我期待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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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生活与故事最大的区别是：少了很多不言自明的心有灵犀，少了很多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与坚持，少了很多蹊跷的偶然相逢与不期而遇。没有那么多非你不可，只是好或更好、差或更差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