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天、元稹两个人共同攻习制科考试，中第以后，白居易寄一首诗给元稹说：“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注释说：“当时白居易和元稹共同收集策试范本，总共收集了上百篇，每人都有纤锋细管的毛笔，带在身上去参加考试，参考后两个人相对而笑，称之为‘毫锥’。”由此可知举子们对付考试，把范本编排在一起记诵，从唐朝时就已经有了。“毫锥”笔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门生门下见门生
【原文】
后唐裴尚书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门生马裔孙知举，放榜后引新进士谒谢于裴，裴欢宴永日，书一绝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时人荣之。事见苏耆《开谭录》。予以《五代登科记》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举，四年放进士八人，裔孙预焉。后十年，裔孙为翰林学士，以清泰三年放进士十三人，兹所书是已。裔孙寻拜相，新史亦载此一句云。白乐天诗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予考《登科记》乐天以贞元十六年庚辰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应二年癸卯礼部侍郎萧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时，几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进士之后，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可谓寿俊。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
【译文】
五代后唐裴皞
尚书年事高迈，致仕居家。后唐末帝清泰初年，他的门生马裔孙知贡举（负责主持科举考试），放榜以后，带领新科进士到裴皞府上谢恩，裴皞非常高兴，和他们欢快地宴饮了整整一天。在这一天，他写了一首绝句说：“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当时士大夫都以此事，赞誉裴皞。这件事见苏耆写的《开谭录》一书。我取《五代登科记》考试此事裴皞在后唐庄帝同光年中曾三次知贡举，同光四年录取的进士共八名，马裔孙就在其中。十年后，马裔孙任翰林学士，清泰三年放榜时，共取进士十三人，《开谭录》所说的不错。不久，马裔孙当了丞相，《新五代史》也记载了这一句。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首。诗在注释说：“今科座主高郢侍郎是萧昕尚书门下及第。”我取《唐登科记》考查，白居易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在中书舍人高郢门下以第四名中进士，而高郢则是在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萧昕门下以第九名中进士，到高郢被升为太常卿时，差不多四十年了。萧昕自从宝应二年癸卯知贡举以后，二十四年后的贞元三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之职再次知贡举，真可说是长寿之俊了。看到白居易诗中所写，更可以看出唐朝的举子们是多么尊重主考的座主了。
韩苏杜公叙马
【原文】
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云：“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干十四马》诗云：“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铺写则同。诵坡公之语，盖不待见画也。予《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老《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昔日太宗拳毛马呙，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廝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其语视东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橫出，可谓“妙绝动宫商”矣。
【译文】
韩愈《人物画记》中描述马的那一段说：“马肥大的共有九匹。在马群中又有上等好马和普通的马。有正在行走的，有想摆脱牵缚的，有狂奔的，有过水的，有跳跃的，有翘着头的，有回头看的，有引颈长鸣的，有卧息不动的，有嘶叫的，有站立的，有踢咬的，有饮水的，有解溲的，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有身痒树上磨蹭的，有喷鼻的，有闻味的，有高兴相互嬉戏的，有发怒而互相踢咬的，有正在吃草的，有被人骑着的，有快速跑动的，有慢慢走动的，有驮着服饰器物的，有驮着野兔狐狸的，马的活动形态共二十七类。这幅画一共画了八十三匹马，却没有一点雷同。”秦少游称道此文叙述马事完备而不烦琐，因此模仿它的格套写了一篇《罗汉记》。苏轼作《韩干十四马》诗写道：“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和记的体裁虽然大不相同，但它们的铺陈描绘则是相同的。读完苏轼的试，几乎不用再看图画了。我的《云林绘监》里有这幅画的写本，与原画毫厘不差。杜甫的《观曹将军画马图》说：“昔日太宗拳毛马呙，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这些诗句和苏轼的诗相比，似乎稍逊一筹，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一句，可以说再没有能够超越的语句。杜甫还有一篇《画马赞》说：“韩干画马，笔端像有神助。骅骝（骏骆）老大，（骏马名）清新”以及“四蹄如雷电，一日到天池。看它骏骨相，无疑是龙媒”的句子。苏轼的《九马赞》说：“薛绍彭家收藏有曹将军《九马图》，就是杜甫为之作诗的那幅画。”赞词说：“有马的是天子，画马的是曹霸，杜甫为它作诗赞诵，了不起啊，九匹骏马！”读了这几篇诗文，真能令人心意超然，意气风发，可以说“妙绝动宫墙”了！
风灾霜旱
【原文】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蟊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祐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译文】
宋宁宗庆元四年，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在盛夏时节连连降雨，六月、七月两个月里一次也没有祈雨，农夫家的水车龙具都斜靠在家中的墙壁上，老年人都说这种天气前所未见，于是盼望着今年秋天的收成比往年要好上一倍。然而不久，那些耕种低洼田地的农夫们便说已经遭涝了。余干、安仁两县在八月里又遭受了地火之灾。什么叫地火呢？那就是庄稼从苗根到苗心都生了孽虫，致使禾茎变枯变焦，远远望去，像是金黄的烈火一样，这正是古时候所说的“蟊贼”之害。
九月十四日，又接连下了寒霜，晚稻还没有灌浆成粒的都被这场大霜冻死，饶州所属各县大都如此。一些有田产的农夫到郡县衙门去报告灾情，知州是一位体察民情的官，闻知此情，便有了减免租赋的打算，可是属官们却纷纷说：“皇朝法典规定的减免租赋，可没有说到‘蟊贼’和‘早霜’两种情况啊！”还说：“九月里就该有霜降节，下霜也不足为奇。”按：白居易有一首《杜陵叟》诗说：“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这是九月不应该下霜的明证。
我因而又记起哲宗元祐五年苏轼作杭州知府时，给宰相吕大防写过一封信，专论浙西的灾伤情形，信中说：“贤哲之臣听到灾伤之情，绝不会放任不管，只是怕世俗庸人欺君昧上已成恶习，报喜不报忧，争着说本处并没有灾荒，或者说虽有灾情，不很严重。八月下旬，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几千民众到州衙报知本州发生了风灾，州官认定法典上只有报知水灾旱灾的而没有报知风灾的，因此闭门不听百性的诉说，州衙外百姓非常气愤，混乱中踩死了十一位老人和孩子。由此事可知：地方官吏只喜欢说丰收、不喜欢说灾害的，十人之中就有九人，这种情形不能不明察。”苏轼说到这一步，真可以说是仁人之言了。这是不是古人在创立法律的时候，考虑到像风灾、像早霜一样的灾情不像时旱、时涝那样一看便知，而怕一些刁民借此为由，冒领赈济，滥减租赋，所以不便轻易地将它们纳入法律条文呢？如今看来，把这类灾情重新纳入法典怕是太难，但是只要出现了灾情，那些不包括在水灾、旱灾之内的灾情，朝廷应该专门委派贤良的地方长官实行救助，这样便可以使百姓切实感受到天子的恩德，避免造成大量灾民流离失所，这是施行仁政的上好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