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华的传教士。传教士的收入在义和团起义之前是备受争议的。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涌入中国。是每年付给他们200英镑的年薪，还是让四个不懂中文的传教士平分这200英镑，在中国的恶劣气候下挣扎？这是争议的关键。在中国，传教士可得到租房费用，但是吃饭、穿衣、看病、行路以及中国助手的工资就全要他们自己掏腰包了。豪斯伯夫先生说他每月在中国的生活费是10个大洋（一个大洋合2先令），但我们雇的中国劳工说他们每月的吃饭钱就要消费4个大洋650文钱。那就是说，豪斯伯夫每个月用来打发吃饭以外的一切事情，最多只用5个大洋350文钱就够了。一个习惯了英格兰富裕生活的绅士的生活费怎么能和一个中国劳工的生活费相提并论呢？夏天，我们走访了几个传教地区，他们大都位于中国西部。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大都被在华的外国人高度赞扬，其所展现出的思想和素质，在他们看来远甚于自己国家和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对我们热情友好自然不在话下。
风土人情对一个旅行者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可在中国，你若想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只从中国人那里了解，是无法得到详尽情况的，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尤为明显，但教堂周围的一切情况，传教士们却可以准确地描述。在中国的传教士分别加入不同的传教团体，要把这些传教士分出个高低优劣，某些人一定会不高兴。换个说法可能更好，那就是：如果天主教传教士圣徒真的存在于世上的话，那么我们心目中的圣徒就只有一两个，他们存在于我们遇到的中国传教士中。如果说用新的教义唤醒中国人是传教士的工作，那么并不胜任这项工作的传教士好像也有一些。
天主教传教士
在中国传教活动时间最长的当属天主教，我们最先访问的一个天主教村子，在150年前就改信天主教了。村里没有教堂，牧师不会常住在这里，村民们自己出资修建了一所房子，当牧师来的时候，充作礼拜室的就是这所房子的大堂屋。村里有三所女子学堂。没听人提起过男子学堂，但想必是有的。其中有一所女子学堂设在一个大农舍的一间小房子内，讲课老师是一位老太太。学生的出勤率不高，孩子们很害羞，学生和老师交流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老太太年纪大了耳背。另外两所要好得多，小女孩们读书、唱歌，但做算术题好像不是很在行。每个人都有红润的面颊，清秀的五官，目光中闪动着聪明伶俐。这里的卫生状况比中国其他地方都要好，这在该村也是一大特色吧。与附近的村子相比，反差就更强烈了。我们经常在其他村子听人说这样的话，“不，我信奉三大宗教，我不入基督教”。他所谓的三大宗教可能是指道教、佛教、儒教吧。这样的话是从一个长相不太好看的小男孩嘴里说出的。如果一个乡村的概貌肮脏凌乱，那么我们据此就可以断定，这些村民所信奉的一定不是天主教，而是中国宗教。还有个村子，距离这个已入教的村子不远，那里人们眼神恍惚、神态疲惫，身上都肮脏不堪，在那里我们都不敢吃饭。同路的一个男人举止大方，衣着得体，他信教，经营着一家小旅店，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在乎路途遥远，想都没想就跟他去吃饭了。在他的旅馆里，我们见到了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见过的最干净的房间。主人告诉我们，在那个信教的村子，他的妻弟开了家旅店，他们还到处传教，现已每人都发展了60多个教徒。如此可以断定，信教的那个村子之所以干净和整洁，主要功劳在于这个健康、和善、气质非凡的大家庭，宗教信仰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也许这是最佳的传教方式：让中国人自己修教堂，开办学校，每隔几个星期有牧师到那里传教，但前提是你要让村里的人都信教。
在去牧师驻地洪庙场的路上，有个小村子坐落在山坡上，这个村子里的村民都信教。民房散落在山坡上，山坡上有成群的牛在游荡。去洪庙场要经过这个村子，再走20多英里的山路。从外面看牧师住的地方很庄严，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中国房屋，有三个院子和一个不错的花园，装饰简单明快的教堂就在旁边。在教堂拐角处就是女子学堂，这所女子学堂被男孩们的寄宿学校和牧师的住所小心地隔开了。
我们到的时候，星期天早晨的弥撒刚好结束，人们正在散去。有许多人与牧师交谈，或聚在一起聊天。牧师是个年轻人，来自法国中部山区，他书桌边上几块新装的玻璃让他深感骄傲，特意指给我们看。在中国，人们的窗户都是纸蒙的，房间很黑，无法工作，有了这几块玻璃，牧师就可以把工作室设在屋里了。没有贵重的东西放在房子里，他从法国带来的几本书放在简单的书架上，屋子里没有桌子，除三把椅子外，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摆放的东西了。牧师穿中国衣服，头上戴的大草帽也产于当地，他平时没有饮料喝，除了供弥撒用的葡萄酒外。他巡视附近散居教区的居民，用的交通工具是头高大健壮的骡子。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亲人，连朋友也没有。离他最近的欧洲人，到他这儿也要走上一天的山路，离他较远的欧洲人，恐怕要走上好几十天才能到达这里。他拿出一本有插图的导游小册子给我们看，上面有他在法国山区的家，时光流逝，10年了，他一直没有机会回家。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的眼睛始终不敢与那个小册子上的图画相接触，哪怕只是瞟上一眼。法国人历来感情丰富，一旦看到那些家乡的风景就会陷入对家乡的无限回忆中。这个牧师很少收到他人的来信，也没有报纸可看。“你怎么渡过漫漫冬季长夜？”我们这样问道。他说最难熬的是来这里的第一个冬季，后来就习以为常了。看来他是个地位低下的传教士，这一点在他身上尤为突出。如果再有个牧师的话，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信教的村子的状况会更好，无形中也就多了个欧洲人和这里的牧师聊聊天，强烈的乡愁会在彼此的谈话中逐渐平息下来。否则，教化中国人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我们到另一个传教活动区，花了一周的时间，这里有三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庄严的教堂位于打箭炉镇外，像个镇守农田的堡垒。教堂的礼拜室很小，只有八个女学生在附设的女子学校上学，学校被上课的中国修女管理得有条不紊，这些藏族女学生们虽然极端害羞，但课文读得朗朗上口，歌也唱得嘹亮甜美，她们对我们提出的每个算术问题都对答如流。教堂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很好。为来中国传教，这三个传教士做了许多年的准备，他们自己出钱备办了马匹、随从、骡子等，还花了若干年功夫劝人们信教，为八个小女孩免费提供优秀的教育。传教活动付出的费用太昂贵了，不管这些穿中式服装的神父怎么节省，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呀！这些神父有时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但没有报纸读，出现这一问题倒不是谁有意为之，这主要是中国邮政管理体系的问题。有个颇大的鸟舍建在教堂鲜花盛开的花园里，里面住满了小鸟。画和大量的地图挂在墙上，接待室渗透着中国式的庄重和宏大，其他房间并不是这样，仅此一室而已。与英国的传教士不同的是，这里的神父对我们的来访感到十分荣幸，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愿意如数告诉我们，连政治也不例外。他问我们：“知道今年英国大选的结果吗？”一边还忙着把参选各党派的人数告诉我们。随后他还问我们是否收到过家乡的来信？他接着告诉我们，最近那里由于霍乱导致很多人死亡。来过这里的显赫人物，他们的浏览线路和经历，那人做过什么事，这人说过什么话，神父都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谈起。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个神父所提到的那些大人物的到访跨越的时间是以年计算的，而不是以月计算。那是该地20年来，与外界仅有的几次接触。分手的时候，他热情地说：“你们不会遗憾的，这里的一切将永存在你们的记忆里，”“是的，你们即将离去，但有你们伴随的这段美好回忆将会常驻我的心里。”他的眼睛开始湿润了。在这里住了11年，但他谈起这些年的经历来，就像在述说去年发生的事情一样。传教的代价太高昂了，我们这样想。
一段时间后，我们回到乐山，就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新教活动。在这座可爱的城市里，在一幢不是很好的中国房子里，住着两个中华内陆会的传教士和一个豪斯伯夫先生创办的圣公会的传教士。这座房子视野不开阔，没有花园，临街没有传教工作所需要的礼拜堂，而这在传教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传教士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真诚热烈的欢迎，并热情款待了我们。这种礼仪往往只体现在英国传教士身上。他们的房子称不上有多好，但比起满是围观人群、脏乱又有异味的中国旅店来，这里是休息的好地方。在这所房子中，中国内陆传教会的教士已经住了四年。刚来时各方面都存有阻力，找房子也碰到较大的困难；现在他们开始被当地人慢慢尊敬并喜欢了。只有一个佣人帮助教士们做饭、干家务，另外有一个福音传教士负责做传教工作。夏日的炎热在傍晚刚刚退去，他们就开始各自行动了，这好像已经成为习惯。一个留在家里，另一个到乡下去。第二天要发放福音书，传教士要到乡下劝说人们来领，这样做，虽不能达到让他们入教的目的，但可以减弱当地人对传教士的偏见。显而易见，传教士的生活已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他们宁愿在福音书上、在宣传宗教的小册子上花较多的钱。他们说：“我们也想过对发放这些小册子的人收取一定的费用，但这样一来，由于一些人舍不得花钱，就不会看到小册子上宣传的内容了。”他们很少把钱投资在为自己在买奢侈品方面，话说回来，一年40～50英镑的零花钱，能买什么奢侈品呢？他们不嫌收入少，也不叫苦，过着流放一样的生活，他们也不抱怨，在他们眼中，他们住的镇子地理位置最好，当地中国人最可爱。喜欢中国人是我们英国传教士的另一个优点，而法国传教士却不具备这一优点，他们很少说喜欢中国人，说的更多是讨厌中国人。也许正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真挚情感，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无私奉献，有一种自我牺牲就是与天性及习惯完全不同的人住在一起，而他们心甘情愿做这种牺牲。
在去峨嵋山的途中，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导致雅岱河河水猛涨，无法渡河，我们的行程因此耽搁了三天。我在倾盆暴雨中过了一夜，之后天气逐渐转好，我们派去打听消息的人带回口信说是渡口被封了。稍后，我们看见房顶和淹死的狗漂在江面上，有人告诉我们，若雨一直不停地下，知县就要下令禁止一些杀生活动，如杀猪或其他杀生行动（在他们看来暴雨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禁止杀生是为了获得上天的原谅）。在命令生效前，我们希望离开这里，温度计外表因连日的阴雨已经开始长霉了，随行的小狗也不停地狂吠，它身上有许多虱子，相当于一个兵团。房间也开始发臭了，虽然这是旅店里最高级的住房，我们还是想尽快离开，到峨嵋山呼吸新鲜的空气。
景色美不胜收。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绿色的花园散布在城墙内。在三条河流的交汇处，群山环抱，一座葱绿的小岛位于江中，砂石山是红色的，还有古老的方塔和可爱的亭子，刻在悬崖上的巨大佛像就更不用提了。还有山洞，我们去过两个山洞，其中一个是两层的，另一个山洞深达380英尺。在天然石壁上凿出来的洞清晰可见，洞高大概6英尺，有凹进去的地方可供人睡觉，还有搁架，一看就是放杂物的。以前，精心凿出的洞口一定安过门用以透气，但这扇门从外面是打不开的。所有这些都被打上了遗忘年代的印记。这里唯一能显现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中华内陆会的一个传教基地。这个基地现隶属圣公会，有这样的隶属关系，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豪斯伯夫先生同他的伙伴每年的生活费只需40英镑，也就是说，他们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只有20英镑，这种情况是否属实，我们不知道，但据知情的人说，一年有40英镑就可以生存下去了。有人说，传教士是出于某种企图才来中国传教的，那不妨让他在这里过一个夏天，尝试一下那种煎熬。在这里，仅有的肉食是鸡和猪肉，盐都是蓝绿色的，糖要洗过才能吃，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吃”，一年的全部费用就是40英镑。从英格兰到上海所需的运费只是从上海到这里的三分之一，有人认为出于对旅行和冒险的喜爱，是传教士到这里来的目的，那么你可以在你所熟悉任何一个城市待上四年，尝试一下那种感觉。四年前，这两个年轻的传教士来这里传教，现在他们依然待在这里。
穿欧式服装的女性从没有出现在东山的街上。在一个地方，人们故意刁难我们，在台阶上，他们画了个十字架，他们认为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走过去了。传教士们初到这里时，人们认为基督徒会干各种各样的坏事，如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偷走，所以家长们就在自己孩子的衣服上画上十字架，认为这样做，基督徒们就会放过他们的孩子。在当地，罗马天主教也设立了一个传教基地，一个神父说，他来四川已经有28年了，那时候只有1%的人在吸食鸦片，这个数量不会超过3%。现在，他估计约有25%的人吸食鸦片。在我们听到过的数字中，这已算是最保守的估计，真实的数字一定会比保守数字更高。吸食鸦片的人不断增加，他们正以尽可能快的方式自杀。
重庆到乐山陆地行程，我走了11天，在这11天中，我看到这里的人都虚弱无力，这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没见过的。有些地方土地肥沃，但整个村庄的男人都脸色苍白，躬着背，身体像都被掏空了，也许连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们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驮着东西赶路，而都是在散步。每人手里几乎都拿着个小盒子，这种小盒子起初被我误以为是一种新型的柯达胶卷，但它比我们常见的胶卷盒要小一些，也更结实。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们吸食鸦片的专用物品。这里的孩子都很健康，地里有很多庄稼，比日本静岗和名古屋之间的庄稼还要多。大面积的盐场就在附近。盐场里有成千上万被开采出的盐井和高高的井架。当地有天然气，他们烧天然气煮盐，以此照亮盐场。这里有一座山被雕成一尊半身佛像，让人啧啧称奇，这座雕像的眉毛是用草和灌木做的，似乎最近修饰过，所以看起来不比乐山大佛年代久远。乐山附近美不胜收，是度假的好地方。
从双福场到乐山要走一天的路程，它是中华内陆会的一个基地，有两个传教士在这个基地研究中国文化，他们是豪斯伯夫先生的助手。其中一个传教士已经有了妻子和一个新生的婴儿，他说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好，但当让他们聆听上帝的教诲时，他们就不愿意了，昨天他散发的宣传画全被撕碎了，上面印有基督的名字。
到这儿传教还不到一年，住的房子在中国来说是最好的，有供研究的房间，还有学校，学生们都积极认真地上课。在临街有座小礼拜堂，是由两家商店改成的，屋后有个更大的厅。每到周日，做礼拜的人挤满了整个大厅。从双福场出发再走不到一天的时间，还有一个中华内陆会，基地设在一所官宅里，传教士们就住在那里，当然官员早已不在里面居住了。屋子光线不是很充足，有个大花园，还有一片连着山的开阔地，位于屋后。另一位传教士来华已经10年了，他有五个孩子，直到现在，他和妻子还没有办理结婚证，非法同居着。
此外，豪斯伯夫先生手下还有一些人在这儿研究中国文化。传教士们在刚过去的瘟疫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两年来，已有十个人在该基地做了洗礼，此外，还有许多人前来询问和了解上帝，他们就抓住机会向这些人布道，入教之前，每个中国人要听一年左右的布道。传教工作在我们访问之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传教士们说，中国人很友好，愿意聆听上帝的福音。有八名传教士在去年夏天的霍乱中丧生。对有人说他们吃不饱的传言，传教士们只是淡淡一笑。虽然一年只有16英镑，但他们的居住条件看上去还不错。可学校和教堂的房租都包括在这16英镑当中了！但从表面上观察，在吃、穿、住方面，上述后两个基地的传教士们还算体面。中华内陆会的某些成员，在英国是有地位和身份的人，有些人的社会地位是通过多年的努力得来的。这些成员加入中华内陆会后，工资微薄，很快就精疲力竭，一旦生病还要向别国的传教士借钱看医生。有一个最经济的办法那就是在中国设立教育机构培养中国人做传教士，再让他们去劝自己的同胞入教。中国人生活俭朴，脾气也不像欧洲人那样火爆。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用外国人做传教士的做法，他们早已弃之不用了。中国人劝化自己的同胞要比外国传教士更称职，至于在教义上做做指导，组织一下传教活动，让外国传教士做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