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上卦本为乾，下卦本为坤，乾的第一爻与坤的第一爻互易位置，即成为《益》卦，因而有减损上方增益下方之象。民为国之本，“益”民实质益己，因而卦名《益》。又，上卦“巽”是风，下卦“震”是雷；风愈强雷愈响，风助雷威；雷愈响风愈急，雷助风势；风与雷相互助长，气势增益。下卦“震”是动，上卦“巽”是木是风，卦象又为木船为风所漂动，故有“利涉大川”之喻。益：富足、增加、利益、好处。木道：这个卦中的上卦与下卦都是属于木的，所以称木道。
损上益下，从古代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就是统治者自损以补益在下的平民百姓，人民得到益处而统治者自身也会因此得到益处。民贫，朝廷的统治就不稳固；民富，朝廷才能免除忧虑。所以高明的统治者善于使用损上益下之道，从上方施利于下，其统治才能光明昌盛。
[爻辞新解]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大作”即大的作为。“厚事”即重大的事情。“初九”是“损上益下”的开始，由于在上者的施与，使“初九”增益，发展当然是无限的，可以大有作为，并且会获得大的吉祥，没有过错。“象传”说：“下不厚事也”，是说“初九”，本来位卑，不可作大事，但得到增益之后，就可以有功而无过，可以作大事了。
这一爻，说明民众得到施与增益之后，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进步。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这一卦是损上益下，“六二”以柔居阴位，是刚不足者。“初九”的阳刚向上发展，增益了“六二”，“六二”又与这一卦的“九五”阳刚相应，于是，“九五”就用有余之刚，弥补“六二”阴虚的不足。“象传”说：“自外来也”，即指外卦的“九五”。但事在人为，“六二”得到增益之后，需要永远坚持正道，才会吉祥。
这一爻，说明力量不足，柔顺，谦虚的坚持走正确道路，就会得到吉祥。
六三：益之用事凶，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是柔爻居下卦的上位，与“九四”相邻，因为发生凶事，请求增益，“公”即指“六四”；得到增益，是由于手执信物，心中有诚，说的是实情，这样做，当然无咎。同时，“六三”又与外卦的“上九”相应，意味着“六三”受损，也是“上九”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六三”在与“六四”的比邻关系、与“上九”的相应关系中，处于损上益下之时仍然得到了平衡，所以“象传”说，“固有之也”。
这一爻说明，受益要有诚有信，坚持正道而受益。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六四”是柔爻在上卦得正位，好比邻近天子的公爵，同时爻义与“六三”相连贯。下从“六三”，上依“九五”，而能以中正行事，用正确的态度顺从“九五”至尊，在损上益下，因动而顺主时，能够损己益人，随从国主迁都。这样，就实现了自己的志向。
这一爻是说损己授人，随人益己。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心”是施惠之心。“德”是施益在下的德政。
“九五”刚正，是施益于下的贤君，更信任“六四”能将恩惠布施于人民，因此用不着过问，也知其能办得至善吉祥。也信任他布施恩惠必不居功为己有，而能传达我的德政。
“象传”上说：所委任的人，能把施惠的大德公布的明白，如此便可大展抱负了。
这一爻说明，有施即有受的精神。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上九”刚强，不中不正又是益卦的终点，所以如果再多求受益而不知廉虚，必会求益不得，甚至受到攻击。又因只重利益，以致患得患失，而意志动摇，毫无恒心，结果凶险。
“象传”说：无人给以援助，因其言辞中没有诚意，只是他的片面之语，自欺而后人欺，因而遭受外来的攻击。
这一爻说明，人不可贪得无厌。
[益卦点悟]益下则固其本
“上”与“下”、“损”与“益”，这种双边活动乃是在国家社稷这个统一体中进行的。为上者不体恤民瘼，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天下立马就要大乱。这就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由此可见，损下益上也罢，损上益下也罢，不管表面上直接受损的是谁，但是在国家社稷这个统一体之内，受损者最终还是能够有所得益。这就是上下、损益之间最突出最根本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益卦例解]益人终能自益益民则民悦，民悦国无疆。清初统治者明白此理，轻徭薄赋，奠定了大清的盛世之基。
清初，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各地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形势十分严峻地摆在清统治者的面前。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要缓和阶级矛盾，安定人民的生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进一步竭泽而鱼，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不仅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因为广大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本不可能承受明末统治者那样大的剥削量。清统治者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认识到“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行蠲免，薄赋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从逆之心自消”，因此，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这对当时的清统治者来说，是巩固政权的惟一途径。
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开始，清政府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免一年、二年或三年不等。自顺治元年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并规定，赋税征收以万历初年《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
为了确定征收赋税的依据，避免地方官任意加增，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完成。从该书规定的数额看，清朝对农民的赋税征收要比明朝明显减轻。为了使农民自己知道所交钱粮的数目，以防胥吏从中舞弊，清政府于顺治六年（1649年）颁刻“易知由单”。单内开列各州县应征本折款项，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每亩应征银米数目等，将单当众散给，收取本人亲笔领状。如果单外多征者，准许告发。此外，又将应解漕粮改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从而免除了部分解户的赔累之苦。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安定人民生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康熙以后，全国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长，均与这一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政策的推行，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益人必然使人悦服。不但治国如此，对于个人而言，如果能诚心诚意，益于他人，也必然能得到他人诚心诚意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