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学者尤·谢·里亚布采夫在《千年俄罗斯》一书的《致中国读者》中写道：“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还很年轻，她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在此期间，她走过了辉煌的道路，以无数杰出的人物和文物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独树一帜的俄罗斯文化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苏联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依旧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依旧是对我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也是同我国在科学技术、军事、能源、教育、文化等领域交往最多的国家之一。自2001年两国元首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来，中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双方成功互办了“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和“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至2017年则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最近两年，随着“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积极开展，两国务实合作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由于世代友好的理念已渐入人心，双方在各个层面（包括官方和民间）的交流与合作必将不断深化。无论是为了总结20世纪的历史经验，还是为当下开展有效的双向交流、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抑或是为了展望未来的两国合作前景，我们都必须系统而深入地了解俄罗斯。
我国出版界历来较为重视译介外国学术名著。苏联解体以来，国内曾出版过不少俄罗斯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译著，但多“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苏联丛书”。该丛书分为“俄国部分”和“苏联部分”。前者包括《俄国各阶层史》、《俄国社会思想史》、《俄国教会史》、《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等11种；后者则有《苏联地理》、《苏联人口七十年》、《苏联教育史》、《苏联哲学史》等10种。此外，该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也列有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1—5卷）》和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等。但这些原作都是苏联及更早时期的学术成果。在该馆出版的相关译著中，目前见到的唯一一本“新书”是根据1999年修订版译出的塔·谢·格奥尔吉耶娃著《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
本人在我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教育处工作期间（2001—2003）就开始关注这方面的新论，返回南京大学教学科研岗位后也一直与该领域的俄罗斯学者保持着联系。在与俄罗斯学者的交流中，从他们的新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们一方面对俄罗斯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苏联时期的文化在加以重新审视；另一方面，对当下的俄罗斯社会形态和文化现象也在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鉴于我们国内缺乏对此类新作的系统译介，我们提出了编辑出版该译丛的设想，并很快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出版社的支持。在选题方面，我们努力满足三个层次的需求——中俄两国人文交流的需求，我国学术界研究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的需求，我国普通读者了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并最大可能地使译丛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特点。
该译丛第一辑共四册，分别是维·费·沙波瓦洛夫著《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亚·伊·弗多文著《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亚·尼·扎苏尔斯基主编《俄罗斯大众传媒》和谢·伊·科尔米洛夫主编《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十分巧合的是，这四位作者都是莫斯科大学的知名教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大众传媒》的出版恰逢“中俄媒体交流年”，俄罗斯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杰尼索夫先生于2016年1月专门致函南京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信中称此书“在中国的出版将会增进俄中学者的彼此了解，也将促进两国传媒研究的发展”，“2016—2017年是俄中媒体交流年，《俄罗斯大众传媒》一书在中国问世恰逢其时，符合时代潮流”。《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于2015年获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此外，《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30日第8版）发表《民族问题与民族的解体》一文，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做了有力推介；国内核心期刊《俄罗斯文艺》也发表了两篇书评，分别对《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和《俄罗斯大众传媒》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本译丛的目的是向我国读者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地介绍俄罗斯社会与文化方方面面的情况，我们将持续推出俄罗斯政治、哲学、法律、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新书，因此本译丛具有开放性。俄罗斯方面也对译丛的后续出版工作予以高度重视，2016年5月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阿·尼·叶夫西科夫一行专程来南京大学商谈相关事宜，并赠送了一批俄文版新书。
该译丛第一辑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支持，特此致谢。
王加兴
2016年9月14日
于南大和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