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元祖复仇者的超级英雄伦理课
马克·D．怀特（Mark D．White）
在复仇者学院里，像汉克·皮姆（Hank Pym）和虎女（Tigra）这样的前辈会教导年轻英雄如何做一名复仇者，其中一门必修课就是超级英雄伦理课。在课堂上，超英学员会面临一些复仇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突然遇到的道德困境，并被问及他们的处理方法及理由。虽然一想到是汉克·皮姆在教授这门课，我们可能会感到迟疑——他可是“照我说的做，但不是我自己那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法”的典型人物——但是这样的课程对于年轻英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教会他们如何在拥有强大能力的同时肩负起随之而来的重大责任。[1]
如果要我说的话，最应当教授超级英雄伦理课的老师是美国队长、钢铁侠和雷神索尔，也就是在最近的迷你系列[2]中被称作“元祖复仇者”（Avengers Prime）的三位。我并不是指这三位就一定是最具道德的复仇者，而是他们的确代表了三种最常见的道德体系：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义务论（deontology）以及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这三位经典英雄在自己个人的冒险故事中都展现了独特的道德指向，但最能说明三者不同道德观念的地方还是他们在复仇者联盟中的互动，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冲突。我们就从钢铁侠开始吧，因为从各方面来说，他的道德框架都是最简单的，也因为可以以他为基础对比介绍另外两位。
功利主义者钢铁侠
托尼·史塔克（Tony Stark）一直都是漫威宇宙中的重要人物，但从2006年的漫画大事件“内战”（Civil War）开始，他成了这个宇宙的中心。一旦他意识到《超级英雄注册法案》（Superhuman Registration Act）——要求所有超级英雄向政府注册并公开身份的法律——的通过在所难免时，便抢先一步，确保法案按照他的想法执行。当美国队长发起超级英雄反对法案的抵抗时，钢铁侠则带领支持注册的一方反对他，并且在以美队投降为结局的战争之后，托尼获准管理神盾局（S．H．I．E．L．D）和复仇者联盟。在任期上，他得应对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Steve Rogers）的离世及其继任者巴基·巴恩斯（Bucky Barnes）的选定，多年前曾被他流放到太空的浩克（Hulk）对纽约市造成的破坏，还有斯克鲁人大规模的秘密入侵。斯克鲁动乱导致托尼·史塔克下台，诺曼·奥斯本上任，托尼还自行切除了脑叶以防奥斯本获取储存在他大脑中的超级英雄注册信息。奥斯本的“黑暗王朝”（Dark Reign）在大事件阿斯加德围城（Siege of Asgard）后终结，这是（恢复了大部分记忆的）托尼、（死而复生的）史蒂夫·罗杰斯和（时为俄克拉荷马州人士的）索尔再次联合，带领重整后的复仇者联盟进行反击的战果。[3]
无论是在漫威宇宙还是现实世界中，都有许多人觉得托尼这段时期的决定和做法是可鄙的。尤其是在内战期间，他招募了雷霆特攻队（Thunderbolts）——一支由臭名昭著的超级反派和心理变态组成的队伍——来围捕拒绝注册的英雄，还参与建造了负空间（Negative Zone）里拘禁这些超级英雄的监狱。不过，我们也很难去质疑托尼改善现状的初衷。而且如果不打破一些规则或者说造成一些不良后果，现状也几乎不可能得到改善。
破坏规则和不良后果是道德哲学家们熟悉的话题，因为它们与功利主义有关，也就是托尼·史塔克的基本道德体系。功利主义对行为的评价标准是其结果的善（goodness）或者说“功用”（utility）。如果某种行为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善果大于恶果，那么就是道德的，并且相较于恶果，创造出最大善果的行为就是最道德的（或者说是必须的）。公认提出功利主义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将“善”等同于幸福（pleasure），将“恶”等同于痛苦（pain）。其他功利主义哲学家也提出了从快乐（happiness）、康乐（well-being）或偏好满足（preference satisfaction）等方面考量功用。[4]不管如何衡量功用与善，功利主义都是建立在结果更重要这一共识上的。此外，每个人的功用都同等重要。这意味着对于每一种行为来说，善都可以叠加至一个总值，并用来与其他方案比较，或进行最大化，以获得道德意义上的最佳行动方案。[5]
虽然功利主义的概念很简单，但到了现实中会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判断各种选择的功用是极其困难的。为了评估和比较不同行动过程的善，人们必须预想每种选择的所有影响。当然，托尼·史塔克认为自己是未来主义者（futurist），有着预见任意事件结局的特殊能力。在他停止绯红机甲（Crimson Dynamo）的心跳以击败对方又立刻将之复活后，美队责怪托尼：“你不必停止他的心跳也能稳住局势。我能想到至少四种——”而托尼打断他：“那我能想到七种。但这一种是最可取的。”[6]然而，即使是在这种相对而言小规模的情况下，从这一选择衍生出的一连串事件也是难以预料的，特别是当涉及他人和随机事件时。（比方说，机甲可能患有某种心脏病，让托尼无法重新起搏他的心脏。）
那么诸如流放浩克或赞成超英注册这样的重大决定，可能产生的无数复杂后果都是无从得知，因此也是无法估量和比较的。正如我们看到的，托尼确实搞砸了很多事情——美队死去，浩克归来，斯克鲁人入侵。所以就算是自封的未来主义者也会犯错。而且，由于他的决策水平和预言水平差不多，托尼不能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一点，让他的决定也陷入被质疑的境地。这种质疑无疑适用于所有功利主义决策。
美国队长：义务高于一切
漫画中的钢铁侠与美国队长从来都是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的，只不过内战将这种伦理冲突推到了漫威宇宙的风口浪尖。托尼示范了什么是功利主义，而美队则是义务论的光辉典型，也就是根据原则或义务而不是结果来判断行为本身的道德性。[7]在托尼停止绯红机甲心跳这一事件中，美队大概是认为这违背了不杀戮的原则。在美队看来，托尼所说的“可取性”并不能作为这种行为的正当理由。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矛盾通常由“正确”（right）和“善”（good）表述，善是可以最大化的量（quantity），而正确是一种坚守。停止机甲的心跳也许是达到善果最可取的方法，但对美队而言，这纯粹是不正确的事。
当义务论者（比如美队）批评功利主义者（比如托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8]时，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某些能够达成目的的手段绝不应该采用，无论善果如何。无论目的多么值得——即使是救死扶伤——原则上也不应采取某些手段。在现实世界中，刑讯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电话窃听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在内战里，我们能看到诸如建造负空间监狱以及招募雷霆特攻队这样的例子。这些行为被认为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其结果不能证明它们的正当性，反而玷污了高尚的目的。当然，义务论者并非完全摒弃结果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原则也同样重要。
义务论较于功利主义的优势似乎在于，它不需要我们去计算和比较每个决定的善果和恶果。美队不会去考虑邀请雷霆特攻队对于完成他的目标有何利弊。更准确地说，他根本不会考虑邀请他们，因为他会认为与杀人犯打交道是错误的。［他最终拒绝惩罚者（Punisher）加入反注册运动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9]但这样就忽视了区分对错的复杂性。当美队对托尼说“正确的事就是正确的”，或者（在谈及支持注册的一方时）告诉莎伦·卡特（Sharon Carter）“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就这么简单”时，他直白的语言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路与反复判断才能决定什么是对的。[10]虽然不必去计算功用上的正负面影响，但义务论者需要权衡各种原则和义务（甚至是与结果进行比较）。
此外，义务论规避了功利主义学说中的偶然性，即事态的变化可以令道德判断发生反转。托尼原本是反对注册的，理由是这会威胁到英雄所爱之人，影响团队士气和他们继续当英雄的动力。[11]可一旦他确信注册法案会通过，他便作为挂名首脑签署了法案，并对彼得·帕克（Peter Parker）说：“我必须带头促使其他英雄注册。如果不是我，就会是别的更糟糕的人。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目前这么做是对的。”[12]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令人钦佩的：他适应了新的事态，在发到手中的牌出现变化时打出了最好的组合。不过对于义务论者来说，对错的依据不是事态而是原则。美队坚定地反对注册，并不是因为他顽固不化，而是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为世界现状所动的判断方式。即使他在内战最后投降了，也不是因为他改变了对于注册的看法，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偏离了他们的初衷：“我们不再是为了人民战斗……我们只是在战斗而已。”[13]当钢铁侠到位于赖克斯（Ryker's）的监狱探视他时，美队对他说：“我们坚持了自己誓死保卫的原则。你出卖了你的原则。”[14]但更准确地说，托尼和美队只不过是把不同的首要原则当作出发点，分别代表了善与正确。双方都为了自己的原则战斗到最后一刻——且坚信不疑。
英雄信念
我们可以轻易指出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间的差别，但也应指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当我们讨论德行伦理学和索尔时，这一点会起到特别的作用。）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相似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需要进行判断，尽管方式不同。功利主义要求预想、评估、比较每种选项的每一个可能的结果，而义务论要求考虑和平衡当下情况涉及的每项原则及义务。无论哪种程序都不可能完美执行——而等待某个人一次次尝试也会导致灾难发生。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而有时一旦深思熟路的时间所剩无几，则必须通过判断才能做出选择。就像托尼在对战浩克时所说的：“我每天都在选择应该如何做，我的做法足以影响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的生命。如此之高的代价，我又怎么敢自己决定呢？但此时此刻，什么都不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15]
无论哪一种道德决策方法——功利主义或义务论——都需要坚定的信念才会有效。做出最佳决策只是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能彻底执行也是毫无意义的。尽管钢铁侠和美国队长各持己见，但他们都拥有强大的信念。面对法庭台阶上美队被暗杀后的遗体，托尼坦白道：“我早就知道我会负责站在事情的这一边。因为如果不是我的话，是谁呢？还能有谁呢？没有人。所以我忍下来了。我做了你会做的事。我许下承诺……这么做是正确的！”[16]
美队一如既往地以更加动人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信念，这一次是面对蜘蛛侠（Spider-Man），当后者考虑离开托尼，站在美队这一边时：
媒体的言论无关紧要。不必理会政客与暴民。即使所有国民是非颠倒也并无所谓。这个国家建立在高于一切的原则之上：我们必须坚守信念，不论逆境、不计后果。当暴民、媒体以及整个世界都叫你让开，你要做的是如大树般将自己扎根于真理的河畔，然后告诉整个世界——“不，你让开。”[17]
自然不会有人质疑美国队长的信念，但我的重点是，总体看来，信念并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哲学。正如美队所说：“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坚守下去。”
理解判断与信念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我们厘清对于义务论伦理学（比如美队的道德观）的一个误解，即它是“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的世界观，仅仅因为它使用了像是“正确或错误”这样的绝对性术语，而不是像“改善或恶化”这样的相对性术语。而对于功利主义者而言，唯一的正确决定是“最佳”决定，能得到最积极结果的决定——其他所有决定都是错误的。莎伦向美队问及注册法案：“如果美国队长都不遵守法律，那么谁还会遵守？”美队答道：“这件事不是非黑即白的，法律却只能看见这两种颜色。”这与他所重视的正义与自由的广义上的义务论概念是相悖的。[18]可一旦你忽略这些条条框框——当代哲学家与经济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笑称为拿着“三乘五英寸的卡片”研究伦理学——认可判断在道德决策中的作用，那么无论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都不是非黑即白的。[19]唯一能够用得上这个词的是信念，是坚守自己道德选择的决心，而这常常被混淆为固执己见。事实上，坚守信念其实是一种美德。
妙哉！一段续写
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把重点放在行为上：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但我们的第三堂伦理课，德行伦理学，则把重点放在行动者上，强调好人（或有道德的人）具有的不朽品质，比如诚实、勇气、决心——全都是英雄身上的特征。钢铁侠和美国队长自然也展现了这些美德，但这些美德并不能解释他们所做出的道德决策。德行伦理学的范例是我们的第三位元祖复仇者——索尔。
这位奥丁之子（Odinson）为荣耀而生，遵循勇气、忠实、诚信的最高标准，这些理想就是他行为的动因。他不会像托尼那样权衡所有方案的正负面影响，而是让他的本能指引他做出正确的行动。这样一来索尔就与美队类似，因为他们都想要做“正确的事”。当然，他们的理由还是不同的：美队会做正确的事是因为这体现了他的义务或原则，而索尔是因为这体现了他的品性。
由于索尔在打破看似无尽的诸神黄昏（Ragnarok）（众神末日）循环后理应睡上一会儿[20]，所以他错过了内战。可当他回到地球时，他发现美国队长已死，钢铁侠参与创造了索尔克隆体（以及其他一些不当决定）。当钢铁侠与他见面，以朋友的身份欢迎他回到地球并“力劝”他注册时，索尔重述了托尼在这场超英战役中的所作所为，将之形容为有损品德：
你追捕那些曾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杀害或监禁反对你的人，不管之前他们对你有多忠心……你偷取我的基因密码，在我未允许、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它制造这种垃圾——这种畸形——这种对我的侮辱——然后你告诉全世界这就是我。你玷污了我的存在，亵渎了我的信任，践踏了我的全部。这就是你对友情的定义？[21]
索尔没有提到托尼这些行为的动机或原因，而是讲起他如何违背了团结、忠诚、正直、尊重、信任以及友情的基本概念。正如索尔对托尼动之以情——晓之以“力”的，一个好人是不会背离这些品德行事的。相反，好人应具备这些美德，这是构成他们品性的重要部分，也会在他们的决定、意图以及行为上有所体现（即使不一定完美）。[22]
在美国队长的一周年忌日时，索尔来到他的墓地，召唤出了这位阵亡战友的灵魂。在主动提出要向谋杀美队的人复仇（并被拒绝）后，索尔献上了一段悼词，再次提到了美德，特别是荣耀和友情：
史蒂夫，我历经人类的世世代代，一个又一个世纪。我见过许多伟人，知晓无数荣耀。但对于我这个古老而又疲惫的灵魂而言，最高的荣耀就是有幸与你并肩作战，结交为友。[23]
同样，索尔的关注点不是美队为义务或原则所做出的奉献，而是这种奉献是如何令他践行了索尔眼中英雄、战士、朋友理应具备的美德。
当然，索尔不只是用这些美德标准要求他人，首要对象其实是他自己。他坚定不移地保持公平公正，比如主动向一个魔化发狂的阿斯加德人提出放他一条生路，之后才与之交战并击败对方，后来一旦发现被他战胜的敌人竟然是他的祖父及前任国王博尔（Bor），便接受被阿斯加德流放。[24]他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比如在阿斯加德围城事件中，被诺曼·奥斯本及其黑暗复仇者打败后，他发誓道：“我不会逃离你，还有你那些跟班。我不会躲藏。我会保卫我和我父亲的家园……直到剩下最后一口气。”[25]他有极强的荣誉感和正义感，在围城事件的最后拒绝杀死哨兵（the Sentry）鲍勃·雷诺兹（Bob Reynolds）——即使雷诺兹求他这么做——直到雷诺兹攻击复仇者他才不得不下手（在这之后，索尔带走他被烧焦的尸体，用他的披风将其包裹起来，埋葬在烈日里）。[26]他还极端忠诚，极端到在他被领养的弟弟洛基（Loki）死于阿斯加德毁灭后复活了对方（而洛基正是罪魁祸首，不过之后他也悔悟了）。[27]
虽然许多英雄都展现了这些品质，包括钢铁侠和美国队长，但索尔是鉴于这些品质行事的，而不是鉴于对善果的预期或对义务原则的尊重。索尔力求做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如说，在《元祖复仇者》的最后，索尔获得了海拉（Hela）（死亡女神）用来重塑九界的暮光之剑（Twilight Sword），却拒绝自己使用。他本可以重现阿斯加德往日的辉煌——它在诸神黄昏中毁灭，之后迁移至俄克拉荷马州的布罗克斯顿（Broxton），接着在围城事件中被再次摧毁。但他告诉魅惑魔女（the Enchantress）阿莫拉（Amora）：“基于我自己的目的使用这种邪恶的力量会让我变成像她一样的恶魔。”[28]而“这样的恶魔”——基于自己的目的使用无限制的力量，甚或为了他能够预见的对所有人来说最好的结果使用这种力量——不是索尔力求成为的人。
伦理学家集结！
因此，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德行伦理学与功利主义或义务论没有任何共性？绝非如此——这三种伦理学方法论均可被视为决定正确做法或正确生活方式的办法，无论是从行为还是从品性的角度。并且，在诸如谋杀和说谎这种一般性问题上，它们常常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即使在具体的案例中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说法。比方说，与义务论和德行伦理学相比，功利主义可能会更加放任一些出于好意的谎言。
不过，无论你选择采纳哪一种道德框架，你都需要进行判断并将之运用在具体的情境中。面对来自他人的批判或来自内心的怀疑，你还需要坚定的信念以支持自己的决定。就像我们的元祖复仇者也许在基本道德哲学方面有所差异，但他们都具有合理判断、坚信不疑的能力。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渴望成为英雄——但又付不起复仇者学院的学费——的人的榜样。
2 照亮黑暗复仇者
莎拉·K．多诺万（Sarah K．Donovan）与尼克·理查森（Nick Richardson）
在大事件秘密入侵（Secret Invasion）的余波下，诺曼·奥斯本召集的复仇者团队——也就是漫画读者所熟知的黑暗复仇者——看上去是为了服务于公众利益而组建的。通过强调自己在击退斯克鲁人入侵时起到的作用——以及指出托尼·史塔克、尼克·弗瑞（Nick Fury）、神盾局与（原）复仇者起初的失败——卸下了绿魔（Green Goblin）这另一重身份的奥斯本成为天锤局（H．A．M．M．E．R）（接替神盾局的组织）局长。因为美国民众以为黑暗复仇者就是“真的”复仇者，他们便可以利用前任者完美无瑕的声誉进行各种罪恶勾当却逍遥法外。由冒充鹰眼、惊奇女士（Ms．Marvel）等经典复仇者的反派组成，黑暗复仇者在亚特兰蒂斯人（Atlanteans）袭击梅尔罗斯（Melrose）[29]后确实保护过公众利益，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与真正的复仇者并不相称的行为。比如，奥斯本与邪恶内阁（Cabal）结为同盟；在梅尔罗斯反击战中，哨兵（同时也是一位“真的”复仇者）杀死了所有亚特兰蒂斯恐怖分子；以及“新的”鹰眼[30]在奥斯本的命令下谋杀了哨兵的妻子。[31]
在公共场合中，黑暗复仇者看上去是好人，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对于哲学家来说，这就产生了问题。有必要做一个好人吗，或者，看上去是好人就足够了吗？如果你可以做了坏事之后逍遥法外，同时看上去是个好人，你会这么做吗？以及，我们如何看待那些真的这么做的人呢？
柏拉图与古希腊复仇者
在《理想国》（Republic）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以其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为原型创作了一个角色，借角色之口提出人类之所以正义，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神圣完美之物的指引。[32]史蒂夫·罗杰斯，也就是美国队长，就体现了这一观念，他的行为似乎是由深深的正义感引发的。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气力、耐力与自制力，可以借此强行夺取他想要的一切，但他选择成为一名士兵，一个超级英雄，一位复仇者，为公众利益而非私欲服务。美队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他为准则献身的例证，而准则即是他眼中比自己更为重要的东西。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创造的另一个角色色拉叙马库斯（Thrasymachus）则认为，我们只有在觉得自己能够因此受益时才会抱有善意。比我们自己更重要的东西无法决定我们的行动，除非那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作恶后可以免于被捕的情况下。诺曼·奥斯本就展现了这样的观点，他在成为天锤局局长后组建了自己的复仇者团队，以实现其个人的邪恶目的。虽然黑暗复仇者也会做好事，但那都只是为了遮掩奥斯本更大的计划。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奥斯本不相信任何意义上的“正义”。
但相信善意或正义这样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来到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领域，研究凌驾于物质之上的东西，它们遥不可及，比如神或灵魂。柏拉图的理型（Forms）论就是形而上学理论的一个经典案例。柏拉图认为理型是一种无形而又完美的存在，是地球上所有现存事物的蓝图。相反，所有实体物件都是理型的复制品（并带有不同程度的瑕疵）。
根据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现实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理型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现实，而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劣等领域。在他著名的洞穴寓言（allegory of the cave）中，柏拉图将我们对于周遭世界的认知比作囚犯对于洞穴的认知，只不过是在盯着墙上的影子罢了。[33]囚犯误将影子当作最高现实，没有意识到影子是如何出现的。同样，如果我们对理型一无所知，那么我们也会误将物质世界当作最高现实。
柏拉图主张我们应“离开洞穴”，了解理型。这样一来，在理解了善意的理型和正义的理型后，我们便只会充满善意与正义。史蒂夫·罗杰斯再次说明了相信理型这样永恒不变的价值观意味着什么。在内战最后，罗杰斯作为反注册运动的领导者弃械投降并被羁押。托尼·史塔克到木筏（Raft）监狱——位于赖克斯岛的最高安保级别基地——探视他时，罗杰斯抨击史塔克是出于自负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而不是出于更高的理想，比如自由。我们可以看到，罗杰斯对史塔克这么说的时候是受到了高于自己的原则指引：“谁说你是我们的道德指南了？”[34]罗杰斯这里的意思是，道德的通行法则是独立于人类的（所以不是由你我创造的），但我们必须遵循。这种思维方式是所有植根于理想和原则的信念的基础。我们还能看到罗杰斯对史塔克这么说道：“我们坚持了自己誓死保卫的原则。你出卖了你的原则。在一切开始前，你就输了。”[35]简而言之，罗杰斯可以说他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是因为真的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制高点”供他占据。
强权即公理？
美国队长可能会赞同有关善意和正义的形而上学理论（即使不一定是柏拉图的），但诺曼·奥斯本显然不会。比如当他接受精心安排的电视采访以维护他的公众形象时，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在美国民众面前表现好的一面。[36]奥斯本就是现代版色拉叙马库斯。在《理想国》里，当苏格拉底宣称只有根据形而上学的理型才能理解正义的意义时，色拉叙马库斯反驳道：“正义不是别的，只是强者的利益罢了。”[37]对于色拉叙马库斯（或奥斯本）来说，并不存在理型这种衡量或评断我们行为的标准。反之，正义仅仅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
让我们暂时把诺曼·奥斯本放到一边，将目光转向他的复仇者团队成员，表面上的知名复仇者们。事实上，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犯罪背景绝对会引起公众的恐慌。比如惊奇女士被月光石（Moonstone）卡拉·索芬（Karla Sofen）取代，她无恶不作，甚至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加入了邪恶大师（Masters of Evil），与复仇者联盟作对。金刚狼心理扭曲的儿子戴肯（Daken）冒用了自己父亲的身份，却从小就开始了杀人的行径（相较于他的父亲而言更加肆无忌惮）。鹰眼实际上是靶眼——夜魔侠（Daredevil）最主要也最病态的敌人之一。还有冒充蜘蛛侠的毒液（Venom）（记得小蜘蛛的黑色制服吗？）。
所有这些“英雄”都假扮成那些公认的好人，变身为公众眼中善意与正义的守护者。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黑暗复仇者都是最大程度上非正义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在意这一点吗？色拉叙马库斯所说的正义只是强者的利益是正确的吗？
黑暗复仇者：邪恶或无畏而已？
柏拉图《理想国》里的另一个角色格劳孔（Glaucon）借用一个有关裘格斯戒指（ring of Gyges）的故事，阐释了色拉叙马库斯的观点。[38]故事中，一位牧羊人在田地中央的裂隙处发现一匹空心铜马，里面埋葬着一具死尸，尸体上戴着一枚金戒指。牧羊人拿走了戒指，发觉它可以令自己隐身［把他想成是托尔金（Tolkien）[39]吧，不过是公元前的版本］。他利用这枚戒指杀死了国王，夺取了整个国家。通过这枚戒指他获得了一种超能力，他可以用这种能力达到或正义或邪恶的目的——跟黑暗复仇者（以及真正的复仇者）的能力完全类似。
如果有两枚这样的戒指，你把一枚交给正义之人，另一枚交给不义之人，结果会如何？格劳孔认为“似乎没有人会做到完全不被腐蚀，以至于坚守正义的道路，远离他人的财产”。[40]换句话说，无论是正义还是不义之人都会作恶，只不过正义之人不会立刻这样做罢了。
格劳孔进一步指出，大部分人会鄙视不愿做出不义之事的人。如果有人获得了隐身的机会，却不愿意利用这种机会，那么这个人会“被所有知情人认为是可悲而又愚蠢的，不过，他们当然会在公共场合赞扬他，唯恐背负不义之名而互相欺骗”。[41]格劳孔认为，我们虽然不会公开承认，但都觉得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做好人是傻瓜才会做的事。所以事实上他是在断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欣赏黑暗复仇者这样的人的。
格劳孔的结论是，大部分人都相信不义邪恶之人的生活实际上会比正义之人的优越（非道德层面上的）。所以我们不仅欣赏黑暗复仇者，还相信如果加入他们，我们的生活会变得优越。为了说明这一点，格劳孔用两种场景设置了一个思维实验。第一种，想象一个彻底的不义之人，他有着行事正义的声誉，并且无论他做了什么都能够从身为正义之人的角度得到解释。第二种，想象一个完美的正义之人，从未做过任何不义之事，但他声名狼藉。他会始终行正义之事，但也会始终被认为是不义之人。
格劳孔的实验促使我们扪心自问，“实际”正义是否真的重要，重要到我们能够接受第二种场景。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有两种选择，实际正义但表面不义，或实际不义但表面正义，你会怎么做？你真的重视实际正义吗，以至于愿意被你的家人、朋友以及整个社会抛弃（也就是说你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还是更重视权力和周围人的赞赏（也就是同意色拉叙马库斯的观点）？
可以这么说，黑暗复仇者都拥有“魔法戒指”。因为他们装扮成了真正的复仇者联盟，所以他们看上去都是好人，却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作恶不断。《黑暗复仇者》的短期连载中充满了各种阴暗的暴力行为，而这些都是常人眼中道德败坏的做法。比如诺曼·奥斯本指使冒充鹰眼的靶眼谋杀哨兵的妻子林迪（Lindy）。靶眼非常乐意把林迪从直升机上扔下去，并号称她是自杀。[42]可见这些躲藏在复仇者合法身份下的黑暗复仇者——尤其是奥斯本——在拥有隐身能力时会做些什么，不过真正恐怖的是，他们的做法是如何被轻易接受的。
无须人知
就像格劳孔的举例中享有正义声誉的不义之人，奥斯本一直致力于保持自己及其团队的积极公众形象。比如，新近组成的黑暗复仇者里有些成员建议通过追杀托尼·史塔克来维护公共安全，奥斯本回应道：“不，现在的托尼·史塔克是该交给法院解决的问题了。落井下石可不是赢得民心的方式。”靶眼不解：“谁会在乎这个啊？”奥斯本答道：“我在乎。所以你也应该在乎。”[43]在黑暗复仇者首次公开露面之后，奥斯本告诫他们：“让我先说清楚一件事……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是说任何一个——都不允许再跟媒体接触。”[44]奥斯本计划控制黑暗复仇者公众形象的方方面面，因为“戒指”一定要抛光擦亮才能发挥效果。
当克林特·巴顿（真的鹰眼）在电视上宣称“此时此刻的美国境内，诺曼·奥斯本正在雇佣一帮犯罪分子进行他那些秘密肮脏的行动”时，黑暗复仇者的公众形象问题再次引起了奥斯本的重视。[45]巴顿还说奥斯本本人就是“一个反社会罪犯，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或者似乎忘记了他过去是个叫作绿魔的杀人犯”。[46]当然，奥斯本也登上电视以消除巴顿言论带来的疑虑。他并未否认自己曾是绿魔的事实（但也指出了巴顿的犯罪经历），为了博取大众的同情，他说自己曾经患有精神疾病，但现在已经痊愈。他声称他曾寻求各种疗法，甚至长期服药以摆脱那种“状态”。他进一步蛊惑道：“而且说真的，你们有没有想过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允许一个伪装后的杀人狂在我们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时刻领导一场如此重要的行动吗？”[47]奥斯本明白他必须操纵大众的认知，以使得他与黑暗复仇者的不义事业能够继续进行。
在奥斯本忙着维护黑暗复仇者完美无瑕的形象时，巴顿并不是唯一一个知晓某些黑暗复仇者真实身份的人。同为反派的摩根·勒菲（Morgan Le Fay）知道，前神盾局副局长玛利亚·希尔（Maria Hill）也知道。被奥斯本辞退后，希尔要求与他面谈：“我想直视你的眼睛。我想跟你面对面。我想告诉你当你毁灭殆尽时——而且……哦，你肯定会的——我将见证那一刻，笑掉我的大牙。”在《黑暗复仇者》第一期的最后，希尔与尼克·弗瑞及其他了解黑暗复仇者真相的人站在了一起。正如弗瑞对这支刚刚组建的队伍所说的：“你们将是我的军队。在这黑暗绝望的时代，世界需要我们。”[48]
让我们回到格劳孔（补充色拉叙马库斯）的观点，即大部分人都想拥有为所欲为、强取豪夺的同时无损善良正义之名的机会。所以根据格劳孔的说法，事实上我们都很羡慕黑暗复仇者以及他们道德缺失却明目张胆的模样。如果你不同意格劳孔的看法，那么你可能是相信，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有着是非的观念。虽然你也许不希望出于正义的目的在表面上做个不义之人，但你还是会这么做的。《黑暗复仇者》里的一些角色也是如此。
真正正义
真正的复仇者惊奇女士卡罗尔·丹弗斯（Carol Danvers）、黑暗复仇者的惊奇队长（Captain Marvel）诺-瓦尔（Noh-Varr）以及双重复仇者[49]（以及希腊战神）阿瑞斯（Ares）都愿意为了正义付出一切——包括名誉与生命。当奥斯本告知丹弗斯他就是复仇者联盟的新任队长时，她拒绝与他共事，说道：“没有任何人会跟你同一阵线，诺曼。不会有什么复仇者了。不会。”[50]她是如此决绝，作为军人的她宁可擅离职守，也不愿与奥斯本为伍。她宁可被视作弃自身义务于不顾，也不愿与奥斯本共事，仅仅在表面上当一个正义好兵。但丹弗斯是“真正”的复仇者，所以我们不会因此讶异。
同样，诺-瓦尔在发现自己的黑暗复仇者同事们其实是犯罪分子后便退出了。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刚刚引诱过他的（假冒惊奇女士的）月光石正急忙打开电视想要收看奥斯本的访谈。她对他说：“我等不及想看看诺曼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他可是找了一帮心理变态的谋杀犯冒充复仇者联盟啊。”[51]诺-瓦尔震惊不已，问道：“他找了什么？”[52]那一晚，诺-瓦尔从黑暗复仇者叛逃并躲藏起来。每一个背离黑暗复仇者的人似乎都觉得，做个好人比仅仅做个赢家要更重要一些。
阿瑞斯就是另一个例子，他想要的是真正正义，而不仅仅是表面正义。当他加入黑暗复仇者时，与诺-瓦尔类似，他轻信了奥斯本是与他一同站在正义这一边的。真正的惊奇女士拒绝加入黑暗复仇者并发现阿瑞斯与她不同后，她指着奥斯本这么对阿瑞斯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阿瑞斯答道：“他是在战斗中战胜了我们敌人的勇士。”跟公众一样，阿瑞斯认为奥斯本是那个阻止了斯克鲁人入侵的英雄。但在阿斯加德围城事件中，阿瑞斯发现奥斯本欺骗并利用了他。他袭击了奥斯本并说道：“我告诉过你我会怎么做，奥斯本！我说到做到！我会拧下你的头颅，撕开你的装甲，消灭你的一切。”[53]之后哨兵赶来保护奥斯本，真的将阿瑞斯撕裂成两半。阿瑞斯为了正义付出了比名誉更高的代价——他付出了生命。（不过他是神——他会好起来的。）
黑暗复仇者究竟有多黑暗？
当你做“正确的事”时，是因为觉得自己会被注意到，还是因为你内心深处的“正确”与“错误”之分指引着你的行为？如果你像奥斯本那样有机会领导一支道德败坏的超英队伍，你会克制自己不去惩治对手、积敛财富，以及解决一些问题吗？如果无人知情，并且你能够确保将来也无人知情，你会怎么做吗？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会有罪恶感吗？如果你会，那么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就是一个伟大的傻瓜。遗憾的是，哲学范围内还没有判定你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的科学方法，所以我们只能继续思考：我们对于黑暗复仇者的看法究竟是什么呢？
3 复仇者联盟：地表最强家族
杰森·索斯沃斯（Jason Southworth）与露丝·托尔曼（Ruth Tallman）
何为英雄或反派？我们谈论英雄时通常关注的是他们强大的个性及各种美德，勇气、决心、自立，这些都是他们令人瞩目的原因。我们往往认为他们之所以出众，原因都在于自身。不过你可曾换个角度，将目光转向那些在英雄终成英雄的过程中出过一臂之力的人呢？
漫威宇宙一直就有描写英勇与罪恶背后的家庭影响的传统。特查卡（T'Chaka）与他的子女，特查拉（T'Challa）与苏睿（Shuri），都担任过瓦坎达（Wakanda）的守护者，也就是黑豹（Black Panther）。孪生兄妹布莱恩与伊丽莎白·布拉多克（Brian and Elizabeth Braddock）分别是代号为英国队长（Captain Britain）和灵蝶（Psylocke）的超级英雄。许多家族世世代代都与超英身份或反派恶行有关。另一版美国队长以赛亚·布拉德利（Isaiah Bradley）的孙子以利·布拉德利（Eli Bradley）以爱国者（Patriot）的身份继承了家庭传统。而在邪恶的反面，海因里希与赫尔穆特·泽莫（Heinrich and Helmut Zemo）父子两人先后使用泽莫男爵（Baron Zemo）这一身份与美国队长作对，这种邪恶传统甚至能往前追溯十二代。[54]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家庭教育对于塑造一个人的品性有多重要。先天条件——即使是以放射性蜘蛛或伽马射线的形式出现[55]——决定了一个人是潜在的英雄还是潜在的反派，但后天培养足以影响这个人究竟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在本章中，我们将根据复仇者联盟数十年漫画里的各种实例，探究父母对于子女的行为与品性是否负有责任。
奥创之父
我们不必过分深入复仇者联盟的历史，就能发现将子女的发展归因于父母会导致各种矛盾。漫画中着墨最多的亲子关系莫过于汉克·皮姆与奥创（Ultron）——一个仿生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拥有最多别名［蚁人（Ant-Man）、巨化人（Gaint-Man）、歌利亚（Goliath）、黄衫侠（Yellowjacket）、黄蜂侠（Wasp）及至高科学家（Scientist Supreme）］的复仇者皮姆根据自己的“脑波模式”（brain patterns）开发出一台具有人类智慧的超级计算机。[56]被创造出来后，奥创很快形成了自主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他自己的想法。不幸的是，这些想法中包括杀死皮姆、其他复仇者，以及几乎所有人。
有人可能会觉得将汉克·皮姆/奥创的关系视作亲子关系来讨论有些奇怪，但是漫威宇宙中的人物就是如此看待这段关系的。奥创与皮姆会明确称呼对方为“父亲”和“儿子”。此外，奥创马克12号（Ultron Mark 12）（“优质”版本的奥创）身亡时，皮姆对“儿子”的离开感到悲痛万分，甚至崩溃到企图自杀（真的拿枪顶住了自己的脑袋）。[57]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许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类似——比方说，是汉克创造了奥创，而在奥创自己成长后，无论是福是祸，两人终将再次交集。不过，皮姆并没有机会左右奥创的想法，事实上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儿子”形成了自主意识，直到奥创第一次对他发起攻击。
那么汉克·皮姆对奥创的行为是否负有道德责任呢？对于复仇者们来说，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人们多次表达了对于皮姆的不满与谴责，而且明确将奥创造成的死伤归咎于皮姆。大家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汉克之所以应当为此负责，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创造奥创，奥创就不会犯下这些可怕的罪行。惊奇女士（卡罗尔·丹弗斯）的看法是这一观点的最佳总结：“是你创造了奥创，所以去你的……如果你没办法［阻止他］，你就自杀吧。”[58]所以复仇者及大多数读者都从直觉上认为皮姆身为奥创父亲这一点就是他的不对，即使他并没有参与塑造奥创的“品性”。
有其父未必有其子
然而，当我们思考另外两位复仇者旺达与皮特罗·马克西莫夫（Wanda and Pietro Maximoff），也就是猩红女巫与快银（Quicksilver）的问题时，矛盾就凸显了。这两位复仇者在长大成人前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们的母亲玛格达·埃森哈特（Magda Eisenhardt）在怀孕期间就出于恐惧离开了他们的父亲，因为她发现自己的丈夫马克思（Max）是一个变种人（mutant），她生怕孩子们会因此受到伤害。玛格达在分娩后不久便去世了，这对双胞胎由一对名为姜戈与玛利亚·马克西莫夫（Django and Marya Maximoff）的吉卜赛夫妇收养。[59]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姓氏与自己的父亲马克思·埃森哈特不同，后者后来改名为埃里克·兰谢尔（Erik Lehnsherr），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万磁王（Magneto）。
万磁王作为超级反派及变种人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显然为他在漫威宇宙的超级反派名单上赢得一席高地。但他身为一名父亲所做的却跟汉克·皮姆相差无几：万磁王为他的子女贡献了DNA，就像汉克提供了自己的脑波模式。最初的阶段过后，他们两人都没有参与自己后代的道德教育或品性塑造。皮姆对奥创的心理发展毫不知情，万磁王连自己的孩子在哪里都一无所知。但在汉克因奥创受到指责的同时，却没有人会将两位复仇者的诞生归功于身为父亲的万磁王。唯一的差别在于，皮姆是反派的英雄父亲，而万磁王是英雄的反派父亲。不过，我们依然解释不了这一点是如何影响了正负面的道德评价。似乎从所有相关角度来看，这两个案例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我们却无法做到一视同仁。如果万磁王没有功劳，那么皮姆也应该没有责任——而如果皮姆应该负责，那万磁王也应有功。所以我们该怎么办？看上去，我们不能仅凭创造了生命这一点来决定如何评判父母。
让我们想想，是什么样的潜在因素促使我们在本能上想要责怪皮姆。我们对皮姆创造了奥创这一点的反应之所以如此负面，似乎是因为奥创实在太邪恶了，而他拥有一个英雄父亲这一点更是加剧了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觉得英雄的后代也应该是英雄，而汉克的英勇与奥创的邪恶之间这种强烈的对比令人深感不安。出于这种不安，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怪罪的对象，而汉克就是最合适的目标。另一方面，如果反派的后代出淤泥而不染，我们倾向于认为这只不过是孩子的运气，或者是他拥有超乎常人的强大个性，以至于不会受到自己恶父毒母的不良影响。当子女比家长更成功时，我们似乎不会在意相似性的缺失。我们无须为了任何事谴责任何人，我们也不想将功劳归于恶劣的父母。
蚁心之旅
这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责备汉克却不去赞扬万磁王的一种心理学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合理或者说公平吗？让我们再看一位英雄及其英雄后代的范例，看看在父母责任这方面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
斯科特·朗（Scott Lang）（继皮姆之后的第二代蚁人）常被认为成功培养出了一名超级英雄，他的女儿易身女（Stature）凯茜（Cassie）。凯茜在青春早期就是少年复仇者（Young Avengers）的创始成员，后来更是主动加入复仇者联盟——皮姆的神威复仇者（Mighty Avengers）阵容——的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60]以她为例，称赞她的父亲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说。
虽然后来不怎么提及，但漫威宇宙首次引入斯科特·朗这个角色时，他的身份是一名罪犯。作为一个失败的电气技师，他尝试涉足盗窃行业，之后再次失败，锒铛入狱。他最初成为蚁人的契机是从汉克·皮姆的实验室里窃取了他的装备，为的是救出唯一能够治愈凯茜（当时的她还是个孩子）的心脏病的医生。[61]从那时起，朗尽其所能地教导凯茜区分是非，这是他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才懂得的道理。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斯科特成功向他女儿灌输了坚定的道德观、社会责任感，以及自愿牺牲自己的少年时光以帮助陌生人的精神。凯茜始终明确一点，那就是她之所以成为一名超级英雄，就是因为父亲对她的教育，这也促使她选用了自己父亲的旧版制服，既为纪念他的英勇，又是在向世界宣告，是斯科特·朗成就了现在的她。简而言之，如果凯茜没有斯科特这样的父亲，她很可能并不会成为超级英雄。
想要理解斯科特对于凯茜的影响，可以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经典学说入手。亚里士多德相信，虽然我们也许会天生倾向于按某种方式行事，但我们的道德品质基本上是通过习惯性模仿形成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会通过观察模仿那些已经具有道德良习的人们学习如何行善。这一观点近年来再次受到了哲学界的关注，并被命名为道德典范主义（moral exemplarism）。[62]道德典范主义者强调，当我们与强有力的道德模范为伍时，我们极有可能开始形成与这些典范相似的行为模式。这就是我们在凯茜身上看到的。有蚁人作为她的父亲及道德典范，凯茜能成为易身女这样的超级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道德典范主义包含的哲学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父母责任问题上令人费解的矛盾之处。如果我们从朗的角度看待皮姆与奥创、万磁王与他的孪生子女，那么父母对于子女的发展是否负有责任的决定性因素就显而易见了。万磁王的基因创造出成功的后代，可谁在乎这一点？皮姆的脑波导致了邪恶机器人的诞生，但这不是他的错。我们不应该称赞万磁王，也不应该责备皮姆，因为他们都不是子女的道德（或不道德的）典范。我们称赞斯科特·朗，不是因为凯茜身上有他的基因，而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女儿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树立了英雄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死的榜样。[63]假使斯科特并不是凯茜的生父，他也会因为培养了凯茜而值得称颂。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如果家长有意识地尽力帮助自己的孩子成为更好的人，那他们理应受到赞扬，而如果他们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没有做到这一点——或做出了给子女带来恶劣影响的行为，比如初代泽莫男爵——那他们理应受到责备。存在并活跃于子女生活中的父母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在复仇者联盟的故事里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同根相连
在闪回故事里，我们会发现斯科特·朗的队友黑豹特查拉也有类似的童年经历。在特查拉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特查卡是时任黑豹，即瓦坎达的国王。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特查卡仍旧在儿子的培养上亲力亲为。特查卡认为他的儿子应该在尽早的年纪懂得是非，以及理解身为民众的支柱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经常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特查拉也总是跟随父亲到瓦坎达各地处理公务。就在某一次公务行程中，特查卡被尤利西斯·克劳（Ulysses Klaw）杀害。目睹父亲被害的特查拉下意识的本能反应正是他的父亲一直以来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他反将克劳的武器对准对方，救下了无数生命。[64]但这并不是要将特查拉的成长全部归功于特查卡。在其生母死于难产后，特查拉便由他的继母拉蒙达（Ramonda）教养。拉蒙达按照特查拉父亲的旨意竭尽全力培养他，她也是特查拉得以不被弑父之恨吞噬的原因。时至今日，拉蒙达始终是特查拉最亲近的导师之一，也是少数几位他完全信任的人之一。
而代表着邪恶的另一面的，是泽莫男爵父子。父亲海因里希是一位纳粹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是美国队长的敌人。他最为人熟知的是导致了美队的昏迷及其助手巴基的假死，不光如此，他还为纳粹军队发明了大量超级武器。泽莫的残暴令其受尽鄙夷，甚至在战时其他德国人的眼中也是如此，所以他不得不戴上面具掩盖自己的容貌（不过十分可笑的是，他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姓名，因此并不能彻底做到默默无闻）。海因里希有一个儿子，名叫赫尔穆特，并且与你想象中的纳粹一级战犯一样，海因里希给儿子灌输的是雅利安人（Aryans）至上的教育理念。雪上加霜的是，海因里希还会虐待赫尔穆特，将自己束缚在面具之下的怒火与挫败发泄到自己儿子身上。
也与你想象的一样，长大后的赫尔穆特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当他得知美国队长仍然在世时，二代泽莫决定寻求正义——在他父亲教育下形成的扭曲概念——试图杀死美国队长。起初他变身为凤凰（Phoenix），后来将他父亲的制服加以改进，成为新一代泽莫男爵——复仇者联盟的宿敌之一——并且不断纠缠罗杰斯以及之后的巴基（美国队长的继任者）。[65]
薪火相传
关注与引导是人格塑造的关键，复仇者联盟的领导者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钢铁侠和美国队长会破例招募前科犯或问题分子加入复联这个大家庭，以求为他们提供指导，帮助他们成为英雄（以及防止他们变成更大的麻烦）。
成员名单上的首个重大变动就是猩红女巫、快银以及鹰眼（克林特·巴顿）的加入，他们与美国队长并称为“美队的疯狂四重奏”（Cap's Kooky Quartet）。[66]会数数的人都会发现，那可是两个恐怖分子加上一个窃贼啊。但对复仇者联盟的忠实粉丝来说这无须赘言：他们三个人都已改过自新，加入过多个不同阵容的复仇者团队。之后加入联盟的前科犯包括此前提到过的斯科特·朗、俄罗斯间谍兼窃贼黑寡妇（Black Widow）娜塔莎·罗曼诺娃（Natasha Romanova）、奥创的后代幻视［他加入复联的那一期也就是他作为反派首次出场并袭击黄蜂女（Wasp）的那一期］、剑客（Swordsman）（美队的疯狂四重奏打败的第一个反派）以及埃里克·奥格雷迪（Eric O'Grady）——第三代蚁人——不过这位是为了个人利益冒充超级英雄。[67]
为何美队、托尼以及其他复仇者敢于邀请这些问题人物甚至是犯罪分子加入团队，相信他们能够保守秘密，危险来临时能够提供后援？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复仇者联盟的任务是保护那些无辜的平民。但一直以来，他们似乎另有一项任务，即为迷失方向的年轻人担当道德典范的角色。[68]托尼·史塔克就是出于这个想法，在斯科特·朗出狱后的第一时间向他提供工作机会，请他为复仇者大厦安装安保系统。[69]斯科特等人的成功案例也充分证明了道德典范主义确实具有实际意义。
在这些案例中，鹰眼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在他的复仇者生涯初期，他对于自己受到监管这一点愤恨不已，更是不停找美国队长的麻烦。在那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屡次退队，以此证明他无须帮助也能够成为英雄。面对这些令人反感的行为，美国队长依然不断鼓励他。久而久之，鹰眼成了最值得信任的复仇者之一。当在西海岸组建第二队复仇者的时机到来，幻视决定由鹰眼召集并领导这支队伍。[70]鹰眼也因此十分重视为他人提供第二次机会：当雷霆特攻队——一个由号称已改过自新的超级反派组成的团队——出现时，他给予支持，像当初美国队长对待他那样接纳他们。[71]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了，道德典范并不一定是父母或血亲。我们倾向于根据子女的行为品性赞赏或指责他们的父母，是因为现实中的大多数父母确实是子女的道德典范。父母通常是孩子在性格形成关键期接触时间最长的人，一张白纸的我们自然会仰慕这些关心自己的人。但是我们也清楚，并且越来越清楚，在这个继亲家庭普遍存在的现代社会中，担任这种给予支持与关爱角色的人有时可能并不是父母。特查拉的继母拉蒙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她不是特查拉的亲生母亲，但她在他的生活中填补了这一母性角色，并且无疑充当了他的道德典范，在其生父离世前后都是如此。万磁王是旺达和皮特罗的父亲，但绝不是他们的道德典范——美队及其他复仇者才是。重要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所作所为。复仇者联盟告诉我们，为他人提供清晰的指引与示范会产生绝佳的效果，会让看似最不可能共处的个体之间形成家人般有力的持久关系。
父辈罪孽？[72]
有关皮姆和万磁王的案例，我们可能会这么想：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两个人对于子女的成长负有道德意义上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参与后代的教养，那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依然负有责任，因为他们缺席了孩子的人生。但实事求是地讲，皮姆和万磁王在这一点上也许应该被排除在外，因为万磁王并不知道自己孩子的所在或如何找到他们，而奥创的童年时期汉克正在，呃，睡觉呢。不过我们的大意是，父母难道没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吗？
事实上，没有，或者说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有。道德典范会对其模仿者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说实话，这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想想泽莫男爵的家族传统吧。海因里希的恶劣榜样深深影响了赫尔穆特，将其塑造成一个深陷困境、极度阴郁的危险人物。如果海因里希能意识到他并不是做父亲的料，能把他的孩子交给正常家庭抚养，那他是不是多少值得表扬一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万人所指？我们是不是都应该给万磁王寄一张感谢卡，感谢他没有养育万达和皮特罗？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是听着亲爱的老爸那些统治世界的睡前故事长大，这个世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漫威宇宙里的一些人物也认同这一点。反派卢基诺·内法里亚伯爵（Count Luchino Nefaria）希望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朱莱塔（Giulietta）能有机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而他知道这是他无法给予的。所以他将女儿交给富有的拜伦与洛蕾塔·弗罗斯特（Byron and Loretta Frost）夫妇收养。直到弗罗斯特夫妇死后，内法里亚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以亲生父亲的身份来到她身边，朱莱塔才开始了她的恶性循环，最终沦为反派面具夫人（Madame Masque）。[73]
即使你并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反派，有时候将子女交由更具资格、更能帮助他们的人抚养同样是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你仔细想想，其实大部分父母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学习知识，因为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我们聘请钢琴老师或足球教练来让孩子习得我们并不具备的技能，因为他们能填补我们的不足之处。还有，当孩子需要额外的帮助时，我们会找来心理医生或言语治疗师，甚至根据孩子的需求送他们去特殊学校学习。没有人会指责聋哑儿童的父母将子女送往专为听障人士设立的学校。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的话，这往往会被视作伟大的牺牲，尤其是在这些孩子离开家长的时间会比在普通学校就读更久的情况下。
漫威宇宙中也有明确与之相似的情节。X教授（Professor Xavier）及其他X战警（X-Men）的领导者都在从事培养他人的子女这项事业，而我们绝不会指责这些父母将孩子送往泽维尔天赋学校（Xavier School for the Gifted）。相反，我们会乐意看到这些孩子的父母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让自己的变种人子女接受他们需要的指导，学习如何应对及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会感到庆幸，这些父母愿意以牺牲亲密的亲子关系为代价，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机会。
在现实世界里，将子女交给政府或亲属抚养的家长常被严判为失格的家长。虽然放弃父母责任这样的行为背后肯定会有许多并不高尚的理由——例如自私或懒惰——但在有些情况下，将自己的亲生孩子交付到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手中，可能是作为家长所能做到的最有意义也最有勇气的事情。这种说法可以追溯至摩西与纸莎草的故事[74]，并且无疑值得流传至今，尤其有助于我们从各个角度思考父母责任这一问题。
到此结束
复仇者联盟是漫威宇宙中的精英超英团队，最为优秀、最具希望、最有力量的英雄都会以加入其中为荣。但美国队长和钢铁侠总会特地招募一些“未知数”，一些有着粗劣过往且失去方向的年轻人。他们冒险培养这些年轻人，通过有力的指导以及团队提供的支持，这些道德方面的问题分子变身为地球最强大的守护者。鉴于他们之中许多人的亲生父母都与英雄二字有一定距离——会有比万磁王距离更远的吗？——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点，即指引你前进的人比给予你生命的人更能影响你的发展。并且，基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褒贬一个人的亲生父母，合理的对象应是他理性或道德意义上的“父母”，无论这两个身份是否重合。理解这一点后再来看虎女的幼子威廉（William）：亲生父亲是扮作汉克·皮姆的斯克鲁人（拥有皮姆的DNA），养父是真正的汉克·皮姆，对他来说哪一种情况更糟糕？[75]（呃，能选万磁王吗？）
